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為歷史作證
——評胡杰獲獎紀錄片《我雖死去》
一具中年女屍，凌亂的灰發，浮腫的面龐，鼻樑上一道青痕，口角殘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佈滿扎傷血痕，雙腿大面積淤傷，雙腿和兩足浮腫。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1966年8月5日死於該校校園，時年50歲。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當晚9時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學校通知他卞仲耘受傷被送郵電醫院的電話。王先生當即帶着3個小孩子趕往醫院，長女王學隨後知道了也趕到醫院，一家人看到的卻是親人遍體鱗傷的屍體。在醫院裏，王先生與女附中革委會紅衛兵代表發生爭執，拒絕解剖屍體，因為對方明顯要將死因歸於死者生前患高血壓、心臟病。醫院屈服於在場紅衛兵的壓力，在死亡證明上寫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堅持下，紅衛兵負責人之一劉進在一張字條上寫下了她和其他6個人的名字，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買了一架照相機，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屍體照片，全身的，半身的，頭部的。屍體火化時，王先生拍下了焚屍爐煙囪里飄出的一綹青煙，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結束後的30年裏，王晶垚先生一直通過司法和政治途徑為卞仲耘申訴，狀告一個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訴有門，但告不動刑犯。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不予起訴決定書"以事件逾期為名，拒絕立案。王先生繼續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高人民檢察院答覆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以同樣理由拒絕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檢字第101號）。王先生在這份堂皇虛偽的紅頭文件背後寫下對中國法治的評價："法治其名，人治其實，官官相護，何患無詞！"
黑白分明的罪惡
2006年，獨立製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攝像機，走進和王晶垚的家和案發地女附中校園。
打開一隻舊皮箱，裏面有：一個二寸見方的小盒子，盒子裏一把華發、一塊手錶，指針停在3點40分，金屬錶帶扭裂了；一件皺巴巴的血衣，背後的墨跡依稀可辨"打倒"倆字；一條同樣皺巴巴的內褲，沾着失禁的糞便；一條滿是泥土和血污的褲子，一雙濺着血跡的襪子，一些曾經用來擦拭傷口的紗布塊。再加一架老式相機，一封匿名信，這些和5位證人，共同為40年前那個集體謀殺案作證。胡杰拍完，剪輯成66分鐘的紀錄片《我雖死去》。
毛澤東的暴力
影片裡，王家長女王學壓抑着悲憤，平靜地陳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郵電醫院所見母親屍體上的致命的傷痕："母親頭上右後方有一個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個血窟窿，血還在往外滲......回家後，父親看到從醫院拿回來的母親內褲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頭趴在涼蓆上，蓆子被啃爛了一大塊。"
殘酷的批鬥是8月5日下午兩點開始的，當年女附中學生王友琴說，卞仲耘等5位學校負責人跪在大操場的台子上，她聽見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從圖書室窗口看到的紅衛兵們，已經是全副武裝，個個手持木棍或木槍，木槍是民兵訓練用的。她們一律草綠軍裝，戴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腰扎釘頭皮帶，腳上是翻毛牛皮軍靴。
5位學校校負責人被她們押着游鬥，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一手拿鐵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兒，臉上塗滿墨汁，只看見兩隻眼珠子，張口喊時露出白牙。紅衛兵強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砸爛我的狗頭！"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覆覆來回來去喊。聲音小一點兒，紅衛兵的木槍和短棍就打過來。她後面跟着的副校長和主任們也都是墨汁澆黑了臉，手裏敲着破臉盆、鐵簸箕大聲號叫。他們的嗓子越喊越啞，紅衛兵的長槍短棍越揮越勤。
卞仲耘挨打最多，一個紅衛兵一腳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紅衛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聲大叫。幾翻折騰，卞仲耘倒在地上。紅衛兵們擁上來，罵她裝死，好幾隻牛皮靴往她身上亂踢。紅衛兵們踢累了才住腳，又喊："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個大高個紅衛兵便把穿着翻毛軍靴的腳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劇的姿勢。打累了罵渴了的紅衛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們則要搬磚挑土運沙子，你搬過來，他再搬回去，勞動改造。卞仲耘邁不開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見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東邊女廁所外面。紅衛兵帶着他去那裏，讓他給卞仲耘找打掃廁所的笤帚。林莽看見卞仲耘的襯衫上有血，後來才知道，紅衛兵打人的棍子頭上全釘着釘子。卞仲耘已經站不住了，一隻手扶着過道的牆。王友琴至今記着那天宿舍樓白牆上的一大片血點子，還有一個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遞給卞仲耘，她還沒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雙目緊閉。一個紅衛兵朝她吼叫："你又裝死！起來！"她起不來了。另一個紅衛兵去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圖書室。
林莽最後一次見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門，也是紅衛兵帶去的。剛進正門，就看見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門台階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渾身是水，抽搐不止。紅衛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輛平板車。抬起來時，卞仲耘鞋裏的水嘩嘩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車上，身上蓋滿大字報，大字報上壓着一把大竹掃帚。她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敘述了學生對校長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學生都坐在教室里聽廣播。文化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是高三學生，也是紅衛兵負責人之一，在廣播喇叭里說：『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靜了一下，有人說了句什麼，話題很快轉到別處。死了一個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當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議論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惡，王晶垚的同事王來棣女士當時敢於同情他的遭遇，40年後敢面對鏡頭譴責紅衛兵暴行，這在今天的中國還不多見，人們還有顧慮。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位教師給王晶垚先生寫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為黨工作17年，她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心裏清清楚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據親眼看見的人說，她被很多帶釘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亂打，罰下跪，罰挑土，挑不動，就亂棒猛擊頭部、上身。她後來又被罰去掃廁所。剛蹬上第三曾台階，她就一頭倒在宿舍樓的台階上，當時大小便失禁。我是一個普通的教師，我不願意寫下我的名字，也不願暴露我的筆跡。
師大女附中一教師8月8日2時
那樣的深夜，提筆為卞仲耘之死作證，需要何等勇氣！40年後，胡杰找到了這位正直的女教師。她已經75歲，給胡杰講述了當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後後。打死卞校長那天，這位老師還去看望了胡志濤副校長，胡校長被打得14處骨折。但是她仍不願暴露姓名，也不願出鏡發言，她說："時候還沒到。"
卞仲耘死於紅8月，死於毛澤東釋放出來的紅衛兵暴力。7月30日，毛澤東撤了劉少奇派到各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7月31日，女附中成立紅衛兵。由宋彬彬、劉進等紅衛兵頭目組成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為無政府狀態下的臨時權力機構，"籌備小組"四個字很快被忘記了，權力與"革命委員會"掛鈎，成了校園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起暴力來。王晶垚說，8月4日就開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裏，撩起上衣給他看背上的傷。他讓妻子不要去學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卻準備好了死，而且洗得乾乾淨淨去讓她們打死。王晶垚說妻子不離開，因為她認為自己沒問題，她要保持人格尊嚴和清白，絕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長胡志濤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門，要求他們出面制止紅衛兵暴力，沒有人理睬她。下午慘案就發生了，胡志濤本人也被打成終生殘疾。
卞仲耘被紅衛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會議，會議休息時，他在報紙的一角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又過了13天，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見全國紅衛兵。宋彬彬等40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代表蹬上天安門城樓，宋彬彬給戎裝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振臂高呼："紅衛兵萬歲！"
毛澤東肯定了紅衛兵，肯定了宋彬彬。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問世，並參與決定給女附中改名"紅色要武中學"，隨後"要武小學"、"要武中學"跟風而起，從此紅色恐怖籠罩全國。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長沙坪和八中黨總支書記華錦之死，這兩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還慘，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華錦的屍體被掛在暖氣上。40天裏，僅北京的紅衛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劉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組不撤，卞仲耘、胡志濤們也逃不脫厄運。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機追拍了工作組治下的迫害。工作組1966年7月3日呈報上級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第一句話就決定了她們作為階級敵人的命運："師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點學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群眾揭發了領導核心的大量問題，性質是嚴重的，初步排為四類學校。"理由是"學校領導權把握在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濤就是這樣的人物，她們都被劃為四類幹部。四類是最壞的一類，是鐵板釘釘的階級敵人。
意見書給卞仲耘定的罪狀是∶"多年來一貫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誣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收羅和重用一批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反動份子；極力向青年師生放毒，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搞宗派活動，培植個人勢力；貪生怕死，追求低級趣味，十分欣賞武則天、楊貴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講話非常低級庸俗。劃為四類。"憑着這些罪狀，卞仲耘足以被開除黨籍、公職，進而押送監獄或發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組所說的"群眾揭發"
大字報和漫畫的一部分。6月23日，外校教師袁淑娥帶着100多個女附中的學生來他們家裏貼大字報，從大門外貼到屋裏，每張都有房門大。王晶垚從樓梯上拍下貼在他家大門上的大字報："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繫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這一張是"正書"，其它幾張大同小異，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罵和威脅。
大門外左側牆上是毛澤東語錄和空空洞洞的"嚴正聲明"，右側是罵殺："豎起你的豬耳朵聽着，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師大女附中中四三"這張下面還有一幅名為"卞母豬的醜態"的漫畫，畫着一個豬身小丑，撅着屁股搖一面三角旗，上書"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個帶括號的"便"字。這些花季少女滿嘴殺剮，辱罵人沒有底線，她們的語言暴力與8月5日的行動暴力相映成黑。
進到裏面，每間屋的門上都糊了大字報。洗手間儼若私設的公堂，左邊門框上"坦白從寬"，右邊門框上"抗拒從嚴"，中間門上"老實交代"，下面是大字報："警告卞毒蛇，不許你再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告訴你，現在是無產階級專政，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只許你規規矩矩，不許你亂說亂動。你膽敢不低頭認罪，我們就堅決專你的政！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報，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臥室門上貼着："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着，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頭！告訴你，現在是勞動人民的天下，你他媽的敢動勞動人民一根毫毛，我們就宰了你！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門的另一面是："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王晶垚房間的門上貼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雲）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學校，你這個堂堂的大校長，總支書，早就被同學鬥得威風掃地，在鬥爭會上，在革命師生的討伐聲中，索索發抖，豬毛蓬亂，頭頂破筐，豬臉發紫，兩腿發癱，手捧高帽，冷水淋頭，口銜黃泥，如若落水豬。回到家裏，窮撒潑，凶神惡煞，一付地主婆模樣，任意欺壓、虐待勞動人民，豎起你的豬耳朵聽着，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師大女附中中四.三"中四三的女生使盡了糟踐人的本事，卻錯字連篇，連校長的名字都寫錯了。
她們連孩子們的房間也不放過："警告卞母豬及她的豬崽子們，不許你們橫行霸道為非作歹！"
憲法保護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個中學校長家裏大天白日闖進100多人，肆無忌憚辱罵、威脅主人，這事發生在法制尚在的劉少奇治下，公、檢、法都還沒受到衝擊。劉少奇留守京城主持執政黨中央日常事務，未經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組插足學校，下令停課鬧革命。國家主席不去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頭兒作亂，為毛澤東大亂天下決開大堤，洪水猛獸，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組主持召開了空前殘酷的打人鬥爭大會。袁淑娥一家三口上台，工作組聽任袁揪住卞仲耘的頭髮發泄私恨。這些大字報是對鬥爭大會的補充，用以鞏固打鬥戰果。
6月29日，卞仲耘給派工作組下來的黨中央寫了一封呼救信，反應自己在批鬥會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舉報了惡毒煽動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種種折磨。我是一個共產黨員，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沒有說過的話，沒有過的思想和意圖，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決不能承認。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叫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這樣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沒有吃飯，下午滴水沒有進口，臉上身上汗流如注，身體實在難以支持，一再癱倒，甚至暈倒在地上。這時，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頭上澆，用手揪我的頭髮，把我從地上拖起來，還叫恢復原來的姿勢。像這樣，暈倒了，用冷水澆頭，再揪着頭髮拖起來，共有三、四次。
當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樣的時候，還有人給我拍了照片，大概還不只拍了一張。等到把我折磨夠了，天快黑了，會快結束了，那個陰險惡毒的壞傢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殺人的辦法把我折磨成這個樣子還不夠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頭髮，我對這個可恥的傢伙進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蠱惑、利用的學生們不要再打我了，說光打不解決問題，一方面更加陰險惡毒地煽動大家對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繼續進行"揭發"，以便證明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個斗爭大會一直開到七點多鐘才結束。
劉少奇的工作組6月3日進駐校園。6月2日宋彬彬、劉進、馬德秀3人貼出師大女附中第一張大字報，表白"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攻擊校領導，與6月1日晚北大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全國廣播只有不到十小時的時差。工作組一進校門，就旗幟鮮明支持這張有來頭的大字報，宣佈女附中停課鬧革命。當時，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任東北局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劉進的父親是教育部副部長。給毛澤東獻袖章的時候，宋父已經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進入最高權力中心。無論是劉少奇的文革，還是毛澤東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脫宋彬彬們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長，不過是貴胄們的僕人，在一個"老子英雄兒好漢"的世襲社會裏，好漢豪女們處死他們的校長、老師是天經地義。工作組7月3日上報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既肯定了6月下旬的打人大會和闖入卞仲耘家貼大字報的暴力行動，也宣判了卞仲耘的政治死刑。
共產黨走向死亡
卞仲耘的死期還不自1966年6月始，工作組審查意見書捯歷史捯到1944年參加工作，1941年入黨，說她"出身於大地主家庭，曾誇耀自己是帶着黃金首飾參加革命的。"按照中共文革流行的血統論，就是說，卞仲耘這樣的人根本不該入黨，不該進入革命隊伍，死亡之路早在她加入共產黨之時就開始了。
卞仲耘和王晶垚都是三八式幹部，他們都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以革命為志業，當年選擇新聞專業，就是因為這個系課程少，他們有更多時間投身革命。王晶垚展示了1944年底在成都燕京大學組織的宣傳民主、反法西斯的大規模展覽照片和與李慎之等參加反抗四川省政府的雙十運動友人的合影。王先生說，那時就是往槍口上沖，好多人犧牲了。
影片裡響起卞仲耘生前最喜歡的歌曲《太行山上》，王晶垚和卞仲耘曾在太行山上的陝北電台工作。王晶垚拿出一塊小巧的坤表，這是卞仲耘從繼母手裏繼承下來的，當時電台沒有一台準時的鐘表，借了這塊表定時。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裏，王晶垚失去了青年時代以來三位最親近的人，祁式潛、卞仲耘和劉克林。
祁式潛出身官僚世家，曾祖祁雋藻是道光和咸豐年間宰相，歷任國子監祭酒、戶部右侍郎、兵部尚書、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任道光皇帝的上書房總師傅、咸豐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讀，有"三代帝王師"之稱；祖父祁世長曆任翰林院編修、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父親祁友蒙歷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祁式潛比王晶垚夫婦參加革命還要早，是1935年12?9學生運動的組織者之一，但他命運坎坷，打下天下卻失去黨籍，直到195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黨，級別、待遇都從那時算起。祁式潛不僅是王晶垚的戰友，也是同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8月4日晚服"敵敵畏"自殺，卒年51歲。3年以後，祁式潛夫人居瀛棣也選擇了這一條路，卒年53歲。居瀛棣是國民黨元老政務院院長居正之女，1936年放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學業參加革命，抗戰勝利後在重慶和上海參加中共隱蔽戰線，協助完成了許多重要地下工作，死前為故宮博物院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