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在湖北漢陽一中發生了一樁震驚世界和全國的大冤案，史稱「漢陽事件」，又稱「小匈牙利事件」。根據1957年路透社援引北京官媒消息刊發的一篇題為「萬名中國人觀看三人被處決」的報導，9月7日，三名在6月漢陽學生「暴亂」中的領導人在萬人大會上被公開處決，其他領導人則被判處5到15年的有期徒刑，幾十名學生被勒令退學。冤案直到1986年才被中共所謂的「平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發生背景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斯大林死後，繼任的赫魯曉夫於1956年初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內稱斯大林是暴君、獨裁者，進而掀起了揭發、批判斯大林的運動。蘇聯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東歐國家的變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識分子為主導的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最為激烈。
1956年，匈牙利爆發了知識分子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並擺脫蘇聯控制的抗議遊行，之後，蘇聯在中共的支持下出兵對其進行了血腥鎮壓，造成了2萬多人死亡。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知識分子的抗議運動讓遠隔萬里的毛澤東和中共心中害怕，因為此時毛在篡政後推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引起了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不滿，為了匈牙利事件不再中國上演，毛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要將那些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徹底消聲。
在精心籌劃後，毛於1957年春天先後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誘使眾多知識分子和民眾「大鳴大放」，名義是讓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
不少天真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信以為真，公開批評中共。當時振聾發聵的言論包括：「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局勢已是「一觸即發」；「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台了」；要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台」，「一黨執政有害處」；各個民主黨派，都有首腦人物向中共提出，既然是共同執政，中共有自己的武裝部隊，那麼民主黨派也要有自己獨立的武裝部隊，等等。
顯然，中國人早就認識到了中共一黨專政的害處。毛和中共自然容不下這些危及政權的言論。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毛宣稱：「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役，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反右」運動正式開始。
在毛和中共看來，這次運動的目的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
中共官方數據顯示，「反右運動」至1958年5月結束，其結果是：定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分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27萬多，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分子3萬多，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2萬多。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漢陽一中整風畢業班起風波
在上述背景下，漢陽一中校方也響應毛和中共的「號召」，允許師生提出不同意見。1999年1月15日的《南方周末》對「漢陽冤案」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
根據上級指示，漢陽一中於1957年6月上旬召開了學代會，學生們可以就學校領導和學校工作提意見，時任副校長的王建國受校長韓建勛委託，作了題為「大家動手，勤儉辦校」的報告。之後學生代表共提出340多條意見，當時參加會議的縣委文教部張副部長和到過會的韓縣長，都說會議開得不錯。
然而就在學代會快結束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6月12日，青年化學教師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課時，為了激勵學生刻苦學習，提到了4月5日《教師報》刊登的有關升學形勢緊張的文章。文章說當年「20個初中畢業生中間，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1957年孝感專區下達的招生計劃，漢陽縣當年應為初中畢業生1001名，計劃招收一個高中班（50名），升學率只有百分之五」。
如此低的升學率瞬間讓學生們不淡定了，不等下課，他們就找到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和校長韓建勛，詢問升學率到底是多少。因為說法不一，學生們認為校領導在欺騙他們，就決定要到縣教育局查看文件。韓建勛、王建國等百般勸阻，卻沒能奏效。
午飯後，在一名初三學生敲響集合的鐘聲後，全校九個初中畢業班的部分學生湧向操場，並隨即衝出校園，前往縣教育局。沿途有的學生還寫了一些要求升學的標語。據當時的《人民日報》披露，學生們貼的140張標語中包括「歡迎蔣介石回來」，「到台灣去」等內容。
反觀當下，被中共洗腦多年的學生中有幾個為了爭權利，還有這樣的血氣呢？
情緒激動的學生衝到縣人委會（文革前的縣政府）後，學生代表要求見縣長，但縣長不在。教育局和其他辦公室都沒有人，衝動的學生在沒有找到相關文件後，就開始扔辦公用品，在牆上書寫要求公佈升學比例之類的標語，還到郵電局給二中、三中學生打電話請求聲援（電話未通）。
不久，當學生得知縣長在縣委會，又一窩蜂湧向縣委會。應該是縣裏的官員們得知學生前來的原因，不敢直面學生，所以將縣委會的大門緊鎖。不過，在憤怒的學生們的連番衝撞下，大門被撞開了，學生們衝進了大院，遇到了阻擋並批評他們的兵役局長和團縣委的一名幹部，便將他們圍在當中。
第二天，漢陽一中又有數百名學生不顧副校長王建國的阻攔列隊上街，王建國只得佈置兩名副教導主任在校照管上裸的教師和學生，自己則帶着部分教師跟着學生隊伍沿途做工作。
學生們再次來到到縣人委會，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招生差別。韓茂林解釋縣裏無權解決這個問題。有的學生不服，拉扯着縣長帶領他們去省教育廳請願。拉扯中，有兩名機關幹部為保護縣長，與學生發生衝突，並被學生捆住。學生在將兩人押經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機關幹部攔截下來，幾名學生被扣留。
王建國為防止事態擴大，趕來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學生，幹部堅持不放。在幹部與鬧事的學生爭吵加劇時，數百名工人前來將學生驅散。衝突中，幹部、工人和學生都有人被打。
眼看事情鬧大，學生們也有些害怕，陸續離開了縣裏，有的學生則被家長拉回家，事態即告平息。
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學生因為招生比例不滿而有所訴求，無可厚非，雖然行動過激，但成人們如果本着教育的態度，本着為他們未來人生負責的態度，指出他們的問題，甚至給予小小的懲罰，學生們想來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此時高層從歡迎民眾提意見到打擊提意見者的風向，也被漢陽縣委所知曉。6月13日晚，縣委連夜召開緊急會議，不僅沒有回應學生的質疑，反而將學生的行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這和1989年6月，中共將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如出一轍。
14日，縣委官員在一中分別召開教師、學生會議，宣佈學生行動是「敵我矛盾性質」。隨即，公安派員進駐學校。
15日，孝感地委和漢陽縣委調集了近百名幹部組成「漢陽事件」調查團，進駐漢陽一中，要在學生和老師中抓「反革命分子」。一時間，一中上下風聲鶴唳，人人都要「交代」，個個都要「檢舉」。
在「階級分析」的方法下，時年32歲，出身富農，又有「三青團」的歷史問題的副校長王建國成為了眾矢之的。王建國1950年從湖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縣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因出身問題，一直無法加入中共。但他仍得到了1956年調任到一中任一把手的韓建勛的信任。
因為韓建勛是「土改幹部」是「吃黨飯」的，調查團將其排除在外，而將注意力集中在王建國身上。凡是與王建國工作上接近的，曾是他在湖北革大同學的，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甚至一塊和他陪客喝過酒的，都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這個集團的首領自然是王建國，「骨幹分子」包括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張良紹，原一中教導主任、當時縣教育局副局長胡平軒，教研組長鄒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學胡斌等人。
更為誇張的是，初中語文教研組長鍾毓文有個愛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批鬥王建國的大會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員發現，當場揭露說鍾毓文在向王建國「使眼色」而被宣佈隔離禁閉，隨後又被列為集團「骨幹分子」。
調查團找到了「首領」和「骨幹成員」，但起初並沒有找到所謂的「反革命背景」。其後在一個學生寫的所謂交待材料中，提到上街抗議時，曾經給縣文化館，並向楊煥堯討開水喝，楊稱沒有開水，只有冷水；向楊要電話打，楊稱打電話應去郵電局。因為楊煥堯是「民盟」的成員，調查團將楊與王建國硬拉到了一起，說楊曾曾按照縣委統戰部的意見，找過漢陽一中黨支部聯繫「民盟」的發展工作，有過發展王建國為「盟員」的意向。
此時「民盟」中央已經揪出了「大右派」章羅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漢陽一中這個「反革命集團」如果以馬哲民為「總後台」，就有了分量。
於是，調查團得出這樣荒唐的結論：漢陽一中有一個以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糾合教師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動或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分子組成的「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的「軍師」是「民盟」成員、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總後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員馬哲民；是這個「反革命集團」在漢陽一中散佈反動言論、捏造升學比例、利用「學代會」煽動學生搞「大民主」，製造了這場「反革命暴亂」。
當時的《人民日報》採用了這個荒謬的說辭，新聞標題就是「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問題是馬哲民連楊煥堯、王建國是誰都不知道，如此大的冤案就這樣被炮製出來。
含冤被處死
在調查團得出足以害死人的結論後，漢陽縣委給出了處理意見。9月6日，漢陽召開三級幹部大會，宣佈「漢陽事件」處理結果：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死刑；對胡平軒以及鄒振巨、胡斌等9名教師和一名學生分別判處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將教師李穗等三人送勞動教養；三名教師被戴上「壞分子」帽子；韓建勛等11名教職員和十名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33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事實上，對於王建國等3人判處死刑，當時縣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因此被指責為「右傾」。縣委直接派一名公安幹部請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書記許道琦對死刑判決簽字，並由這名幹部攜卷上北京最高法院辦理死刑核准手續。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草菅人命的各級官員們內心會安生嗎？而簽字同意死刑的許道琦文革被打倒、晚年得老年痴呆，是否也是迫害良善的報應呢？
「漢陽事件」惡劣影響
對於漢陽事件的處理結果，中共官媒紛紛報導，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也攝製了紀錄片在全國各地放映；漢陽一中的新領導則被邀請到許多大專院校作「漢陽事件」的專題報告。中共以此作為典型來宣傳。
與之相對的是，反共的台灣當局公開稱王建國等人為「反共義士」，並在台灣未他們開追悼會。匈牙利訪華團以及路透社記者也先後到漢陽一中訪問，並在海外報導。
「漢陽事件」的處理，在國內國外造成了嚴重影響。
冤案昭雪
文革結束後，中共為了收買人心，挽救中共形象，開始「平反」一系列冤案。
因「漢陽事件」判刑十年倖存的漢陽一中女教師胡斌，從1978年先後向有關部門寫信89件，申述所定罪行與事實不符，要求複查。1985年春天，她與同鄉同學、沔陽師範退休教師趙迪生分別上書中央辦公廳，希望把「漢陽事件」的事實搞清，作出合乎實際的結論，讓人們「胸襟開朗、心安理得」。
胡斌、趙迪生的申訴信，得到了中共高層的回應。同年5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文，將胡斌等人要求為「漢陽事件」平反的信批轉給中共湖北省委，請省委牽頭，對此案進行複查，結果報中央審批。
中共湖北省委書紀關廣富等人隨即批示省政法委組織人手複查「漢陽事件」。「漢陽一中冤案」被提上了日程。
1985年，時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書記、曾任最高檢察院檢察長的張思卿主持召開了會議，決定複查「漢陽事件」。複查工作組從十五個單位，收集到了有關「漢陽事件」的大量資料，比較全面揭示了當年「漢陽事件」發生、發展的進程及定性處理情況。
尤為重要的是，工作組還收集到了未歸卷的大量原始證據和資料。最終得出結論是：根本不存在所謂「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漢陽事件」的實質是一中部分學生為升學率問題而自發地罷課、鬧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原來認定是「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策動製造的「反革命暴亂」，全部失實；所謂「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實際是一起大冤案。
結語
時隔近三十年，冤案才被中共昭雪，然而，物事人已非，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因為這起冤案被毀？
據作家鐵流2009年寫的《六十年重說「漢陽一中『反革命』」事件》一文披露，這位不停喊冤的女教師胡斌，當年只有30歲，因為既是王建國的大學同學，也是他的同事，所以遭受十年牢獄之災。她的丈夫丁希天也受到牽連，在1959年活活餓死在監獄中。他們三個年幼的孩子也歷經磨難。而1967年出獄後的胡斌，早已沒有了工作，更沒有收入、沒有地位，每逢政治運動就首當其衝，被人欺侮、唾棄。雖然她最終得以翻案，但人生有多少個二十年呢？正如她後來寫道：「噩夢歷盡終身毀，盛世復始黃昏至。」
當年以副班長身份帶領全班同學參加學校罷課、後來成為湖北當陽一中教師的陳榮權，1959年作為犯有大錯誤而能改過的典型，被錄取到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1963年分配到鄂西小鎮教書。文革中，則被打成牛鬼蛇神流放林場勞動達11年之久。還有參加罷課的學生、後來成為教師的汪振亮，在事件後也遭受了牢獄之災和破家之苦。
無疑，「漢陽事件」中每一個被牽連的人的命運的航線都被改變，很多人最美好的年華都被摧殘。至於被無辜處決的三人，他們的家庭遭遇怎樣的變故可想而知。而這樣的悲劇迄今仍在繼續，不正說明中共才是禍國殃民的真正罪魁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