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歷史上，1958年是個不平常的年頭。這一年，大躍進正緊鑼密鼓。
與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相對應，階級鬥爭之風愈刮愈烈。
一個北風呼嘯的早上，一隊青年工人肩扛鐵錘鋼釺，從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公社鋼鐵廠開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開闊地，向坐落在這裏的一座豪華巨大的墳塋發起"總攻"。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和歡呼聲中，"建昌花板"特製的館材終於從橢圓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見它寬大堅固，雖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開棺蓋，但見死者仰天而臥，壽衣非常結實，用刀子戳都很難戳開，棺材中塞了許多蠶絲絨，這時被一把火燒了個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動的人群更加無法自持，他們一擁而上，把棺材主人從墓穴中拋出來，拋到雜草叢生的河灘上......
在毀墓過程中，守墓人劉清山尚健在。這位老人出身貧農，按說根紅葉正，但他卻完全無法理解毀墓掘屍這一革命行動。固執的老人忠於職守，跑前跑後地勸說阻止激動的人群，他當然是白費心思。四天後，又氣又急的劉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從墓穴拋出來的是大地主劉文彩。屍首被拋出後，在風雨中一天天腐爛，只剩得幾根白骨。據說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個神秘的地方。騰出來的上好棺材，被用來安葬守墓人劉清山；繡花鞋和鞋尖上的寶珠不翼而飛，一直蹤影皆無。
九泉之下的劉文彩，就這樣開始了他被"發現"、被"創造"的歷史。
破土而出的劉文彩，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龍———這恐怕是幾十年來，中國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龍中，最奇特、最長壽的一具政治恐龍。．
地主莊園陳列館籌備委員會於1958年11月正式掛牌，籌備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軌，每天都有穿中山裝梳分頭的人夾着公文包進出莊園大門，搜集和整理劉文彩資料。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59年春節，地主莊園陳列館開門迎客。
這次開門迎客為非正式展出，共設十九個展室，展出內容分為三大板塊，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惡霸、軍閥、土匪、封建會門五位一體的社會關係，最後是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佈置了劉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間，大小敞廳各一個，劉文彩寢室、劉文彩長子劉元龍寢室、劉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寢室及吸煙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寶玉器室、金銀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畫室各一間；還佈置了所謂"善堂"和"壽堂"。
五位一體的社會關係方面，陳列了據說是劉文彩生前的來往信件和"大特務魏廷鶴，軍閥田頌堯、湯國華，土匪頭子郭保之，各碼頭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給他送的生前祝壽、死後弔唁、修房子、娶媳婦的匾、對聯、字畫、用具"。
剝削工具、刑具方面，陳列了大斗小鬥、佃戶名冊、賬本、鐵鏈、鐵枷、腳鐐手銬、手槍、手棍刀加快槍、鋼絲鞭、青槓扁擔、血衣等。
劉文彩老公館久負盛名。劉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請莫入；現在終於敞開了大門，老公館也就成了春節遊玩的絕好去處。有一萬四千餘人前去觀光，鄰鄉鄰縣的觀光客大多步行而來，有的步行竟達百餘里。展廳從早到晚都是人聲鼎沸。如此盛況，館方始料未及，不免應接不暇。
雖然如此，據館方稱，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觀眾出於好奇前來觀光，"卻懷着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說員反映，觀眾在參觀時罵不絕口，"有些老大娘看過劉文彩的刑具、水牢後，在出口處泣不成聲地哭訴、痛罵"。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續五天。五天中從沒有冷場。直到最後一天，雖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觀眾遠道而來。館方非常振奮。所有這些莫不顯示出莊園陳列館巨大的政治威力，人們不能不對莊園陳列館刮目相看。1959年7月29日，陳列館舉辦了最後一次非正式展出，即於11月8日正式開館。"地主莊園陳列館"門牌請由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陳毅元帥題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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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真相》讀後感:歷史學家為何不敢講真話
中國青年報
《收租院》雕塑
「劉文彩的家中從來就沒有設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而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當時經常幫我們憶苦思甜的冷媽媽，說了太多不應該說的話。」「水牢」原本是存放鴉片的倉庫，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過是劉家擺放瓷器和年貨的儲存間。事實上，我們原來關於劉文彩的許多恐怖性的記憶和聯想，都是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而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
看了《劉文彩真相》這本書，一時半會兒還難以接受這些是真的，因為我曾被引導着對劉文彩懷有無比的恨。但我又不得不相信這是真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家鄉）的不少農民回憶說，劉待人厚道，常對鄰里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元）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我的確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劉文彩，劉文彩的鄉親沒有必要也不會編些瞎話吧。
面對塵封許久的真實，我們是否要懷疑歷史學家們的良心和責任了？這麼久了，歷史學家們為什麼選擇了沉默？我可以理解他們曾有的隨波逐流和沉重的無奈，但我不理解為什麼今天才有人站出來說句真話。終於有人站起來說話了，說得真實明白，雖然晚了些，但仍可見歷史責任感不滅。我們不想為劉氏翻案，只想了解一段真實的歷史。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能成為一面鏡子。但願有更多的歷史學家掃去真實上面的塵土，為了後人能把真相看個明白。隨心所欲地塑造一個人的形象，那是電影的事，如果搞歷史的也像編電影，從長遠來看對誰都沒好處。我們應吸取這方面的教訓。
前日（2003年10月26日），在成都大邑安仁鎮一座叫作豬市垻的低矮民居里，四川大地主劉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92歲的王玉清撒手人寰。
在王玉清去世的前半年，記者對她的一次跟蹤採訪中，她的張姓保姆這樣告訴記者；「她每天早、晚都要燒兩柱香。」記者至今清晰記得，當時王玉清的接話是；「我想『老頭子』！我是在給『老頭子』燒香。」很難想像，一個古稀女性，說到此時，眼中流露出的竟是絲絲柔情和些許羞澀！
在劉文彩已病死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作為他的五姨太，王玉清仍如此刻骨銘心地思念、祈福着他，仍念念不忘和他一起走過的日子，這於王玉清這樣一個普通中國女性而言是喜，亦或是悲？
怪不得有研究者在王玉清死後這樣評價她，「她生前是中國大陸僅存的最後一個五姨太了。」「蓋棺定論，她已經成為永遠的五姨太，悲劇式的女人。」
2003年10月中旬的一天，本網記者最後一次走進大邑劉氏莊園，走進豬市垻破舊民房，獨家專訪了那裏的研究者和最早聞知王玉清死訊的街鄰。
娶親
1937年農曆4月24日，劉、王兩家大喜的日子。這天早晨，52歲的劉文彩的接親隊伍一路吹吹打打，直奔蔡場萬延村，用一乘青紗小轎抬走了方齡25，如花似玉的王玉清。轎至安仁高大華麗的劉氏老公館正門，王玉清在一身海力蒙長衫的劉文彩地攙扶下走下轎子。主堂前少了「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對拜」的歡喜喊聲，只是劉文彩拿起主宗牌位前的鐵杵，在鋟上輕擊一下，就權作告知列主列宗他劉文彩又娶進一方姨太太了。時至中午，劉文彩辦了幾桌「酒鬥碗」，招待了王玉清娘家的人及極少量成都、宜賓等地前來朝賀的商賈官吏。隨之，娶親式草草收場。
1993年3月，距劉家的那次娶親62年後，在王玉清位於安仁鎮豬市垻的那間「偏偏」房裏，王曾這樣向記者解釋那次嫁取儀式的簡單：「都取第五房姨太太了。『老頭子』也覺得不光彩，不該張揚嘛！」而信命的娘家蔡場人則認為，對王玉清個人而言，草率、暗淡的婚禮，預示着她悲劇的婚姻和人生。
老夫少妻，婚後劉文彩對王玉清十分寵愛，凡王玉清提出的要求，劉總是全力滿足，那時的王玉清珠光寶器、綾羅綢緞應有盡有。每當劉出遠門或到鎮上「公益協進社」「辦公」時，總要叫王玉清一同前往。逢文彩中學開學或畢業典禮，「校董」劉文彩身後站着的也總是塗脂抹粉、身穿紅色旗袍外套裘皮大衣、腳蹬高跟皮鞋、披金掛銀的王玉清。一到王的生日，劉文彩總是給她張羅一、二十桌酒席，邀親朋好友為她添彩祝生。遇重要社交，劉必攜王玉清同時出現在「同慶茶樓」一道品茗。為解決王玉清暈車的毛病，劉在1946年花費2000多法幣，專為她購進一輛美式吉普，供她出遠門時享用。
採訪中，當記者提及「文革」中盛傳的「劉文彩生活糜爛，小老婆王玉清吃鴨子不吃肉，專吃鴨蹼」時，王玉清淡淡一笑道，「那是他們說的嘛！我出身貧窮，過慣了窮人的日子。見別人吃完鴨子，剩下好多爪子，我覺得丟了可惜，就撿來吃了。其實，哪個放到肉不吃，專愛吃爪子呵？！」
而當記者問及「你覺得解放前你跟劉文彩生活的13年，是否幸福？」時，經過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洗禮」的王玉清仍然顯出「頑固不化」：「咋個不幸福嘛，過『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寄生蟲』生活！」記者明顯感到她對從前那段「好日子」的懷念和憧憬。
在劉家，最難纏的還是那幾房姨太太的關係了。劉文彩有過五房姨太太，大太太呂氏早在20年代病故，沒有後代。二太太楊仲華系大邑三岔場人，為劉家生有四兒三女，在劉家可謂「勞苦功高」，地位顯赫，說話算數，居「正房」位置。三姨太林君如、四姨太梁惠琳互為表姐妹，四川宜賓人，是一雙飽淫城市之風塵的妖冶婦人。三人間爭風吃醋，勾心鬥角，吵鬧不休，水火不容。為眼不見心不煩，楊氏索性搬到到成都文廟街上的「劉公館」，作了「寓婆」。林、梁二人則心照不宣，時而莊園小住，時而閒居宜賓。出身低微的「村姑」王玉清處次險惡複雜的環境中，既要遭劉氏族人排擠，又要受前三房姨太太的欺凌，好在她生性機敏乖巧、精明能幹，且與世無爭、一心「相夫」，頗得劉文彩寵愛，在劉家的地位日益牢固。
身世
1911年，王玉清出生在大邑蔡場萬延村一戶農民家庭。王家五口人，有三畝多地，並在蔡場街上開着一個生意紅火的糖果鋪子。王玉清父親人稱「王谷花」，他製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化渣。王家人勤於勞作，省吃減用，日子也算富足。而王玉清自幼聰慧，讀過兩年私塾，還學得一手閨中「紅線」，頗討大人喜歡。
長期以來，盛傳一種說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材時被路經的劉文彩看中，並「霸佔」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傳言頗不以為然，甚至生出幾分氣憤。當時的她雙目圓睜道；「我是明媒正娶的！」接下去記者在蔡場對知情人的採訪，證實了王的說法。
王玉清有個表哥名趙踐庭，在劉文彩家謀事，負責蔡場一帶的收租。1936年，當他聽說51歲的劉文彩打算再次納妾後，即主動「關心」，欲將王玉清的一位堂姐介紹給劉。趙的大舅舅得知後，便提議最好把趙的表妹作為第一人選許配給劉。他的理由是王有文化，人才也出眾。於是，趙改變想法，把劉納妾的目標鎖定在了王玉清身上，並向劉文彩透了底。
趙踐庭三番五次到王家做媒，王玉清的父母認為女兒嫁到劉家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都萬分同意。但王玉清考慮劉文彩的歲數太大，且是去作小的，所以內心並不樂意，無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違背，他只好應允下來。
王家同意結親的消息很快到了劉家。劉文彩歡喜之餘，考慮到劉家娶的媳婦中曾有拐的，生怕王玉清也有身體殘疾，逐向趙踐庭提出借「老廣寺」廟會同王玉清「相識」一下的想法。趙心領神會，急至王家，安排王、劉的見面。1937年農曆2月間，劉、王在共赴廟會的的路上預期「相親」了。經趙的引薦，王玉清眼見劉文彩高個，頭戴瓜皮帽，身着綾羅長衫，一副紳士模樣。劉文彩細打量王玉清，果然是花容月貌，體態嬌好的閨中佳麗，頓生好感。二人在一先一後道了「王小姐好」、「劉總辦」後，即匆匆分手。之後，劉在王的「八字」和自己的「八字」合得後，則很快擇定了娶親的佳期。
與劉家攀親後，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基於對王玉清的寵愛，劉文彩特為王家買地百畝，建了千餘平方米的中式瓦房。這所大屋，被當地村民稱之「王公館」。這以後，王家從小康人家一步躍升為富足大戶，成為蔡場響噹噹的大地主。只可惜，不久後，王玉清的父親、小弟弟相繼死去。
王玉清終身未育。有說法是劉、王婚前，劉的三姨太帶王去成都玩耍，在那吃了「洋藥」所致。依從王的想法，劉曾從王的娘家抱養了一個女孩作自己的么女。
解放
1948年初，劉文彩兩度吐血，被診斷為肺結核。劉病後，王玉清對他悉心照料，無微不至。1949年3月，隨着人民解放的隆隆炮聲，劉文彩的肺結核病趨於嚴重。「『老頭子』病重後，好多次躺在床上，流着淚跟我說，『我死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說完這話，我們都抱在一起，眼淚跟到流。」王玉清接受採訪時談至此細節，眼圈紅紅的。之後，劉曾到成都文廟后街診治、調養。當年9月的一天，「劉公館」內兩棵苟葉樹上棲滿了烏鴉，劉的病情隨即惡化。病入膏肓的劉自覺醫治無望，堅決要回到老家安仁。於是，家人急備兩輛臥車，由楊仲華、王玉清護送直出成都。誰知，車至簇橋時，劉文彩已不能言語。此時，劉家人馬只得「兵分兩路」，楊仲華帶劉折頭回成都搶救，王玉清則坐另輛車回安仁取後事需用的棺材、衣帽。當日中午，63歲的劉文彩病死成都。
劉死後，成都即告解放，此時的王玉清在成都一處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來，靠打布鞋、做鹹菜、臭豆腐賣為生，時間長達五年之久。1955年，在劉文輝舊時一幕僚的抽合下，王玉清與一位叫姜文山的「辛亥老人」、解放後的省參議室參事結了婚。1963年姜老命歸黃泉，王玉清結束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
六十年代，「四清」開始後，，王玉清作為漏網大地主被揪回原籍蔡場公社，被安置在一簡陋的「知青房」里。作為劉文彩的姨太太，此間特別是「文革」中的遭批鬥自是家常便飯。生活上，王玉清按時出工，還以拾雞屎、牛糞等累進工分，每到年終決算時，她都因投工投肥較多，而有一些進帳，其中最多的一年竟有30多元。每逢農閒，她還會靠年輕時所學的「紅線」手藝，給鄉親繡花、做鞋，掙點小錢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王玉清的年紀也大了，村社便把她當作「五保戶」來看待，她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糧、400元錢」的待遇。後來，王又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遷居安仁鎮，以方便就醫。縣裏根據她的特殊情況，特批了她的請求。落戶安仁鎮後，王先後住過原鄉政府辦公院和後來的豬市垻原布鞋社舊址。生活費主要來自蔡場鄉政府、安仁鎮政府及劉氏莊園博物館的補助。
這裏，記者作兩組「白描」，可見晚年的王玉清生活仍顯窘迫。王玉清：1999年3月的一天，安仁鎮。在引路者地招呼下，一個正坐在街邊曬着太陽的耄耋婦人，在另一年老婦人的攙扶下，起身向我們蹣跚走來。她1。50米略多的個子，極駝的背，滿頭的灰發和一臉的皺褶，一雙可能因為患有某種眼疾而顯得有些紅腫的眼睛隱露着警惕和審視的目光，一身鐵灰色布衣已洗得泛白，手裏還握着一根權作拐杖的木棒。王位於豬市垻的家：由原鎮布鞋社廠房改現用途。房子分臥房(兼堆物)和廚房(實為一自外搭「偏偏」房，兼起居室)兩部分。屋內陰暗潮濕，且因房屋結構，不關風。廚房內一個由紅磚和石板搭起的灶台上，放着幾隻土碗和一隻藥罐，蜂窩煤爐上的開水壺正冒着熱氣。臥房裏一橫一豎擺放着兩張老舊的單人床。當門、居主要位置、略寬一些的那張為王玉清的「臥榻」，床上的被褥雖然單薄且已很舊，但卻收拾得乾淨和整齊。緊靠王的床頭擺放着一口少見的大缸和若干小罈子，內盛分得的大米和自醃的泡菜。床的背後，碼放着幾隻舊紙板箱，裏面存放着王玉清的全部衣物。臥房最顯眼處，擺放的就是王每天兩次要拜的那尊佛像及土陶製香爐了。
王玉清是一個有着超常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且生性開朗、樂觀的老人。幾十年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使她清楚的知道對每一位來訪者怎麼說，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1987年，應一日本訪華團體的請求，她出現在劉氏公館，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許多提問。據說，她的回話都十分得體。也在那次，她有機會再次走進她闊別進40年的「五姨太房」，有留下的照片為證，當時她曾走近那張漂亮的「龍鳳床」前，躬身掀開床上的褥墊，仔細端詳，久久摩挲着，可以想見，那一刻，這位當年的「五姨太」內心升騰起怎樣的的複雜思緒。在市場經濟的形勢下，當地的一些企業找上門來，請她「出山」，為本企業的產品做廣告，她會適時的同廠家們就自己的「出場費」討價還價。在記者提出為她拍照時，她又會樂呵呵的通過保姆向我們索要「拍照費」。1999年3月，記者第一次記者見到王玉清時，聽力已嚴重退化的她曾大聲向記者道，「我這個『寄生蟲』、『王沾光』，全是托鄧大爺的福，沾黨和政府的光呵！」晚年，王吃素，拜佛，精神好時還要和豬市垻的鄰里玩玩紙牌。
今年初，92歲的王玉在在清閒逛時，摔了一跤，之後，就起不了床了。春節後的一陣，曾又能下床走動一下，但後來就徹底不行了。王死後，安仁鎮政府給她辦理了全部後事，並把她的骨灰運回了蔡場娘家安葬。
劉文彩五姨太王玉清走了。一個女人，作為「五姨太」，她的命運是可悲的；一個女人，當她成為精神上的「五姨太」時，更演繹出歷史的悲劇。記者眼中的王玉清——劉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就是這麼一個女人。畢竟，王玉清已經成為過去，成為一個歷史性的人物。如此，我們沒有理由苛求於她。
這裏，記者倒是想到了如今被大大小小的款爺們包着的「二奶」們，於五姨太而言，它似乎有了「老瓶裝新酒」的意味。婦女解放的旗幟，仍需高揚。這或許也正是我們重提五姨太王玉清的故事的全部現實意義。
四川新聞網2003年10月28日(記者水一/文水一盛利/圖)
評《劉文彩真相》一書⊙源自：姜海
書的封面是一個老頭子，頭髮花白，看起來似乎還有幾分慈祥，他無聲地注視着將要了解他身世的讀者。若我告訴大家，這個老頭名叫劉文彩，很多人一定以為我在搞笑，劉文彩哪是這般模樣！
在不太久以前，只要一提到這個人，我們的腦海里就會有一些詞撲騰撲騰往外冒：惡霸地主、剝削、壓迫、舊社會、水牢、收租院……不少人恐怕還會產生噁心、翻胃、血壓升高之類生理上的反應。經過多年的教育，我們認識到：劉文彩這小子真是壞得可怕，參觀他的公館就像進了「侏羅紀公園」，他本人整個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大惡霸。這些恐怖的詞彙和面目猙獰的印象至今仍或深或淺地留存依據我們記憶的底層。
可歷史上的劉文彩並不是這樣。
眼前的這本書向我們講述的就是另一種樣子的劉文彩。他小時候不愛讀書卻熱衷於賭博，而且賭遍川西無敵手。二十歲不到就「下海」，由於深諳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左右逢源」之道，生意從來沒有虧過本，堪稱商界奇才。再後來和他當軍閥的弟弟劉文輝合作，幾乎控制了當時四川省的一半，幹了不少壞事，諸如種鴉片、賣毒品、走私軍火、濫設關卡瞎收費之類，搞得老蔣都坐立不安。劉文彩的私生活不太檢點，但也不是想像中的那般荒淫無恥。他結過兩次婚，納過三小老婆。與同時代的人相比，這並不是很過分的事情。
四川的另一個軍閥楊森有一個加強班的姨太太；而我們印象還相當不錯的「傻兒師長」范紹增有36個小妾。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家鄉)的不少農民回憶說，劉待人厚道，常對鄰里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圓)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最需要指出的是：劉文彩的家中從來就沒有設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偽造的贗品。當時經常幫我們憶苦思甜的冷媽媽(冷月英)說了太多不應該說的話。「水牢」原本是存放鴉片的倉庫，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過是劉家擺放瓷器和年貨的儲存間。事實上，我們原來關於劉文彩的許多恐怖性的記憶和聯想，都是基於當時某種政治需要而被刻意誇張和虛構出來的。
作者笑蜀是一位嚴肅的歷史學者，他無意替劉文彩做翻案文章，因為無論是從當時的標準，還是以現在的尺度來看，劉文彩都算不上什麼「好人」。作者想要做的只是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揭示歷史的真相，復原劉文彩的本來面目：一個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長煙毒，又慷慨興學、濟困扶危的複雜形象將取代「傳說」中面目猙獰的惡霸地主形象。
我私下估計，看了《劉文彩真相》這本書的人，一時半會兒還難以接受其中的內容。但寫歷史畢竟不是拍電影片，動不動就隨心所欲地塑造一個人的形象，固然會增加一時的觀賞性，可從長遠來看對誰都沒好處。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夠多了。
──《武漢晚報》
四川大邑劉文彩公館
五姨太王玉清豬市垻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