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錚
南方人物周刊(blog)訊(記者 李宗陶) 于丹在百家講壇說《論語》，以驚人速度成為文化明星。那些排着長隊購買《于丹〈論語〉心得》的讀者，跟很多年前排着長隊購買文學史上最晦澀作品《尤利西斯》的讀者，何其相似。這種轟動效應，一方面要歸功於電視這部萬能機器——有關《論語》和孔子的著作，我們的書店裏從來就沒有斷過貨，但是在今天，沒有什麼能夠與電視爭鋒；一方面要歸功於陳丹青(blog)所說的那種報應——《論語》本來是我們應該在童年就熟讀並銘記於心的經典，但是這樣的教育中斷已久。
十博士拍案而起，指斥于丹無知。不論其言論多麼聳人聽聞，其核心意思，是在要求一個資格——向大眾傳播經典的資格。
一個人是否具備向大眾講解《論語》的資格，這個問題我們最好拋給專家。
關於孔子在中國歷史上形象和地位的詭異變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有過一篇精彩文章。朱先生還和蔡尚思先生合著過一本《孔子思想體系》，當年曾經產生巨大反響。由他來判斷于丹心得的成色，應該是合適的。
跟朱教授預約採訪，他說，「于丹的書我只翻了兩頁，沒有能夠讀下去。她膽子大。」記者問，這話怎麼講。朱先生說：「不懂的東西也敢講，不是膽子大是什麼？」3天後，在復旦光華樓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里見到朱先生，此時他已專門讀了于丹的那本書。
孔子變形記
人物周刊：向大眾普及經典本是好事，問題是，這裏有沒有一個資格的問題？什麼樣的人有資格向大眾說《論語》說孔子？
朱維錚：歷史文化的傳播從來是有層次的。作為研究者，一是文本的清理，二是歷史事實的清理，譬如孔子活了73年，他這73年是怎麼一回事。
人物周刊：歷史學一向追求嚴謹，對於可靠史料之外的那些屬於推測、闡發的部分，先生有什麼原則？
朱維錚：原則就是，「無徵不信」，「孤證不足為據」。我一輩子相信兩句話：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件)。
人物周刊：孔子距今兩千多年了，先生長期研究孔子，請講一講《論語》的形成史和解釋史。
朱維錚：《莊子》、《孟子》、《荀子》包括《墨子》裏的一些篇章，直到《韓非子》，對孔子都各有見解，即使不作研究，我們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們都說了些什麼。從公元前五世紀中葉到公元前二世紀中後期(西漢景、武之際)，《論語》的原始結集本在文獻中一直不見蹤影，直到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時代，它才重新露面，變成一部很時髦的書，解釋者起碼有三個學派：「魯論」、「齊論」和「古論」；到了公元一世紀東漢時期，又形成一種通學派，對《論語》的文本、句逗、分章、結構、詮釋等等進行研究。
我們現在讀到的《論語》的本子(註：今本《論語》，據阮元校勘《十三經註疏》本統計，白文12000字)，不是孔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編訂的，也不是稍後些的人根據不同版本編訂結集的，今天我們讀到的本子經過了兩次大的改造，一個是西漢後期，漢成帝的老師張禹編定的《張侯論》，有21篇；又過了200年光景，到了公元二世紀中期，有一個博學而影響很大的鄭玄(字康成，中國第一位經學大師)，他以《張侯論》為底本，根據不同版本進行點校，就是「我認為這裏該用這個字、該這麼分章」，他把《論語》的今本給定下來了，而且兩漢間對《論語》不同解釋的結集，也是他。鄭玄死後不到一百年，何晏把鄭玄的本子及其反對派的意見編成了《論語集解》。何晏後，南北朝時代，有一個叫皇侃的，受了佛教的影響，編了一個《義疏》的本子。到了公元八九世紀，唐代的韓愈、柳宗元有點像原教旨主義，他們對鄭玄、何晏的本子都持懷疑態度，要回到原典。
人物周刊：他們找到原典了嗎？
朱維錚：哪裏有什麼原典！鄭玄的時代距離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經600年了。我講這個結集的歷史，是想說明，隔了這麼遙遠，又有這麼多人物出場，即使其中「子曰」全部可信，拿它作為惟一依據將孔子捧上天或按下地，都是令人驚異的。
梁啓超先生早在1920年就說過：自漢以來，圍繞着孔子的今古之爭、正學異端之爭、考據性理之爭從來沒有停過，因而孔子漸漸變為董仲舒、何休，變為馬融、鄭玄，變為韓愈、歐陽修，變為程頤、朱熹，變為陸九淵、王守仁，變為顧炎武、戴震。而我的老師周予同先生說過，這話 「頗能痛快地指斥數千年來學術冒牌失真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