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箴領諸孫與曾孫合影於江西南昌，1899年。左起：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寶箴、陳封可（陳衡恪子）、陳衡恪、陳隆恪
1895年，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做湖南巡撫時，把湖南的改革做得非常好，成為全國維新變法的一個典範。很多改革派人士都來到了湖南。梁啓超來了，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改革派大將黃遵憲從日本回來，擔任了湖南的鹽法道，跟陳寶箴一起推動湖南新政。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新政期間也在湖南，後來被保薦入京，做了軍機章京。唐才常、熊希齡、經學大師皮錫瑞，當時也都在湖南。一時間，湖南的改革做得轟轟烈烈。
當時的改革有兩種流派。以陳寶箴、陳三立、黃遵憲為首的一派，主張漸進改革，需要慢慢來。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激進變革，趁熱打鐵。熊希齡、唐才常和康、梁、譚的主張相同。
1898年八月初，慈禧發動政變，變法失敗，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被「革職、永不敘用」。陳寶箴的罪名是「濫保匪人」，楊銳、劉光第都是他保薦的。陳三立的罪名叫「招引奸邪」，請梁啓超做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就是他推薦的。黃遵憲、熊希齡、皮錫瑞也都受到了處分。
慈禧戊戌八月政變對陳寅恪家族的打擊是非常大的。這一年的冬天，陳寶箴一家，坐船從長沙到了南昌，住在南昌一個叫磨子巷的小巷子裏。沒有經濟收入，靠親友幫助維持生活。
1899年，義和團起來了。慈禧太后一開始是鎮壓義和團的，後來看到義和團反對洋人，又反過來利用義和團。慈禧之所以痛恨洋人，是因為她最恨的康、梁居然跑掉了。外國人對慈禧政變不但同聲譴責，而且還保護康梁，讓他們逃避了朝廷的懲罰。
戊戌變法失敗，釀成流血悲劇，這件事對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打擊特別巨大，對陳寅恪也有深刻的影響。陳寅恪後來寫了很多文字，反思維新變法。他同意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的看法，覺得中國的變革應該是漸進的。他覺得，如果當時不是走激進的道路，而是按照他祖父和父親的方法慢慢變革，按照他們所設計的方案實施，推薦張之洞入朝，帶領譚嗣同這些年輕人實施改革，情況會有所不同。張之洞是慈禧喜歡的人，也是改革派。如果他來主持改革，慈禧與光緒的矛盾不會爆發，就不會有八月政變，隨後的義和團變亂也就不會出現，也就不會有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如果沒有八國聯軍，就不會有後來的一系列事變。
在陳寅恪看來，中國近代的歷史，從1898年戊戌變法之後，就走上了一條從激進到激進的道路，這是非常「可堪哀痛」的。
這樣的反思，帶給陳寅恪的影響，是他研究學問，始終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把它堅持到很少有人能夠做到的程度。他的許多著作，包括他晚年寫的《柳如是別傳》，都滲透有他的這種學術精神。他早年寫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研究的是中古文化社會之史。而在晚年，居然寫出了《柳如是別傳》這樣一部史學的巨著，真是學術奇蹟。
1945年以後，他的眼睛不能視物了，已經成為一個盲人。後來腿又跌傷，變成「目盲殘足」，直到1969年去世。廣東有一位陸鍵東先生，寫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寫1949年到1969年這二十年陳先生的遭遇。陳先生在眼睛不能看東西的情況下，寫了70萬字的《柳如是別傳》。柳如是她是晚明一個有名的妓女，號河東君。在陳寅恪看來，她是一位民族英雄，在她身上也秉承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柳如是別傳》，表面來講，是給一個女性作傳，實際上寫的是明清的文化史和政治史，是「借傳修史」。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的緣起中講得很清楚，他寫此書，是為了表彰我們民族的這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被國民黨稱作國寶，他有充分理由在1948年去台灣。本來去台灣的機票，政府方面都給他買好了，跟胡適一起。但到了上海，胡適去了台灣，陳寅恪不走了。他到南京，在俞大維家裏住了一段時間。然後再到廣州嶺南大學，應聘作教授。後來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合併，陳寅恪就成了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直到1969年去世。
中間有個故事，1953年到1954年的時候，中國科學院幾次想請陳寅恪先生北上，擔任歷史第二所所長。但他沒有去，學者們有很多考證。但我們不知道一件事，這件事是陸鍵東先生在《陳寅恪最後二十年》中公佈的一份材料，從中山大學檔案里發現的，是陳寅恪當時對科學院的答覆。這個答覆由汪籛手錄，原原本本記錄，陳寅恪親自看過記錄稿，然後拿去科學院。汪籛是陳寅恪欣賞的弟子，北京大學教授。汪是熱血青年，面對一個新的政權，他當然也很高興。他去廣州，請陳先生就任第二所所長職務，這是科學院派他去的。陳先生跟他沒談好。沒談好的原因，以劉夢溪對現場的重構，看來是汪籛表現得太過於高興，陳先生不喜歡這樣的態度。
兩人沒談好，陳先生就明確講，我不能去，如果讓我去，有兩個條件：一，歷史第二所不學馬列主義；第二個條件，請毛公或者劉公給我寫一封信，准許歷史所不學馬列。我們現在知道了，毛公或者劉公沒有給他寫這個信，陳寅恪也就沒有去。他在給科學院的答覆中，重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說做學問，必須以此為準。一切都可以讓步，只有這個不能讓。現代學者中，能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持到如此的高度和純度的，沒有第二人可以和陳先生相比。
就是陳援庵先生也不能和陳寅恪相比。但是，陳寅恪非常看重陳援庵先生的學問。陳援庵兩本書的序言都是寅恪先生寫的。陳援庵先生最重要的書是《元西域人華化考》，陳先生給他寫了序，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他的學問是錢曉征以後的第一人。錢曉征是誰？清代的大史學家錢大昕，字曉征。錢大昕的學問，是一等的。陳寅恪認為，援庵先生的學問是錢曉征之後的第一人。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援庵老人也有叫寅恪先生傷心之處。1953年，陳援庵在報上公開發表檢討。陳寅恪先生不喜歡一個大學者這麼做，你可以完全擁護一個新的政權，但也不必那麼深刻地否定自己的過去。他看了這個檢討，寫了一首詩，題目是《男旦》。寅恪先生在這首詩里，對援庵先生的行為雖然有所嘲諷，卻從不輕視援庵先生的學問。陳援庵先生有一本書叫《史諱舉例》，這是他的絕學。還有一本，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還在用的《二十二史朔閏表》。但陳寅恪先生同時，也並不掩飾他對援庵先生的看法，這是兩回事。在堅持研究學問的獨立性這件事上，兩人的骨頭是有分別的。
(內容來自劉夢溪文《那些大師們的學問與性情的故事》，轉載時作了編輯整理。)
2024-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