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戴季陶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加入到宣傳和研究社會主義思想的潮流中去了。鑑於他在《星期評論》中大量的宣傳社會主義，介紹蘇維埃政權，使得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等與戴季陶結為同志。甚至在共產國際工作小組來華後，戴季陶馬上就被定為重要對象來團結了。戴季陶雖然參加了中共初期的建黨活動，但他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階級鬥爭說，歪曲地認為它給中國帶來的必然是流血、屠殺以及國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絕對不可能成為思想上、行動上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時，他的表現恰似葉好龍，不敢真正加入這個先進組織的行列。
但是，戴季陶雖然沒有參加共產黨，但他和社會主義學說還是「剪不斷，理還亂，甚至存着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感情，由於孫中山先生還在謀求中國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難能兩就。雖然回到廣東在孫中山身邊工作，但思想上正處在無比複雜的矛盾之中。不久，就稱身體有病回浙江吳興休養，他把自己的住宅起名為「潛園」，又過起世外桃源的隱居生活來。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二次護法失敗後，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從吳興趕到上海，與孫中山先生住在一起。當時正值四川省省長劉成勛的代表向育仁到上海，他帶來了四川各將領向孫中山表示慰問之意的信函，並且歡迎戴季陶回四川制訂省憲。孫中山雖然不大讚成聯省自治的省憲運動，但從來函中看出四川將領們有平息爭鬥，合力團結之心，因而特派戴季陶為代表，帶着孫中山的親筆書信回四川勸告川軍各將領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資源發展實業，讓四川的經濟走在中國前頭，帶動全國的實業發展，完成全國統一之大業。
在舊曆九月初四，戴季陶離開上海，溯江而上。「當日，孫先生就在上海把四川的同鄉，各黨派統統請到他公館裏吃飯，發表這一意思」。以擴大戴季陶入川的影響，讓國人都來聲援這一計劃。
輪船在長江上孤寂地緩緩行駛，戴季陶也整日沉悶寡語，情緒不高，如他自己所述∶「自從離開上海的一天起，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過去自己行為的缺點罪惡的影子，統統湧上心來」。這種精神狀態是戴季陶過去的歲月中少有的。船到漢口，戴季陶驀然想起他十幾歲時，在碼頭被強盜搶走錢財而放聲痛哭的情景，他不由得立住腳步不動了，聯想起少年離家遠渡日本求學到現在，沉浮在政海之中，幾多辛酸幾多惆悵，他感慨萬千，幾乎流下淚來。
剛在旅館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幾日的報紙找來，他想了解這些天來四川局勢的變化情況。翻開十月廿七日的《申報》，他一眼就看到了一條震驚的消息∶「楊森在漢廣購步槍二千支，彈五十萬發，經日（廿五日）派何疇由復楚差輪運往宜昌」！戴季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楊森是不久前在川戰中敗退到鄂西來的，這二千支槍，五十萬發子彈意味着什麼，戴季陶心中再明白不過了。正在驚訝之餘，向育仁過來告訴了他一個更是驚人的消息，他在旅館遇到了幾個四川同鄉，都是川軍各派各幫的代表，為了避開川民的耳目，他們特別躲到漢口，在旅店中策劃再開四川內戰。對川軍各派的情況，向育仁是相當熟悉的。他連忙把這些情況介紹給戴季陶。戴季陶看了報紙後，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向育仁的這個消息頓時使他驚呆了。假使川戰重開，整個川省人民又將淪入火與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家鄉，想到了母親和親人。戴季陶憤怒無比，他立刻和向育仁去見到了這幫人，苦口婆心地勸說這些人，要他們放棄這個計劃，千萬不要再播戰禍。但這些人根本不理睬戴季陶的勸阻，一連兩天，戴季陶、向育仁的勸說無絲毫作用。他們心急如火，立刻登上了招商局的快利輪，星夜趕向四川。此時戴季陶的心情壞到了極點，他「……萬分的苦痛，……種種魔障纏繞，自己偏偏認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象的當中，再也不能明心見性，一刀兩段，再加上看見四川的戰禍逼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軍官政官，都聚在堂子裏的鴉片煙燈旁邊，籌劃殺人放火的事業，甚至政治實業教育這些問題，決不能夠引起他們半點注意，公私交迫，我覺得公私的前途，都無半點光明，於是死神就伸出他的魔手，拼命來招我了。」戴季陶接受孫中山的命令前往四川，是「很想換一個地方，脫離惡劣的環境」，這樣多少有點「新事業的趣味」，還可以達到「四川省的目的」。可是漢口遇到的這一幕，與他此行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戴季陶的情緒低落萬丈，「不知不覺的把一切都丟得乾乾淨淨了」。他陷入苦悶和胡思亂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與他交談，他一句都沒聽見，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雲飄過，戴季陶表情麻木，一副痴呆像。
戴季陶的反常現象，引起了他的秘書和向育仁等人的注意，他們恐怕會出事，一步也不敢離開戴季陶，隨時注意着他的變化。船快到宜昌時，離故鄉越來越近了，戴季陶的心情也煩悶到了極點。他早上沒有起床，甚至連午飯都沒吃，向育仁到客房中為戴季陶解悶，戴季然只強打精神沖他一笑，默默不語。他回想三十幾年來的奮鬥，好像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黑暗，不由得黯然神傷，把事業、生命一切都拋在一邊，這倒是聽得明明白白，他只覺得自己萬念俱空，彷佛要超然於世，他只渴望以死來解脫一切憂愁和煩惱。向育仁並不知道他的一番話對戴季陶起到了催化劑作用，以為戴季陶的情緒好一些了，就離開了房間。
整個下午，戴季陶顯得格外輕鬆，面容一改往日那種愁悶的氣色，甚至顯得有些激動。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陳鳴謙等在艙房裏談天說地，一直到十一點多鐘才離去。戴季陶感到心裏一陣陣躁動，等向育仁他們入睡後，仍然興奮不已，便獨自一人來到甲板上，走到船尾，憑欄浴風。偶爾的汽笛聲給幽靜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誘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艙燈光照亮着翻騰的江水，似乎給他一種啟迪，彷佛是有個神秘的聲音在召喚着他，戴季陶扶持着冰冷的鐵欄杆，毫不猶豫地跳入江中。
在剛入水的那一剎那，戴季陶看見船上還有一個人在盯着他，他顧不了那些，只覺得自己正悠悠然地步入另外一個世界。輪船迅速地離去，船尾激起的浪花簇擁着戴季陶，他使勁地搖搖頭，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很安穩地浮在水中，腰部以下都露在水面上，他竟然沒有想像中的那樣沉入江底。此時他心裏一片光明，好比沐浴一般，乾乾淨淨，無半點塵埃。戴季陶望着西方叩了三叩，算是和遠在成都的老母辭別，又向東方遙望浙江老家的妻子及親朋好友，權作告別，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靜靜地等待了。
遠遠地看着輪船昏暗的燈光漸漸地隱沒在黑暗中，戴季陶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的∶「萬念俱空，就想沉下水去。但是越要沉越不得沉，想鑽下去，從對面浮起出來，向左左浮，向右右浮，把頭埋在水中，拼命的飲水，但肚皮已飽不能再喝。只有聽天由命，站在水裏，很清楚的覺得我站在水裏成二、三十度的傾斜，兩肩以上完全露出水面，這是九月二十一二的光景，天氣已經很冷，我身上穿的一件花緞薄被袍，裏面是衛生三衫，長江的水，已經完全將它浸透，我一點不覺得寒冷。頭部露在水面，習習江風吹來，使我心裏清涼只覺得舒服，一點也不覺得痛苦。民國九年（即一九一九年）以來，三年當中，一切煩惱罪惡失意憂思統通付與長江的水流的乾乾淨淨」。
江水把戴季陶平穩地往下漂送。深秋之夜，雲暗星稀，江面一片朦朧，在戴季陶等待死神招走他的時刻，一個奇蹟出現了，戴季陶回憶道∶「我忽然望見在我的四周，有一圈很圓的白光，從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濃，越遠越淡，此光離我有好遠，不得而知。我從小隨着母親，就有佛教的信仰，雖然在入世的當時，把信仰忘卻，到此時深刻的信仰心，又自然地浮現出來。看見這個白光，心中忽然感動，確實是這個佛光，是我的生機，我一定不應該死，該要生。」
這真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故事，此情此景出自戴季陶之口，令人疑信莫是幻覺。神光的出現，把戴季陶又引向了求生的彼岸，雲彩悄悄散去，子夜星辰喚醒了戴季陶，秋夜寒冷的江風一陣一陣吹過來，浸膚入骨，很快把戴季陶凍僵，他漸漸失去了知覺。
的確是天意，戴季陶凍僵後不久就遇救了，使他終免一死。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戶鄉民的天井裏，有十幾個男女圍着他，身下墊了一層厚厚的稻草，身上蓋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個老翁餵給他一碗酒讓他暖暖身子，並且在周圍燒着稻草為他取暖，戴季陶心裏明白自己是被他們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點勁也沒有，沒說一句話又昏睡過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點鐘左右才徹底甦醒過來。救戴季陶的老人叫齊順發，約六十多歲，是一個慈祥可親的老人。他款待了戴季陶午飯後，當天下午把他送到了枝江縣城。在枝江接待戴季陶的是齊老漢的親戚，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戴季陶，遞給他一張像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紅名片，戴季陶得知他叫楊開程，從楊開程的架式和派頭來看，戴季陶估計他是當地碼頭的當家人，頗有些勢力的。楊開程酒肉招待了戴季陶，並且告訴戴季陶，枝江是一個小碼頭，到漢口去要經過沙市大碼頭，那裏當家的是他的結拜兄弟。他們商定第二天起程到沙市，由楊開程的拜把兄弟繼續幫助戴季陶。當晚，戴季陶就在楊家住下。第二天下午一點，宜昌到沙市的輪船靠了枝江，楊開程替戴季陶買好了船票，並送他上船，事情實在是湊巧，戴季陶在船上突然發現他的秘書和那個姓毛的副官從這艘船上岸，戴季陶連忙上岸與他們相見，得知他們是來尋找他的屍首的，雙方不由得驚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殺的消息傳出後，舉國上下為之震驚，國民黨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傷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孫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黃太夫人更是悲痛欲絕。當得到戴季陶被救生還的消息後，又驚喜萬分，紛紛舉杯慶賀。上海《申報》、長沙《大公報》等國內大報也紛紛連續報導了戴季陶投江自盡既而生還的消息。上海一個知名人士聽說戴季陶自殺，涕淚交流，悲戚不已，揮淚寫下了哭戴季陶的詩幾首。不久，得知戴季陶並沒有死，而是被人救起，又高興萬分，興高采烈地將悼詩改成賀詩，這齣悲喜劇為時人所傳。事後，戴季陶得知，特地將這些悼詩、賀詩全部討回去，專門裝裱成四幅屏條，掛在屋內，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投江自儘是有其較為深刻的原因的。一九一九年以後，他比較深刻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接觸到了一個嶄新的理論世界，他試着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分析了中國的現狀，也領會到了社會主義的某些要義。然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不願正視這一現實，並且極力迴避和否認。他大哭一場與上海的共產黨主義者們分離，重新回歸到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上來了。
戴季陶經過一次短暫的生死考驗，情緒大為改觀，他很快恢復了以往的精神和狀態，談笑風生，言語間又流露出才智與敏銳來了。
他反省了他過去的所做所為，認為自己有兩個重要的罪過，其一，「想起當年民權報時代，自己過於鼓吹殺伐的言論來，覺得自己過於離亂的景象，不能不負重大的責任」。其二，「……當年我們糊糊塗塗把中國人民優點看的太輕，胡亂輸入西洋的學說，以為便可以救國救民，不只是太過無識，而且真是罪過。」特別是回想他在《星期評論》時期曾介紹過馬克思主義，並且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的初期活動，「這更是不可饒恕的罪過」，「至於一些盲從着幾句西洋的共產口號，借來遮蓋自己個人性慾食慾的放縱的共產黨人，說什麼為無產階級謀幸福，為世界人類造文明，真是一群野獸，竟要把中國民族僅存的一點美德，連平民階級裏面的優美德性也都要破壞乾淨，造成洪水猛獸的世界。」
（節選自《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一書》，大陸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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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1891年1月6日─1949年2月11日）祖籍浙江吳興，四川省廣漢出生。字「選堂」，號「天仇」；孫中山逝世後改名「傳賢」。中國政治家、早期國民黨員。
1905年到日本讀師範，1907年轉讀日本大學法律系。1909年回國，並於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屢於報章批評滿清政府。辛亥革命後之1912年做孫中山的秘書。1913年逃亡日本、與當時同樣留學日本的蔣介石為同室好友，關係密切。1916年始返中國。五四運動後曾大力推廣社會主義，亦參加上海共產主義者初期的活動，後來因孫中山反對而退出。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黃埔軍校成立後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為周恩來）。及後司中華民國考試院長達二十年（1928年10月─1948年6月）。中華民國國旗歌的歌詞作者。1928年著「日本論」。1949年於廣州服安眠藥自殺。
著作
孫文主義哲學的基礎
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
青年之路
學禮錄
日本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