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典型的言情小說場景，若放在虛構作品中，齊邦媛一定會和這位漂亮的軍官發生點什麼。然而在嘈雜紛亂的現實中，羅曼蒂克就此戛然而止，這位軍官在後文中再未出現過。
雖說是非虛構作品，但是當她將自己的一生濃縮呈現，她所經歷的某些瞬間，便也無可避免地成了讀者眼中的景觀。或許也是因為有了疾病和災禍的籠罩，夾雜着各種死裏逃生的奇遇，齊老師在書中對於少女時代的回憶和講述，也細膩浪漫得像是一部精緻的年代小說。
王德威老師在後記中評價道：《巨流河》不僅是一本自傳，也是一本文學作品。
在那個「歡樂苦短，憂愁實多」的時代，齊老師這克制內斂的筆觸，已經是一種極致浪漫主義的描摹。
五、她的愛情
全書最濃墨重彩的一段，莫過於齊邦媛與張大飛的緣分。
最初那個男生有個吉祥的大名，叫做張乃昌。他父親曾是瀋陽縣警察局局長，因接濟並放走地下抗日者，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張乃昌喪父後為躲避日本人的追殺，帶着弟妹逃亡到營口投奔姑姑。此後，他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張大非」。
在此期間他入讀了一所教會中學，為了求得內心的安寧，他信奉了基督教，得以「盡情求告一個父親的保護和愛」。
翌年「滿洲國」成立，十五歲的張大非獨自逃到北平投奔叔叔，在極端困頓時，他看到了齊世英創辦的「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佈告。他考取了初三，食宿皆有公費，終於安定下來。
幾年後的除夕，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奉父親的命令，在學校里找到了大自己三歲的張大非，並帶他回家吃飯。在那個寒夜裏，十八歲的張大非忍住號啕，說出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故事。年少的齊邦媛一面聽着，一面看到媽媽種的幾棵小樹在窗外的風雪中搖晃，彎得近於折斷。
自此，每個星期六午後，年少的齊邦媛都會「在哥哥那群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
那年初春，齊邦媛兄妹隨着母親住在板橋的小平房，她常隨着哥哥漫山遍野地跑。有天午後，齊邦媛跟着哥哥一行人去爬不遠處的牛首山，下山時因走得慢而落在後面，在半山處抱着一塊小岩頂進退兩難。聽着尖銳的山風呼嘯，她不由得在恐懼中哭泣。
這時，她發現張大非在回頭看她。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到了初夏，他們便搬回到了南京城裏。
再後來，戰爭局勢地動山搖，齊邦媛再也沒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緣分。
但在往後數十年間，齊邦媛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到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裏由隘口回頭看我」。
倘若這一切真的發生在一部言情小說里，再往後便是青梅竹馬攜手相伴的故事了。
然而這不僅不是小說世界，甚至不是個正常的世界。
隨着七七事變爆發，眾人被迫西逃。中山中學高中部的男生接受了軍事訓練，背着軍隊的步槍，承擔起了護送撤退的職責。哥哥齊振一、表哥裴連舉還有十九歲的張大非，用棉被裹着產後虛弱的裴毓貞抬上火車，然後把齊邦媛和三個妹妹一個個由車窗遞進去。
逃亡的火車上，連車頂都攀滿了難民，過隧道時總有人掉下去，引發旁邊人的哭喊。到蕪湖換船時，在混亂擁擠下，有更多人落水呼救，還有人就這樣沉了下去。「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混雜着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那些悽厲的哭喊聲在許多無寐之夜震盪，成為我對國家民族，漸漸由文學的閱讀擴及全人類悲憫的起點。」
好不容易行船到漢口，齊邦媛又經歷了妹妹病逝、母親死裏逃生的接連衝擊。當她獨自站在病房門口，聽着舅舅呼喚母親的名字，張大非忽然從大門處跑着過來了。
他跪在病床前俯首祈禱，然後走出來告訴齊邦媛：他已報名軍校，從此改名為「張大飛」。
隨後他疾步離開醫院，去軍隊報到。臨行前，他交給齊邦媛一本全新的《聖經》——他平時總是隨身帶着一本鑲金邊的《聖經》，年少的齊邦媛常常好奇打量。此刻臨別之際，他送了一本全新的《聖經》給齊邦媛，並且附言道：「祝福你那可愛的前途光明」。
齊邦媛從前只覺得自己的生命病弱磨難，從未聽任何人說過「可愛的前途」這樣的話。
逃亡路上，齊邦媛的哥哥收到張大飛來信，說他已經考進了空軍官校。隨着戰火蔓延，他們經過了湖南、廣西，齊邦媛不斷轉學、不斷躲避空襲，終於來到戰時首都重慶。父親齊世英忙着接送一車車的學生，路途上一次次與家人擦身而過。
在重慶沙坪垻定居下來之後，齊邦媛總算開啟了較為安穩的幾年青春。
初中時的齊邦媛骨瘦如柴，留着男生的短髮，從不照鏡子，日常和同學一起接受童子軍訓練。此時的張大飛已經開始駕駛驅逐機與日軍作戰，有一回他經由重慶去拜訪齊家，對齊邦媛的母親說：「我剛才看到邦媛在校門口站崗，她的胳膊和童子軍棍一樣粗。」
在齊邦媛中學那幾年，在空軍部隊作戰的張大飛一直聯絡不上自己的家人，便時常給齊家寄來家書，儼然將齊家當成了自己的家。而愛寫信的齊邦媛就成了他最穩定的筆友。他們的生活宛如兩條平行線：少女齊邦媛熱絡地分享自己在南開中學孟志蓀老師課上學到的詩詞，張大飛就陪她一起討論，他贊同秦少游的氣魄，卻不理解少女齊邦媛為何會喜歡皇甫松的蒼涼。
張大飛常常寄來照片，從棉軍服到飛行裝，每一步都是他的成長。後來他被挑選參加了陳納德的飛虎隊赴美受訓，一九四二年由科羅拉多州回國，還專程去沙坪垻拜訪了齊家。此時他已是中尉，生得壯碩精神，常常在雲南各地開飛機作戰。
飛行員休假時常常去喝酒，而張大飛執意不肯去及時行樂，只是在家中讀《聖經》，或是給齊邦媛寫家書，以求得內心安寧。
他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與敵機正面遭遇，清清楚楚看到了對方駕駛艙里那張驚恐的臉。他只知道自己若不先開槍就必死無疑，但他無論如何也忘不了墜機火焰里的那張臉。
對於齊邦媛來說，張大飛是符合一切少女憧憬的蓋世英雄。
在齊邦媛高中的假期，張大飛來找她吃飯散步，「太陽耀眼，江水清澄」，她聊着自己讀的課外書，他聊着自己的飛行所見，兩人在江岸邊偷得片刻寧靜，卻並未一語觸及情愛。
一九四三年四月，齊邦媛高中畢業前，忽然有個初中女生跑來告知，有人在操場上等她。
她出去後，只見張大飛由梅林走過來，走到一半忽然站住，說：「邦媛，你怎麼一年就長這麼大，這麼好看了呢。」
「他說，部隊調防在重慶換機，七點半以前要趕回白市驛機場，只想趕來看我一眼，隊友開的吉普車在校門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門走，走了一半，驟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門口范孫樓，在一塊屋檐下站住，把我攏進他掩蓋全身戎裝的大雨衣里，摟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軍裝和皮帶，我聽見他心跳如鼓聲。只有片刻，他鬆手叫我快回宿舍，說：『我必須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門口，上了車，疾馳而去。」
「今生，我未再見他一面。」
讀到這一段，我腦海中不由得浮現出那句歌詞：「就算你壯闊胸膛，不敵天氣，兩鬢斑白都可認得你。」
咫尺依偎的溫暖轉瞬即逝，身在其中的主人公卻不知道那已是訣別。
訣別不是一下子到來的。
齊邦媛聯考時填了三個志願：第一志願西南聯大哲學系，第二志願武漢大學哲學系，第三志願西南聯大外文系。
她選擇哲學系，是想向曾經遠赴德國讀哲學的父親挑戰。為了遠行獨立，她刻意沒有填家門口的中央大學。她的第一和第三志願都在離張大飛很近的雲南，偏偏因為數學分數低，而去了第二志願的武漢大學。西南聯大外文系來信鼓勵她就讀，她卻更鍾意哲學專業，沒有接受這根橄欖枝——哪知一年後，在朱光潛老師的勸告下，她仍舊轉入了武漢大學外文系，並且後來以英語教育和多語言文化交流為終身事業。許多事情都像是註定，連偏差也像是註定好了的。
齊邦媛還未入住大學宿舍，淺藍色的航空信就已經寄到了宿舍。二十五歲的張大飛在雲南邊陲溽熱潮濕的備戰室里，對着搶工修復的飛虎隊跑道，給齊邦媛寫下一封封的家書，叮囑十九歲的她不要因為想家而哭泣，要相信光明的前途。
情難自已時，他也曾在信中寫下：「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匯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麼愛你，多麼想你！」
在這之後，張大飛在一場戰爭中受了傷，對死亡有了更近的認識。此後他不再輕言感情，只是常擺出兄長的成熟態度。而渾渾噩噩讀完大一的齊邦媛，卻起了念頭，想申請轉學到西南聯大外文系去，也可以藉此離張大飛近一點。
張大飛趕忙來信，堅決不贊成齊邦媛轉學去昆明，說自己實在沒能力照顧：「你對我的實際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對我『光榮』的實質情況愈模糊愈好。」
齊邦媛初讀並不懂得，直到很久以後才明白，張大飛便是在此時下定決心，要徹底退回到保護者和兄長的位置。加上導師朱光潛和父母的勸說，「感情大於理性」、不太適合讀哲學的齊邦媛在大二那年轉到了外文系，不過仍舊留在了武漢大學。
在大二的暑假前，她收到了張大飛殉國的消息。
二十六歲的張大飛，在預感自己就快犧牲時，給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寄了最後一封信：「……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感謝媽媽這些年對我的慈愛關懷，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似乎看得見她由瘦小女孩長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開的操場走來，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出說出心意，我怎麼會終於說我愛她呢？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這些年來我們走着多麼不同的道路，我這些年只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
信的最後一句這樣說道：「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齊邦媛收到一整包張大飛退回來的、她曾經寄過去的信，當中有一封汗漬斑斑已經褪色的信，一看即知是張大飛常常隨身攜帶——那是齊邦媛在高三時寫的，純粹的文藝青年的信，說着李白和天上的月亮，說着學幾何多麼難，抱怨說自己現在都不敢看課外書了。
齊邦媛猜想，這封信對於張大飛來說，或許就像他的隊友們去喝酒跳舞一樣，也有幫助忘卻猙獰現實的用處。
在戰爭即將勝利的短短四個月內，羅斯福逝世，陳納德解職，張大飛戰死。
當日本終於投降、盼望已久的勝利終於到來時，滿大街都是狂歡的聲音，齊邦媛卻跑回家，昏天黑地慟哭了一場。她不敢再提張大飛的名字，也不敢再看兩人來往的那些信件。
後來經歷遷移輾轉，那些信件全都丟失湮沒，她再也沒有機會「堅強起來好好看看」。
她只是在這一年正式受洗成為基督徒，用另一種方式紀念心裏的他。
大三那年，齊邦媛開始與一位來自上海的姓俞的男同學約會，卻在假期短暫回南京期間，不經意走近了「紀念張大飛殉國周年」的禮拜堂，頓時猶如刀劍刺入心中。她入場時沒敢簽自己的名字，簽下的是哥哥齊振一的名字。冥冥中，她只覺得這種相遇是註定。
有了這一場衝擊，加上俞同學此後在上海工作生活、思維漸行漸遠，齊邦媛進大四後不久，便退還了俞同學所有的信件，決定和他就此別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