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過分在氣節上求全生活在那個苦難時代的知識分子，都不免是為那個殘暴的政權在作開脫。"
《魯迅的最後十年》，林賢治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
為魯迅先生立傳的人數以百千計，最得我心者，除了竹內好，便數林賢治。他人寫魯迅，將其當作客體，作者是作者，魯迅是魯迅，兩者之間涇渭分明；林賢治寫魯迅，則將其當作主體，作者與魯迅，簡直要不分彼此，合二為一，甚至只見魯迅，不見作者。林著《人間魯迅》，上下兩冊，將近千頁，雖是第三人稱，卻可作魯迅的自述來讀。能使魯迅在紙上復活，不僅需要思想的相通，更需要風骨的相通。畫虎畫皮難畫骨，寫魯迅，若無風骨支撐，便難以臨摹其俯首背後的橫眉、絕望背後的悲憫。這一點，恰是林賢治的擅長。他們相通到什麼程度呢，我看林賢治近年來的肖像，竟有了一些晚年魯迅的氣質。
說林賢治酷肖魯迅，於他而言，無疑是最大的讚美。他對魯迅的傳承，不止傳承了魯迅的優點，還傳承了魯迅的缺點。因此有人譏諷他是魯迅的"凡是派"："凡是魯迅贊成的他都贊成，凡是魯迅反對的他都反對，凡是贊成魯迅的他都贊成，凡是反對魯迅的他都反對。"對此他的態度十分坦然："朋友告訴我，說有一位海上批評家說我是魯迅的'凡是派'，問我意下為何？我回答說榮幸之至，只是愧不敢當。"
"凡是派"的立場，之於林賢治的魯迅寫作，可謂利弊參半。像《人間魯迅》這樣的文學創作，"凡是派"的愛憎分明、一往情深，正有助於林賢治進入並呈現魯迅的精神世界；如《魯迅的最後十年》這樣的學術研究，"凡是派"的偏執與狹隘，則阻礙了林賢治認知並解剖魯迅生命最後十年的政治與文化生態。質言之，文學需要激情，學術需要客觀，"凡是派"得之於前而失之於後。林賢治是優秀的作家，卻未必是優秀的學者（當然林賢治從不以學者自命，而對學者的稱號頗為鄙夷，對學院的生態相當厭惡）。
《魯迅的最後十年》一再重印，足見風靡。從初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3年）到最新一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這十八年來中國的變遷，固然不比"魯迅的最後十年"（1927-1936年）那般波瀾壯闊，天翻地覆，卻也是暗流洶湧，於無聲之中醞釀驚雷。林賢治寫此書，立意不止在歷史，還有影射現實之意，連書中的留白都充滿了反諷的氣息（不妨說，此書諸多論調，相比歷史，毋寧更適用現實）。不過，而今驀然回首，只怕他要失望了：此書談論的主題，如"書報審查制度"、"自由與人權"、"專制與改革"，十八年來現實並無顯著進步；作為主角的魯迅，所受冷遇、貶損、廢黜更甚往日……
"凡是派"的教條主義僵化了歷史，影射史學的實用主義扭曲了歷史，這二者，決定了《魯迅的最後十年》必將陷入重重爭議。在我看來，此書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出在魯迅身上（林賢治試圖以一個自由的魯迅，來對抗被權力禁錮的魯迅，然而魯迅始終被供在高不可攀的神龕之上，不曾回歸人間，自由趨向極端，同樣是一種神化），而出在了魯迅的批判對象身上：一是國民黨，二是胡適。
此書第一章名曰"國民黨'一黨專政'"。林賢治竭力論證國民黨反自由、反民主，是一個極權主義政黨，蔣介石是一個大獨裁者等，以環境的險惡、敵人的兇殘，反襯魯迅戰鬥的無畏、風骨的嶙峋。他的論據都是什麼呢，如"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口號。拿口號來立論，正折射了林賢治的顢頇。因為口號之為口號，尤其政治口號，一在欺人，二在自欺，無足為憑，何以為證。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林賢治竟混淆了口號與行動、理論與現實，或者說應然與實然。縱使國民黨企圖成為一個極權主義政黨，事實則是，從其誕生，至今百年，它從不曾具備極權主義一半以上的特徵；縱使蔣介石企圖成為大獨裁者，事實則是，如其對手所嘲諷的那樣："民主無量，獨裁無膽"（需要注意，獨裁併非膽量的問題，而是能力的問題），哪怕在其權力巔峰，卻不過是"弱勢獨裁"。反觀歷史，在"魯迅的最後十年"，中國四分五裂，國民黨內憂外患，談何一黨專政，談何極權，談何獨裁？要知道當時國民黨最大的問題，不是獨裁，而是不能獨裁。更不難想見一點，假如那十年的國民黨誠如林賢治所論，魯迅的命運必遭改寫，在真正的極權之下，怎麼可能容忍魯迅式的寫作呢，他的歸宿，不是沉默，就是入獄，生於1948年的林賢治可謂過來人，對此應有明鑑。一言以蔽之，倘若國民黨極權，蔣介石獨裁，就不會出現"魯迅的最後十年"；恰因存在"魯迅的最後十年"，則可反證國民黨不夠極權，蔣介石不夠獨裁。所以說此書自打開篇，便陷入一種自相矛盾、自我解構。
如果說林賢治對國民黨的誤判，可以歸結於現實的焦慮，那麼他對胡適的貶斥，只能歸結於自身的狹隘。此書第三章"自由與人權"，以胡適觀照魯迅，把二人強行對立，諸如這樣的結論："承認還是不承認現存的政府和法律，承認還是不承認奴隸——政府稱之為'公民'——反抗專制壓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魯迅和胡適們的分歧的根本所在。"此言貌似深刻，可惜只說對了一半。胡適的確承認"現存的政府和法律"，主張在體制之下、現狀之上漸進改良，然而他什麼時候否決了公民"反抗專制壓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須知反抗者不止魯迅一人，反抗的方式，不止魯迅一條，胡適何嘗不在反抗，而且極具殺傷力，否則就不會導致《新月》六七號合刊和《人權論集》被查禁，中國公學校長一職被迫辭去。魯迅的朋友（魯迅書信集中，有二十五封半致曹聚仁）、寫過《魯迅評傳》的曹聚仁說："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可為註腳。
以胡適襯托魯迅也好，以魯迅鄙薄胡適也罷，林賢治的思維，還是二元論，使魯迅與胡適構成了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關係。我早說過，二元思維作為一大病毒，十分流行，看來連林賢治都不能倖免；一旦感染，其論點便無足觀。因為魯迅與胡適之間，絕非針鋒相對，勢不兩立，若譬之為兩條線，他們不是平行的直線，反而時有重合；況且那十年間中國的反抗者，不止魯、胡二人，就像這世間的顏色不止黑白，人心不止善惡，倘你眼裏只有二元，則只能看見一個一元的世界。從思維上講，一元的終點是專制，多元的終點才是自由。
林賢治心中的一元，便是魯迅，他的一元論，便是唯魯迅論，把魯迅塑為幾近完美的標杆，藉此橫掃天下，推倒一世豪傑。在魯迅的輝光之下，胡適淪為奴才，乞求政府施與自由；陳寅恪淪為"文化遺民"，其氣節僅在於守舊，而無關開新，所張揚的是"一種沒落的士大夫情調"，所演奏的是一首"唱給舊文化的深情輓歌"……這樣的道德批判，遍佈林著，誠可謂魯迅遺風。
魯迅的風骨，怎麼弘揚都不過分。然而風骨，以及氣節、道義等，用途在於勸勉，而非責難。所謂不以大義責人，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為伯夷叔齊，成為文天祥、方孝孺，成為魯迅、胡適。道德批判的意義，不在抬高上限，而在維護下限，捍衛人之為人的良知與尊嚴，使人類不至淪為奴隸、禽獸；換言之，成為一個人，並不意味着要成為聖賢，成為英雄，成為鬥士。倘把上限降格為下限，道德批判便可殺人。
這不是危言聳聽。可以史為鑑。1949年後，留守大陸的馮友蘭備受政治批判，屢作"自殘、自踐、自辱式"的檢討和自我批評。1950年8月，在印度講學的張君勱讀到馮友蘭《學習與錯誤》，遂撰《一封不寄信——責馮芝生》，刊於香港《再生雜誌》，信中責備馮友蘭"不識人間尚有羞恥事乎"，"足下讀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為英魂，奈何將自己前說一朝推翻，而向人認罪？"雖倡以大義，卻滿紙殺氣騰騰，不啻用名節殺人，逼馮友蘭捨生取義。
同理，林賢治批判陳寅恪，對於1949年後陳寅恪的一些表態，以及"晚年唯剩頌紅妝"等，非但不予體諒，反而橫加苛責，以"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的名義，以魯迅所云"戰鬥者"的名義。他卻不去想，假如將魯迅置於晚年陳寅恪的語境，該當如何？只要堅持戰鬥，不管怎樣深沉、韌性，結局終不免一死，而且極有可能是橫死。就此而言，以三十年前的魯迅批判三十年後的陳寅恪，可謂殺人之舉。痛斥"文化移民陳寅恪"的林賢治，最該傾聽周質平的告誡："過分在氣節上求全生活在那個苦難時代的知識分子，都不免是為那個殘暴的政權在作開脫。"（周質平《氣節與學術——論馮友蘭的道術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