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後的一九九九年，齊邦媛佇立在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紀念碑前，在編號M的碑上找到了寥寥幾行字：「張大飛，上尉，遼寧營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職。」
五月的陽光照着七十五歲的齊邦媛，她心中恍恍惚惚有個聲音在說：那麼，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事了。
那被她哭得淚痕斑斑的枕被，那散失在混亂中的來往信件，十八歲那年雨衣里的心跳聲，十二歲那年山風裏的回眸，這悽美浪漫得如同幻覺一般的緣分，直到白髮老嫗佇立在冰冷的墓碑前，一切回憶才再度有了實感。
人生中有很多瞬間，凝住眼淚才敢細看。
六、真相與同理心
雖然張大飛的故事纏綿悱惻，但是有個細節及時止住了我的感動。
張大飛的遺書里夾雜着這樣一段，說當他意識到自己「朝不保夕、移防不定」，不願拖累齊邦媛，決心退回到兄長的位置之後：「……我現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歲，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嘗過。從軍以來保持身心潔淨，一心想在戰後去當隨軍牧師。秋天駐防桂林時，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學老師，她到雲南來找我，聖誕節和我在駐地結婚，我死以後撫恤金一半給我弟弟，請他在勝利後回家鄉奉養母親……」
我醞釀着的淚水當場乾涸。
在張大飛的這封信里——起碼在齊邦媛轉述的張大飛這封信里，這個「聖誕節在駐地結婚」的中學老師就只出現了短短一瞬。聽上去，這場婚姻甚至像「喝酒跳舞」一樣，只是一個打卡體驗項目，另一位當事人的感受完全就不重要。
我原以為，張大飛是因為意識到自己之後生死未卜，才不願談情說愛拖累別人。難道，恩人家的掌上明珠不能拖累，偶然認識的中學女老師就可以隨意拖累了？
他的撫恤金分一半給弟弟，另一半應該是給太太了吧？
齊邦媛在全書中再未置一詞，關於那個女教師後來過得怎麼樣？沉浸在悲慟中的齊邦媛有關心過她的命運麼？她對那個女教師有過嫉妒麼？有過同情麼？有過愛屋及烏的悲憫麼？
難道說，所有人都默認了這齣戲有且只有一個女主角？於是其他出場角色都可以寥寥幾筆帶過。任憑他們承受失去至親的悲痛，任憑他們獨自承擔世間孤苦，都並不值得牽動主人公的喜怒哀樂？
在《巨流河》出版後，眾人對齊邦媛與張大飛的這段情有諸多討論，更有惡意讀者大罵齊邦媛「瑪麗蘇戀愛腦」。但其實，張大飛妻子的經歷也傳奇得宛如一部言情小說。
根據資料，張大飛的妻子名叫朱鴻影，他們兩人竟然還留下了一個女兒，叫做張川生——大約意為「在四川出生」。在張大飛殉國後的第二年，他的弟弟張大翔找到了嫂子朱鴻影，並且娶她為妻。
按時間推算，張大飛和朱鴻影的感情發展，應該在他尚與齊邦媛通信時。
由於當時空軍很受歡迎，一見鍾情就閃婚的大有人在。有讀者查閱資料後推斷，朱鴻影應該是一直對張大飛有情：那次張大飛在戰爭中受傷，痊癒後便不再對齊邦媛談及情愛，逐漸退回到兄長位置，應該是因為在他受傷期間，朱鴻影女士曾親自跑去看望照顧。
對於身心脆弱的戰士來說，這種朝夕相處的細緻關懷是極有征服力的，比起純粹的心動和嚮往，另有一番滋味。
一邊是勇赴戰場大膽示愛的女教師，一邊是事事都需要請求父母准允、嚮往着蓋世英雄照顧保護的、柔弱的文藝女青年……張大飛最終做出的婚戀選擇，不全是因為愛情，卻也絕不是自暴自棄的「打卡體驗」，而是出於綜合考慮後的一種更厚重的感情。
張大飛與朱鴻影實際結婚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即齊邦媛還在讀大一時，也就是他情不自禁地將高三的齊邦媛抱進雨衣里聆聽心跳的同一年。在此期間他一直隱瞞婚訊、保持與齊邦媛通信，所以翌年夏天，當齊邦媛想要轉校去昆明離他近一點，他才會來信極力勸阻。
直到婚後九個月，他才停止與齊邦媛通信。
少女齊邦媛同時受到張大飛的婚訊和死訊的衝擊，無法處理這種複雜的心情，於是只將自己對張大飛之死的悲慟展開來講，卻將自己對他這場婚姻的態度略過不提。
根據張大飛的遺物和遺書，齊邦媛分明知道自己在對方心中的位置。在張大飛的潛意識裏無疑有一種「放手成全，希望你過得更好」的意味。他選擇和別人結婚，並非因為心裏沒有齊邦媛，而恰恰是因為感情太重不敢拿起——這一點他自己在遺書里也坦然承認了。
這般深刻隱忍的、帶着仰望和呵護的「愛」，這般帶着一點點不道德的「被愛」，讓齊邦媛心情複雜，但做慣千金小姐的她也坦然接受了。由是，她才敢於放任自己洶湧的思念，甚至會向自己日後的追求者屢屢提起張大飛的名字。
齊邦媛在後文中提到，她之所以知道張大飛的紀念碑所在，是因為張大飛的弟弟曾經寄給她一本紀念碑的冊子。這樣說來，她是知道朱鴻影的後續下落的。在回憶錄里避而不談，是因為自己無處安放的姿態，也是一種努力維持的體面。
書中也提到，在齊邦媛大學時，學生里的「讀書會」辦得如火如荼，左右派思想割裂日益嚴重。一些去過左傾讀書會的同學，開始有了莫名其妙針對她的惡意，指責她是「權貴餘孽」，並且當面大聲罵她。她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政治會給人帶來如此大的改變，為什麼可以煽動起這樣無端的仇恨，愈發決定終身遠離政治。
政治口號對人的思想改變固然可怕，但我也在想，或許身份優渥的齊邦媛自己也未曾意識到，她有時一些理所當然的無心舉動，可能真的曾經刺傷過某些和她身份背景大不相同的人。
她自然對人沒有惡意，但很多她習以為常的概念，一些她感受不到的生活芒刺，一些被她下意識忽略掉的、遙遠他方的眼淚與真實，或許也是造成她忽然間遭受攻訐的原因。
她確實是個細膩敏感聰慧的文藝青年，但她的同理心也就到自己的舒適區為止了。
七、她的房間
齊邦媛一生住了將近十年的女生宿舍。
她從小就生活在多人聚居的大宅院，最長時間的獨自居住，大約還是十歲那年在黑暗寒冷的西山療養院。
此後她輾轉讀書，便一直和一大群女生們住在一起。剛搬進大學宿舍時，她發現自己的床靠近屋裏唯一的窗子，原本還有些慶幸，但很快就發現，為了安全，窗戶是用木條封住的，連外間天亮都看不到。
當時由於戰時條件簡陋、學校倉促遷到樂山，單薄的木板床總是顫動着，旁邊還沒有欄杆。即便瘦弱如齊邦媛，也擔心自己會不會半夜從上鋪摔下去。
大一暑假結束時，齊邦媛提早一周回到樂山辦理轉系手續，只想早些去登記宿舍房間，希望能得到一個靠窗的書桌。
搬到新宿舍不久後，有些室友受到讀書會左傾思想影響，開始對齊邦媛陰陽怪氣，就連她曾經形影不離的下鋪女生趙曉蘭也漸漸不理她了。便在此時，歷史系的李秀英告訴齊邦媛，自己的室友被未婚夫接回去結婚了。李秀英知道齊邦媛一直羨慕人少的屋子，便邀請她去同室。
齊邦媛連忙辦理了申請手續：「……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頭頂上一尺半見方的天窗，對我簡直是華美的宮殿！」
由於李秀英有固定男友、常常出去約會，所以齊邦媛每晚都能有三個小時獨處，用來清理滿腹的心事。夜深人靜時，透過小小天窗聽着河水洶湧奔流的聲音和對岸的鳥鳴，她只覺得這是一種奢侈的幸福。再後來，她在老水夫的指引下，找到了河岸邊一個幽靜的角落，得以躲在那裏獨自讀書，簡直如獲至寶。
大學畢業前，齊邦媛想繼續讀書進修，還申請到了美國霍利約克學院的入學資格。然而父親齊世英不同意她出國，認為她應該先考慮婚姻，否則以當下的局勢，她一生與家庭隔絕，會成為孤僻的「老姑娘」。
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後的齊邦媛在北平和上海都未求職成功，輾轉來到台灣大學擔任助教，借住在父母的好友馬廷英叔叔家中。當時的台灣深受日據時期影響，馬家所在的青田街是一條條窄巷，都是可以直接推開的低矮日式房子，入室時要換上草拖鞋，踩上榻榻米，好似走在別人的床鋪上。
剛到台北的那幾個月，齊邦媛只覺得孤獨陌生，心中一直盤旋着「回到爸媽身邊」的念頭。
新年後的某一天，她在車站躲雨時偶遇了武大的校友楊俊賢，很快就被帶去參加了武漢大學旅台校友會，終於在當地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
校友會上有一位電機系的學長羅裕昌，說是那天見到她，便下決心要娶她回家。
在長輩們的關照下，齊邦媛申請到了一間本該分給台大教授的單身宿舍。她的行李不多，除了一個小皮箱和簡單的枕被，便只有剛來時在騎樓下購入的小梳妝箱——那時常有待遣送的日本人，瑟縮地跪在台北街頭擺地攤，賣着自己帶不走的家當。
齊邦媛對這樣的景觀感情複雜，心中並不同情他們，卻也知道他們不該是仇恨的對象。
搬家之際，羅裕昌殷勤地為齊邦媛送來了被褥和必要的日用品，還在公用廚房為她燒了第一壺開水，灌在暖瓶里。
時年二十八歲的羅裕昌家境清寒、理工科出身，並不符合齊邦媛從前的愛情幻想。他既不是張大飛那樣令女孩子憧憬的蓋世英雄，也不是上海俞同學那樣時髦俊俏的佳公子。羅裕昌在給她的告白信中鄭重寫道：人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實現理想，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無意義的交談亦應減少……
齊邦媛做慣了敏感好奇的文藝青年，對這種極度理性、井井有條的人生態度感到新奇，甚至是佩服這種理智和堅強。身邊的友人都覺得羅裕昌穩妥可靠，勸她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來。於是齊邦媛寫信給父親齊世英，希望他來台灣幫忙看看羅裕昌這個人如何。
給父親的信中，齊邦媛詳細列出了羅裕昌的年齡、學歷、工作、家庭條件……看得我無奈扶額。
前文里那個看着月亮讀着詩、滿腦子浪漫幻想的文藝少女，終於還是被歲月迅速吞噬了。
於是，在相識不到一年之後，齊邦媛便和羅裕昌回上海舉行了婚禮，此後便決定在台北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齊邦媛和羅裕昌在朋友家借住一個月後，搬入了兩人的第一個家——鄰居家有六個小孩，兩家用一塊甘蔗板隔開。台灣糖業公司出產蔗糖，賺來的外匯也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榨糖的副產品便會被製成甘蔗板，解決了無數新來人口的住房隔斷問題。
新婚後的羅裕昌常在晚飯後替人修理收音機，而齊邦媛就讀書寫日記。不久後，由於大陸局勢惡化，齊邦媛的母親和妹妹遷來台灣。再之後的一九四八年，這對新婚夫婦便進入了接連不斷的「接船生涯」，常常一起去碼頭等待太平輪靠岸。
他們家離台北火車站只有三百米，便成了一個聯絡站，狹窄的家中總是坐滿等待的客人。這一年，父親齊世英也來到台灣，在她的陋室里暫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和哥哥齊振一共同定下了一所日式房子，搬去兩代同住。
在如此忙碌惡劣的生活里，齊邦媛的身體又日漸羸弱，卻在不久後懷上了身孕，必須改善居住環境。
當時，台大給作為「資深助教」的齊邦媛分配了一戶小型日式住宅，小小的榻榻米房間，配有全扇窗子，開向種了花木的院子。齊邦媛開心地告訴丈夫，沒想到丈夫羅裕昌鄭重地說道：他不能剛結婚就做妻子的眷屬，而且這還會影響他自己以後申請鐵路局的房子。
對於羅裕昌的態度，父親齊世英完全同意。
在齊邦媛新婚時，齊世英便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一九五零年，在齊邦媛懷孕六個月時，羅裕昌見鐵路局台中電務段段長位置空缺，便申請調到居住環境更寬敞的台中。羅裕昌認為，台灣若能安定下來發展，那麼鐵路的樞紐將會在中部而不是台北。
為了隨夫遷移，齊邦媛向台大遞交了辭呈，令同事訝異不已。
當年九月，身體羸弱的齊邦媛在台中生下了第一個兒子，分娩掙扎至第二晚已陷入昏迷。她母親裴毓貞在她的病床前哭泣呼喊，如同當年的她舅舅一般，從死神手中搶回了她的性命。生產之後，她大約二十多天都不能行走。
在嬰兒三個月時，她母親又不得不匆忙趕回台北，幫忙照料她即將生產的嫂子。
母親走後數日，羅裕昌常常下班不按時回家，氣血虛弱的齊邦媛便抱着孩子坐在大門口等待，直到羅裕昌的身影出現在黑暗中的第一盞路燈下，她便與孩子一起哭起來。
饒是如此，齊邦媛竟然在四年內生下了三個兒子，期間一直靠母親往來奔波、伸出援手。
——看得我都要氣死了。
一九五三年，齊邦媛在台中重遇了自己從前在南開中學的同班同學沈增文。對方考取了美國國務院的「戰後文化人員交換計劃」獎學金，需要出國接受半年的英語教學訓練，便介紹齊邦媛去台中一中幫她代課，教高中英文。
去台中一中當老師，用齊邦媛的話來說，「能從菜場、煤爐、奶瓶、尿布中偷得這幾個小時」，使她感到由衷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