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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800富豪的中國

政府對待富人方式影響富豪形象

發表時間:2007年10月24日  
  封面話題:800富豪的中國

  訪談嘉賓:唐鈞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南都周刊記者 彭曉芸 實習生 洪鵠  唐思
 

 賺錢賺得不好意思


  南都周刊:10月10日,2007年的「胡潤百富榜」發佈。榜上首富擁有近1300億元人民幣財富;去年首富的財富值是270億,這個數字在今年甚至進不了前十。從這份榜單來看,富豪們的平均財富比去年增加了100%。財富的急劇增值,是不是也意味着新的財富分配正在展開?

  唐鈞:是的。但這次受到衝擊最大的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產階層,在富豪們的財富急劇增長的同時,中產階層卻在萎縮。原來有機會奮鬥一下成為中產的,現在他的資產貶值了。這樣,貧富之間的裂隙越來越大。我覺得這樣下去很危險,越往後,越積重難返,政府採取措施也更難。

  南都周刊:10月8日晚,《福布斯》亞洲版發佈「2007年中國40富豪榜」,房地產開發商成為今年富豪榜上最風光的人物,引來輿論一片譁然。您怎麼看這個財富榜體現出來的新特徵?

  唐鈞:有從房地產商那邊傳來的消息,說今年賺錢都賺得不好意思了。今年整個房地產行業的異軍突起,你有沒有感到有與股市投機相似的地方,在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房子還是這些房子,房價卻被炒得翻了番。高聳如雲的一棟棟大樓,它的作用已經不是買來住的,其實質已經異化,它與股票甚至沒有什麼差別,只是一個用來炒作和交易的經濟符號而已,這就是泡沫。
  一些富豪沒有擺准位置


  南都周刊:公眾除了對於富豪們的生活頗有興趣地津津樂道,另外一方面,一種被視為「仇富」的情緒也在生長,在這種氛圍之下,理性的聲音和嚴肅的討論將會越來越被淹沒在情緒化之中,這將使化解大眾和精英的裂痕的努力顯得越來越艱難。

  唐鈞:相比較而言,發達國家的富豪逐漸選擇了理性:我之所以能積聚這麼多財富,是社會給了我機會,因此我有責任回報社會。所謂的社會責任就是這麼來的。而在中國,可能還是普遍認為我掙錢那是我的本事,而且大家都在宣揚這種本事。既然是我的本事我掙來的錢我怎麼花就是我的事了,我的地盤我作主,而對社會責任這一塊就考慮得比較少。無論在哪個社會,財富的集聚有個前提,就是要得到社會的承認,否則財富集聚就很危險。這可能就是所謂「仇富」的社會心理基礎。如果你發財後經常考慮要對社會負責任的話,社會本身就會善待你。而如果你認為錢都是你的,想怎麼花就怎麼花,那麼可能賺錢越多就越危險。
南都周刊:富人的社會責任感首先體現在公平地利用機會,有學者認為,如果失去這個前提,任何慈善行為都會顯得更為可恥。

  唐鈞:平心而論,其實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問題,但有的富人表現不好,而他們的表現又容易被社會心理放大,就形成了一種「刻板印象」。實際上,最終還是整個社會的發展目標不清晰。什麼是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的發展軌跡,不是很明白,到具體政策的層面就更糊塗,決策者很容易被一些不負責任的說法忽悠。

  南都周刊:有人認為,中國的富人不善於行善。而在國外,如卡耐基所說,「富人在道義上有義務把他們的一部分財產分給窮人。」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是這種價值判斷的忠實履行者。這是文化上的中西差異,還是制度上的問題?

  唐鈞:我覺得應該都有涉及。但單純看成文化差異是片面的,我覺得是中國相當一部分的富豪還沒有擺准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並沒有說擁有財富的人可以對社會不負責任。

  南都周刊:確實,中國本土的工商傳統中,在早期的中國實業家中,財富不傳子孫,而是致力於公益事業也曾是一種風氣。晚清實業家張謇將他畢生辦企業所得幾乎都回饋於社會,陳嘉庚獨資創辦廈門大學直到財力耗盡,至今讓人們銘記。

  唐鈞:對,古代的人,在外面做官或做生意有了點錢,就巴巴地回鄉做善事,鋪個路、修個橋的,這才是中國的傳統。問題可能還是出在一部分富豪的暴發戶心理吧,以前的政策是不讓人富,現在一下子富起來,就沒有了參照系,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了。現在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價值觀都比較混亂。當然,在制度層面也有缺陷。西方國家先放手讓每個人掙錢,你掙得越多越好,但政府要用稅收的方法進行二次分配,你掙的越多,稅就越多。我們知道,遺產稅是非常高的,贈予稅也很高,這樣就有一定的限制了。而且政府征了稅就用來搞社會政策、社會保障,但中國在這方面還很不完善。
  形象問題不要推給文化差異


  南都周刊:以前關於國外、境外富豪的簡樸生活也廣為流傳,諸如李嘉誠帶的是一個很便宜的手錶,同樣是富豪,比爾·蓋茨、巴菲特等人也受到尊重,何以中國的富豪,尤其是房地產商就遭遇罵聲一片?

  唐鈞:以前有個笑話,說改革開放初期李嘉誠來內地辦研討會,他自己是潮州人喜歡喝粥,就天天請大家喝粥,搞得想來享享大富豪的福的內地商人和專家學者很狼狽。香港富豪好像一直都很低調,很注重自己的社會形象。現在有人說,西方有宗教信仰在約束人,不要以為歐美人都信基督教,據我所知,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是無神論者。所以僅僅把問題推到文化差異上是不對的。其實,中國文化本身是提倡節儉的,李嘉誠可能就是這種文化的典型。

  其實,也有發了財的朋友告訴我,當收入達到500萬以上,對個人生活的感覺就都一樣了。再要有怎麼個玩法只能是炫耀式的消費。也有人說,我可見過有錢人怎麼過日子,比如有的山西煤老闆周末帶幾百萬出來賭博,賭輸了根本不當一回事。還有就是海吃海喝、再有就是吸毒、嫖娼什麼的,這可能就是一部分「富豪」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對富豪不滿可能也是這些方面來的。

  南都周刊:相比比爾·蓋茨等留給公眾的好印象,純真、孩子氣的笑容、知識富豪的魅力,您覺得中國富豪總體上受到的非議較多,問題出在哪裏?

  唐鈞:比較複雜。光是富豪一邊,光是資本一邊,他們的聲譽還不可能毀到如此地步。老百姓更看不慣的是這裏面有官商勾結的問題,有權力與資本合謀的問題。在美國,政府在很多時候是要限制微軟的,反壟斷。所以說,政府怎麼對待富人也影響到很多人心中的富豪形象。現在大家很容易把富豪和腐敗聯繫在一起。他在那兒很牛×地說他發財都是靠自己,但是公眾並不相信。中國的富豪,尤其是房地產商,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與權力合謀。尤其是土地,就與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像前年登上榜首的黃光裕,他是家電零售業的;去年的張茵,造紙業,相對而言,公眾就沒有那麼大的反應。今年房地產商上升的太快了,這是今年富豪榜最明顯的特徵——「賺錢賺得不好意思」,這是什麼樣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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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鄭浩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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