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曠的景象並沒有持續太久，這裏就有幾棟樓房拔地而起／一說中南海西門，就是指府右街中段這個門／1951年、1952年之交，劉少奇、朱德等都搬進了西樓大院落
查看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駐北平行轅主任時期繪製的北平地圖，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以西，懷仁堂影壁、慶雲堂正門以南的地方，是一片空曠之地，沒有任何建築物標記。
1949年，中共中央領袖和部分機關進駐中南海時，住進居仁堂、春耦齋西邊一些院落的林伯渠、陸定一、師哲等人家的孩子現在都還記得，在他們家所住的院落往西，就再沒有院落和建築物了。
然而，空曠的景象並沒有持續太久，這裏就有幾棟樓房拔地而起。它們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中南海內興建的第一個建築群。因為地處中南海南部的最西端，故稱西樓。
這幾棟樓動工於1950年，是5座獨立的青磚樓。中南海里的人習慣將之分稱為甲、乙、丙、丁樓和西樓會議室。後來擔任過中央警衛團幹部大隊參謀長、大隊長的張隨枝曾帶領過的那個工兵營二連，也參加了這個樓群的建築。他記得這個樓群竣工於1951年。
整個建築群的外圍，砌了一圈灰磚牆，在對着中南海外牆的西門處，開了一個門。所以，在這一帶辦公和居住的人，都稱外牆的門為「大西門」，西樓的這個門為「小西門」。
中南海有兩個西門，一個在府右街的中段，一個靠近府右街北口。中段這個門，是西樓建成後所有在西樓工作的人員，在居仁堂工作的大部分人員，還有到懷仁堂開會、看節目的人員進出的大門，可以說是中南海進進出出利用率最高的門。所以一說中南海西門，就是指這個門。而靠北口的那個西門，是進出國務院辦公區的人走的，通常要加一個限制詞，稱「國務院西門」。
在灰磚牆圍起的院落里，最南端的是東西並排的兩幢三層小樓，東為甲樓，西為乙樓。從甲、乙樓依次往北，排列着丙樓和丁樓。這兩棟樓也都是三層，東西長約百米。西樓建築群的設計者，就是給中共領袖設計了新六所寓所的戴念慈。
在樓與樓之間，都有通行的車道。車道旁邊，是由半人高的側柏圈着的如毯的綠地。丙、丁兩樓之間的綠地較寬，有三四十米。所有的綠地間都栽有海棠、塔松、銀杏、白楊等樹木。在甲、乙樓和丙樓之間，曾經有一個很大的魚池，有兩三人深，一側有石階上下。
中南海俯視圖
沿灰磚牆，栽了一圈爬山虎。大概因土地長年閒置比較肥沃的緣故，爬山虎長得異常繁茂，從里牆爬到了外牆，滿滿一片綠色，遮掩了原牆的灰色。
在1951年、1952年之交，劉少奇一家，朱德一家，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辦公室、機要室，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以及後來組成的類似政策研究室等，都搬進了西樓大院落。住進甲樓的，是劉少奇一家。
劉少奇一家
劉允斌回到祖國，但只在中南海的家裏住了幾天／偏偏3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墜入愛河／關於劉少奇家的開銷吃緊，是進了毛澤東的語錄的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和亭亭。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後，被送到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了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學習過一段時間。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後，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裏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被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若、劉愛琴兄妹倆因工作需要，都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後，他們只是在每年假期里才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劉少奇和何葆珍的這3個兒女，都有一段在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3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墜入愛河。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着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等國的共產黨領袖們的後裔。
就是在這裏，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相愛了。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中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然而——
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
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唯一紀念是把他們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羅點點的敘述文字非常簡捷，但筆者不太贊同「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的說法。對父輩的理想是排斥還是接受，劉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着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託於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黨的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必然的、從心底感到高尚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那麼，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多了一個中蘇關係始終隱藏着的難料變異的因數。他的跨國情感歷程，從一開始就籠罩着悲劇的氤氳。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的劉振德曾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劉允斌、瑪拉和孩子
「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着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鬥爭了好幾天。我多麼希望能早日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聖的熱土啊！我知道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麼，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不懂漢語，而且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別，她也曾來過中國兩次，試了試，怎麼也無法適應我們這裏的生活。我試圖動員她和我一起回來的希望破滅了。我愛我的妻子，也愛我的孩子，可我更愛我的祖國。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而她卻堅決不跟我回來。這樣，我們只好過起兩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幾年才離了婚。」
允斌的那位蘇聯夫人最後一次來中國是在1958年。我曾帶她到外交部辦過出境手續。她只會用漢語說幾句簡單的問候語。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幾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很緊張，而允斌又是個視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誰都很難抽出時間來陪她。
語言不通，生活又不習慣，她怎麼能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飯廳陪她坐了一會兒，用生疏的俄語想一句說一句，同她交談。但這無法排解她心中的苦悶。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難行。她這次回國以後，他們兩人才下了離婚的決心。當然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對他們的離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筆者以為，經受心靈折磨的並非只有劉允斌和他的蘇聯夫人瑪拉，要孩子做出艱難選擇的父親劉少奇，其內心首先要經歷一番苦澀。特別是當他的3個孩子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時，他對苦澀的咀嚼就要重複3次。
在1999年《作家文摘》摘編的《我的父親劉少奇》一書的部分章節中，筆者看到這樣一段敘述：劉允斌離婚後，除了用自己的積蓄外，還動用了父親劉少奇的一大筆錢，給蘇聯的夫人買了一幢房子，以使內心愧疚稍稍平撫。
對此說的真實性，筆者深存懷疑。劉少奇家庭財政的拮据，在中南海內不是秘密，後面自有大量佐證。特別是關於他家的開銷吃緊，是進了毛澤東的語錄的。筆者就此向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等有關的知情人核實，他們都肯定劉少奇絕不可能拿出一大筆錢換盧布，給前兒媳在蘇聯買房子。要知道當年人民幣和盧布的匯率，比美元和英鎊還要高！
作為長子、長女的劉允斌、劉愛琴，還是頗能體諒父親的苦衷的，能站在較高的境界來處理自己的情感糾葛。而性格有點執拗的劉允若，則因其跨國之戀與「時宜」不合，既給父親平添了許多煩惱，又把自己煎熬得遍體鱗傷。
把必要的花銷一刨除，手頭竟然會感到拮据／到規定更新的時間，劉源的鞋子已慘不忍睹／王光美對濤濤的寵愛，與其他幾個子女凸顯出了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