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煉鋼鐵運動
也許是同齡人的關係吧，讀丁抒寫的《「盲流」「農民工」——我父母的故事》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尤其是，他在上海長大，1962年考上大學到北京讀書，恰與我的經歷相重合，讀這篇文章，幾乎每一段都會讓我回憶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以及自己的青少年時代。禁不住也有一種衝動，要坐在小小的電腦前邊，給網友講那過去的事情。畢竟，歲月不居，一不留神已經人過中年，到了「朝花夕拾」的年紀啦。
我出生在無錫和蘇州之間的一個叫做盪口的鎮上。家譜上說，我們這一支的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間來到這裏定居，至今也有六百多年了，子孫繁衍，形成了這麼一個以華姓人為主的鄉鎮。我小的時候，還以為全世界多半人都是姓華。在學校里，大概是因為「華先生」太多，所以稱呼老師都是用他們的名而不用姓。
雖然生在「舊社會」，卻對它毫無記憶，我的早年記憶，是同新的政權、新的社會幾乎同時開始的。最早的記憶既模糊又零碎。
「解放」無疑是我記憶中最早的事件之一。那就是望不到頭尾的一隊隊士兵在我們家後門外的石皮田岸上無聲地走過，沒有軍號聲，也沒有槍炮聲。隔壁的醬油作坊在門口放了幾口盛水的大缸，供過路的士兵們解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迎接剛過大江的雄師，還是送別望風而逃的窮寇？或許，跟阿慶嫂一樣，「來的都是客」，兩者都一樣茶水招待？「解放」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早聽到的政治詞彙。後來我長了知識，有時免不了琢磨：「解放」這個詞中國的古書里好像沒有，從周發殷湯的「弔民伐罪」，到孫文黃興的「恢復中華」，沒有人在取代前朝時使用過「解放」二字。此詞應該是近代從西方傳入——或許是拷貝日文的翻譯？它的英文liberate，和liberty、liberal等詞同源，而後者的中文翻譯在所有字典里都離不開「自由」二字。liberate無非也是賦予或實現自由的意思，假如當年哪個學究把它翻譯成「自由化」，也並無不當。那樣，1949年就是全中國「自由化」了。
不過1949年的我還不識任何一種文字，上學讀書認字是第二年的事。我的啟蒙學校在我入學的時候叫做「懷芬小學」，是當地有錢人家用他的母親或祖母命名的一所學校。辦學的人剛剛跑去了台灣，校名還沒有改。那年，我只有五歲，那個時候入學不限年齡，就去報名上學，還記得是姐姐帶我去報名，在教室的窗外看我考試。結果成績不夠，我母親就找教導主任說，讓他試試吧。都是鄉親，學校答應讓我試試，這一試就成了我讀書生涯的開始。
再往後的記憶就是「休養軍」來了。江南魚米之鄉，在抗日戰爭那樣的艱難時世，沙奶奶照料新四軍傷病員都是「一日三餐有魚蝦」，到了「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願軍休養地的最佳選擇。我們當地人都叫他們「休養軍」，休養軍能夠留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它帶來了電影放映隊，使得鎮上和四鄉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從未見識過的電影。電影放映隊是坐小火輪來的，靠岸後就在河邊的空場上支起銀幕，再把放映機接通輪船上的發電機，就使得我們這個不通電的鄉鎮也能看上電影。那個時候年紀小，看不懂電影的故事，只能看熱鬧，只記得第一次看的是蘇聯影片：好人騎着馬追趕火車、跳上去同壞人搏鬥，模糊記得那個電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休養軍還有一件事也是忘不了的：它有一小隊「痴子」——在戰場上受刺激變瘋或嚇傻了的戰士，由一個在戰場上被打壞了聲帶的「啞子」隊長管着他們。每次看電影，就會看到啞子帶着這一小隊痴子，每人拿一個方凳，乖乖地坐到指定的地方，成為我們小孩在電影上映前的注視焦點。休養軍的紀律還是很好的，有時個別痴子會溜出來，到店鋪或者人家裏拿了什麼東西，只要報告部隊，很快就會還來。
跟電影同時，蘇聯的影響開始進入像我的家鄉這樣的閉塞的地方。學校里教唱的歌有這樣的歌詞：「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千萬人的呼聲地動山搖，毛澤東——斯大林，毛澤東——斯大林，像太陽在天空照！……」1953年三月五日，兩顆太陽中的一顆隕落了，發喪那天，全球同步舉哀，我們家鄉小鎮，沒有廣播喇叭，就由靠岸的小火輪鳴汽笛為號，記得我們正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聽到笛聲，立即按照規定立停默哀，這大概是我童年記憶中最早的政治活動了。
1954年春天，我隨着母親從鄉下遷到上海，再往後的記憶就同大上海分不開了。
父親病逝後，上海的姨母成了我家的經濟支柱，她在一間小學當幼兒園老師，單身一人，得了一種時常發作而又難治的病，需要人照顧，於是學校出面，幫我們把戶口從老家所在的小鎮遷入了上海。戶口遷入上海，對我來說是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而且是幸運的一步。說它幸運，是因為1954年的時候，戶口雖然已經有所管制，還不是那麼嚴厲，要到1956年才開始嚴厲起來。丁抒的文章里說，一九五六年國務院發出《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經政府許可離開戶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從此中國人的語彙里出現了「盲流」這個新詞。一九五七年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強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將農民穩定在農村。」假如我姨母的健康晚兩年惡化，到時要幫我們把戶口遷入上海，根本不是一個小學校能夠辦得到的。那時再進城，就屬於「盲流」了，那樣，我這一生就會同上海無緣。
當然，這是回過頭去看才認識到的。當時，我年紀小，渾然沒有知覺。即使是母親和姨母也沒有意識到。我的外祖父是上海郵政局的工人，母親和姨母倆從小在上海長大，抗戰前，母親已經在上海的織襪廠當工人，姨母剛從幼兒師範畢業。「八一三」日寇在上海開了仗，上海淪陷，她們逃難回到家鄉。抗戰勝利後姨母回到上海謀職，是很自然的事，後來母親回到從小生長的地方，也視為平常。剛誕生的新社會裏，「戶口」，或者說城鄉身份的認定，還沒有展現它的全部重要性，可以說，當時全中國人民對此也都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城市戶口的重要性是後來同我家鄉小學裏的同學比較才體會到的。
我從家鄉的小學轉到上海時插班讀四年級，我在家鄉的那些小同伴，父母有的是小鎮上的居民，有的是四周鄉村的農民，他們中後來能夠離開農村進城上大學的幾乎沒有。在我的記憶里，大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躍進前幾年，城裏的中學畢業生考不上大學的，已經開始動員他們離開上海，起先是到外地廠礦工作，後來就是上山下鄉或者去邊疆地區。到我高中畢業的時候，「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已經成為標準的口號。與此同時，農村考生入大學的錄取率也開始遠遠落在城市學生的後面。從政府的角度考慮，這樣做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農村的中學畢業生，不需要動員就已經在鄉下了，把他們進大學的名額讓給城裏的中學畢業生，可以減少動員城市學生上山下鄉的成本。
比起我那些留在家鄉的同學來，我何德何能？卻順利地上完中學，進入大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有了上海戶口，而不是因為家鄉學校的教育質量差。事實上，我在家鄉就讀的小學曾經是一所出了不少人才的學校。2001年我曾經回家鄉去看過，學校門口掛的牌子上是作曲家王莘題的校名，他曾是天津音樂學院的院長，《歌唱祖國》的詞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校園內有一尊力學家錢偉長的雕像，他在成為「右派分子」前是清華大學的副校長；小禮堂內有物理學家錢臨照題的匾額，他生前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這些人都是從這間小學走出去的校友。它歷史悠久，建於1905年，而且設備良好。我到了上海之後，有一段時間非常想念家鄉小學，除了想念同學、玩伴以外，也想念那裏的校舍設施。我從家鄉這樣腳踏車都沒有的地方到了滿街汽車的上海，原以為上海學校一定很講究，實際卻讓人失望。我在上海進的是長寧區第二中心小學，也算是所重點學校，但是沒有一個像樣的禮堂，開大一點的會，要借用附近的天主教堂。校內也沒有大的操場，每天升旗早操時連教室門口的走廊里也站滿了人，體育課要走一里路到校外操場去上。而家鄉的小學，不僅校內有規規矩矩的操場，下雨天還可以在有屋頂的磚地操場上體育課。最讓我笑話的是，上海的學校竟然沒有音樂教室，哪個班上音樂課，就把風琴抬到那個教室，也不管是否影響隔壁教室里上課。所以，初到上海時儘管同學嘲笑我的鄉下口音，我心裏卻不服氣，覺得我們鄉下的學校比你們好多了。後來在上海久了，發覺這樣的學校在上海不是少數，我高中是在有點名氣的市西中學上的，當時也沒有音樂教室，而且教室的窗戶對着嘈雜的大街。
六十年代初放映後來受到批判的「毒草」電影「早春二月」，裏面的主人公蕭澗秋來到芙蓉鎮教書，電影裏的江南小鎮學校的鏡頭又一次讓我想起了家鄉的小學——寧靜中的琅琅書聲、水墨畫一般的校園畫面，這就是它留在我心中永遠的印象。錢偉長的叔父，終老於台灣的國學大師錢穆是這所小學的第一批學生，他在晚年寫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說：「回憶在七十年前，離縣城四十里外小市鎮上之一小學校中，能網羅如許良師，皆於舊學有深厚基礎，於新學能接受融會。此誠一歷史文化行將轉變之大時代。」他大概沒有想到，這樣的轉變導致的結果是，當這所小學校在回顧其一百年的歷史時，竟然發現前五十年培養出來的傑出人才遠遠多於後五十年——因為後五十年裏畢業的學生都被束縛在了家鄉的土地上。
當然，上海也有很多設施良好的學校，比如離我家幾站路的市三女中，1949年前是一所很貴族的學校，稱為「中西女中」，後來我在海外，還見到該校校友會的海報，顯示出該校的學生都來自逝去年代的「先富起來」家庭，不少人在政權變更時移居到港台或海外。不過我上的這所小學地處滬西一個叫作法華鎮的地方，滬西本來就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同學多為貧窮的市民子弟。五十年代初的時候，那裏是上海西端的城鄉接合部，法華鎮更像是一個農村的市鎮，街道狹窄，店鋪里還掛着關雲長夜讀春秋的畫像。同住在東北邊緣上的丁抒他們一樣，我們也自外於上海，從靜安寺或者南京路這些熱鬧的地方回來，就說是「到上海去了一趟」。那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為法華鎮那一帶還沒有通公共汽車，從「上海」回家，要坐31路車（後來改為71路）到終點站，再步行一站多路才能到達。同學中操蘇北口音者占很大比例，也就是正宗上海人看不起的「江北話」。現在回想起來，濃重的鄉音，說明他們也是在抗戰勝利後甚至內戰結束後隨着父母從蘇北農村來到上海的，要是在今天，他們只能算是「農民工」的子弟，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是堂堂正正新社會工人階級的後代，同上海老市民的孩子在同一個學校里上課，儘管學校的設施大概有點像是今天的打工者子弟學校。
畢竟在上海，學校雖然設備簡陋，也有鄉下的學校沒有的洋氣。比如同學們做作業用的筆，低年級多為鉛筆，高年級多為鋼筆，而在鄉下，沒有人用得起鋼筆，高年級同學中有些還用小楷毛筆做作業，因為鋼筆在那個年代還屬於貴重物品。那時圓珠筆剛在上海出現，叫做「原子筆」，倒是比鋼筆便宜，但是要費力按才寫得出字來。從同學那裏，我這個鄉下人知道了金筆最好的是「派克」，手錶最好的是「羅蘭克斯」，鋼絲床最好的是「席夢思」，儘管沒有一個同學家里有這些東西。踢足球時，手碰到了球，我也跟着大家喊「哼子」，球踢出了界，叫做「昂賽」。後來學了英語，才體會到那大概是英語的「hands」和「outside」，想必是當初洋人裁判在賽場上的口令流傳到民間的。五十年代初的上海，還殘留一些類似這樣的「舊社會」痕跡。比如馬路邊的牆上還有過去時代的廣告，有「祥生汽車40000」，那是從前出租汽車公司和它的電話號碼。另外記得還有「固特異」、「鄧祿普」的輪胎，多年後到了北美，才知道那是美國和英國的輪胎商Goodyear、Dunlop。
舊時代的殘餘，表面上看不見的，莫過於上海職工中普遍存在的所謂保留工資。就是在舊社會參加工作的職工，到了新社會評級評薪的時候，評到的級別和薪水常常比他們原來的薪水要低，政府為了不傷害他們的工作積極性，還讓他們拿原來的薪水，這多餘的部分，就是「保留工資」。這個現象普遍到什麼程度，本人沒有調查，但是我的姨母是拿保留工資的，結婚後知道，我的岳父也是。姨母是幼兒園的老師，因為她參加工作早，又有科班師範的文憑，評為小教二級，正式的工資是七十多元，比她原來的工資低，她實際上拿的工資是將近九十元。後來她健康惡化，請長期病假，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資，還是比接替她的代課老師工資要高，因為後者是在新社會參加工作的。
這種現象在工人中也並不少見。我在大學畢業後經過再教育，被分配到雲南省昆明鋼鐵廠的動力分廠下面的熱電車間當鍋爐工，我們的車間主任沈師傅是上海人，原來在上海電力局當幹部，文革前被派來支援三線建設。沈師傅在廠里只算基層幹部，但工人們都說他是全廠工資最高的人，總廠的書記廠長都不如他。原因是他從十三歲開始就跟父親在楊樹浦電廠當童工。楊樹浦電廠當年是遠東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美國人開的。跟現在的「外資企業」一樣，那裏的工人的薪水比一般企業的職工高出許多，他當時年紀不大，工齡卻很長，也是拿「保留工資」的，在上海也許不顯眼，到了雲南這種地方，就把很多黨政幹部比下去了。丁抒在他的文章中講他的父親——一個紡織廠的技術工人時就說：「共產黨建立新社會，但照顧舊社會過來的人，給他們『保留工資』。父親也蒙受『保留』照顧。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請自願減薪。於是自願降到一百四十元。從此時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動，還是一百四。這真是『史無前例』的事。」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這樣史無前例的事，無論新僱主——政府和僱員都不願意張揚，所以沒有多少人提起它。
市容方面舊社會的痕跡很快消失了，新社會的新事物天天都在取而代之。這方面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在叫做「哈同花園」的地方建起了「中蘇友好大廈」。老上海的人都知道那個地方原來是私人花園，屬於二十世紀初上海市的首富——來自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巴格達的猶太人哈同。新的大廈是為了舉辦「蘇聯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而興建的，大概在我到上海一年之後落成開放。記得剛建成時，全上海的人都在夜晚爬到樓房的高處，瞻仰大廈頂上那顆閃閃發光的紅星。據說，紅星以及它下面的尖塔是仿照克里姆林宮的樣子設計的，那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築，超過了半殖民地時代的象徵——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接下來，參觀蘇聯展覽會也成了全市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輪到我們學校時停課一天，學生由老師帶隊入場。作為小學生，展覽的內容已經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但是大廈金碧輝煌的尖塔，高大的雕花拱門和廊柱，寬廣的大理石鋪地的展覽廳，廣場水池裏的噴泉，確實讓我這樣剛從鄉村來的孩子目不暇接，像是進入了夢幻般的世界。許多年以後，去解體後的俄羅斯聖彼得堡遊覽，參觀了彼得大帝建起的夏宮和冬宮，看到宮中鎦金的建築和雕像、無處不在的噴泉，才知道那個夢幻世界的根原來在這裏。不過在當時，全上海的人大概都以為那就是我們將要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的天堂，因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1958年，河南襄城人民公社社員大翻「衛星田」
整個五十年代，正是蘇聯的影響滲入到全國的每個角落的時代。我個人作為小學和初中學生也能感受得到：我的姨母只是一個幼兒園的主任，但是她要領導其他老師學習蘇聯的兒童教育理論——馬卡連柯教學法，為此她自己出錢訂了蘇聯的兒童刊物，請人翻譯成中文作為參考。在課程設置方面，我們進初中時語文課分成「漢語」和「文學」兩門。文學課就是教一篇篇的範文，同以前的「國文」課沒有兩樣。漢語卻是新開的課目，專門講語法，教詞彙的分類、句子成分的分析等等。實際上這是初級的語言學，作為一門課程，是從前的中學沒有的。另外記得當時高中生的生物學課本不叫「生物」，叫做「達爾文主義基礎」，我懷疑這些都是仿照蘇聯中學的做法。幾年後同蘇聯關係漸漸疏遠，這些課程也都恢復了原狀。教科書的內容，也增添了許多蘇聯和俄國的內容，比如物理書，除了介紹伽利略和牛頓，也介紹俄羅斯偉大的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生物書，除了介紹達爾文，也介紹偉大的自然改造者，「向大自然索取」的米丘林。高爾基的「海燕」和「母親」也進入了我們的語文課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