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筆者在台灣駐德使館會見謝志偉大使，謝志偉大使對我說了一個故事。謝大使出身於外省渡台的知識人家庭，從小接受的是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歷史教育。他告訴我，幾十年前他第一次來到德國時，德國同學問他來自哪裏。他回答來自China。德國同學追問他是否見過長江、黃河、長城？謝先生答：沒有見過，只見過日月潭、阿里山。德國同學即說：那你是來自台灣，而不是來自China。謝先生說，這是他台灣民族認同的啟蒙時刻。後來他加入台灣獨立運動，成為其間的一位重要人物。
（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先生）
相比於台灣，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的形成時間更晚。即使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絕大多數示威者也並未要求香港獨立。在「五大訴求」的最後一條也僅僅要求實行真普選。2020年國安法施行之後，許多香港的活動人士流亡海外，「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觀念才成為主流。「反送中」運動的主流是香港民主派，他們只要求普選，不強調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除了民主派，還有自決派，認為香港作為殖民地有權利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一派以羅冠聰為代表。此外，還有香港獨立派，認為香港民族應該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家，以黃台仰為代表。今年夏天，筆者協助策劃了德國雜誌《莽莽》對流亡的香港活動家黃台仰的專訪《最重要乃維持身份認同》。在訪談中，《莽莽》記者提問：「香港獨立這樣一個看似事實上不可能實現的口號，為什麼香港人會提出這樣一個政治訴求？」黃台仰回答：「香港獨立不單只是我們政治的一個最終目標，其實也是我們對於香港、對於整個中國理想的想像。香港沒有可能獨立，因為當廣東、新疆以及中國其他的省不獨立的話，我們沒有辦法獨立。首先要定義什麼是獨立，有政治的獨立，也有理想的獨立就是我們可以當家做主，我們不受其他外在力量去支配我們，這個是比較抽象的一個定義。香港獨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我們可以跟其他中國獨立的省——或獨立的國家組成像歐盟一樣的政體。香港是政治意義上獨立，但是我們跟其他中國的省有一個對等的關係，」黃台仰的言論，是對「香港獨立如何可能」的問題的答案。筆者對此並不完全同意，因為中國的省界與文化地理的單元是錯開的，中國的省界是蒙元時期為了方便中央集權的統治而劃界的。在江蘇省、安徽省這樣的省內，包含了從蘇州到徐州、從徽州到宿州這樣文化與發展程度天差地別的地方，因此絕不可能在省界內建構主體意識與民族認同。黃台仰先生認為應破除「大一統」的觀念，這一點筆者極為同意，因為民主制度與地方分權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完全可以以歐盟作為參照物來設想東亞的未來。只不過黃台仰認為可以以各省為界建立獨立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這或許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地理不夠熟悉造成的。
（流亡德國的港獨派領袖黃台仰先生）
繼《莽莽》對黃台仰的訪問之後，又有香港離散社群雜誌《如水》發表了練乙錚的文章《你話你想光復，但唔知點做⋯⋯？》（國語：你說你想光復，但不知道怎麼做？）。其中提到「五獨共和」的觀念，認為香港人應該與台灣人、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合作，向他們學習流亡政治的經驗。實際上，海外港人與藏人、維吾爾人的合作已經非常多，港人在國際上也為自己爭取了很大聲量了。但練先生的文章沒有思考「香港獨立如何可能」的問題。流亡香港人是否只能一輩子在國外活動，永遠無法返回故土？練先生的文章缺乏對流亡香港人返回故土後應建立何種政治秩序的思考，因此不如黃台仰想得深遠。儘管如此，筆者能夠理解練先生的心情，因為香港民族主體意識的建構中，與台灣一樣，是以「中國」作為他者的。「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構成了「我們是香港人」的定義，因此在這一敘事中，香港人對中國人的嫌棄與排斥心態，是建構香港人主體意識過程中的必須之物。練先生在文章中說：「大陸人受三年武肺封控卻全無反抗意志，面對文革重臨、習氏復辟而人民除了舉幾張白紙，最多也只能躺平，終於明白華夏文明孵出的壞與不濟已成為普遍常態。」這表現出作者的一種心態：香港人費心費力支持中國民運這麼多年，身心俱疲，最終自身難保。現在香港人已經沒有心力再關心你們的事情了，無論是六四、民運還是白紙，都與「我們香港人」不再有關。
最後講到海外藏人群體，他們是與漢人關係最好的一個群體。實際上，西藏文明原本是與華夏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平起平坐的一種獨立的文明體系。原本實行封建制度的西藏文明，如要將自己轉型成現代的民族國家，亦需要一個歷史建構的過程。但因為西藏地理位置的閉塞，近代化過程剛剛萌芽就被中共全境佔領了。從1959年達賴喇嘛帶領藏人流亡至今，已經60多年，經過三代人。第一代流亡藏人出生於西藏境內，第二代人多出生於印度、尼泊爾，第三代人多出生在歐美國家。在如此漫長而廣闊的流亡史中，流亡藏人能維持自己的身份認同，近乎一個了不起的奇蹟。但亦不可避免的，流亡藏人的文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與境內藏人產生了很大區別。但流亡藏人創造的文化產品，包括流行音樂、網絡視頻等在境內藏區被廣泛接受，這構成了境內藏人與流亡藏人之間的文化紐帶。YouTube上的西藏美食網紅「班丹的廚房」（Palden’s Kitchen）今年夏天使用外國護照回到西藏，當他走進拉薩沖賽康菜市場時，整個市場迴蕩着拉薩話「班丹來啦」的聲音，許多菜販和拉薩市民爭相上前與班丹合影。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流亡藏人的網絡文化在境內藏區被接受的廣泛程度。
（藏人美食網紅班丹先生）
但另一方面，現在的西藏流亡政府相對於2008年，國際影響力已經減退了很多。或許三代流亡藏人分別可以用三個團體來代表：第一代流亡藏人以西藏流亡政府為代表，第二代以「藏青會」為代表，第三代以「自由西藏學生運動」（Students for Free Tibet, SFT）為代表。理論上，達賴喇嘛宣佈退出政治，將法統交給西藏流亡政府與西藏流亡議會，但西藏流亡政府的選舉僅僅局限於流亡藏人，未來假如他們回到西藏，能否得到藏人的承認尚且是一個未知數。但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無論男女老少，絕大多數藏人都承認達賴喇嘛的權威性。達賴喇嘛如今年事已高，假如中共政權對西藏的統治在達賴喇嘛圓寂之前結束，那麼有很大可能達賴喇嘛可以帶領流亡藏人回到西藏，並且彌合藏人各團體之間的裂痕與分歧。假如達賴喇嘛圓寂發生在中共倒台之前，則流亡藏人內部的分歧可能會擴大化。
在烏魯木齊火災與白紙運動一周年之際，我們回顧社會運動的遺產，除了最重要的是清零政策的終結之外，在海外形成了三個社群：紐約的「熱風」（原名「紐約民主沙龍」）、倫敦的「中國反賊」（China Deviants）、德國的莽莽。加拿大的「公民會」是在白紙運動之前就成立的。這些社群構成了海外青年團體的幾大重鎮。其他在美國西岸、法國、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亞、韓國也有一些新產生的社群。這些社群的關注點與六四流亡群體有了很大的差別，具體說來，白紙運動的相關海外青年社群在政治立場上普遍傾向左派，支持女權主義與LGBTQ+平權運動，在看待政治問題時，多數人都能拋棄中華中心主義的匡限，對台港藏維等族群的問題普遍很關心，也維持着比較好的關係。今年冬天我與美國一些青年活動人士在立陶宛會面時，他們告訴我辦活動的經驗，一般來說，台灣人、香港人因為文化相近，是最容易接觸的。流亡藏人也比較友好，跟維吾爾團體接觸時碰壁的次數是最多的。但如果從海外的年輕維吾爾人開始接觸，往往容易得到友善的回應。
（菊爾·伊力哈木在紐約「熱風」舉辦座談會）
自從筆者從事政治活動以來，一開始也常常持有以自我為中心的視角，認為「我們也是反共的」，為什麼你們要因為我們是漢人就認為我們有「原罪」？從而感到極為受傷。甚至擺出「如果中國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你們的問題也不能解決」的姿態，從而招致他人的厭惡。但回過頭想來，假如我們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思考，台灣人、香港人、西藏人、維吾爾人都是以「中國人」作為他者來建構自己的身份，因此他們自然從心底里對於中國人有嫌惡之感。儘管事實上，台港藏維的問題就是與中國問題緊緊綁在一起的，但我們有什麼資格把我們的問題強加給他們呢？
關於一些維吾爾人說漢人有「原罪」的觀點，筆者曾一度認同，但後來又改變觀念，認為這樣說未免太簡單了。如果漢人的原罪是：三十多年來不追求公義，只追求賺錢和經濟發展，是不是台灣人、香港人也有原罪？如果沒有台灣、香港的存在，中國經濟騰飛根本不可能。多年來，西方國家投資中國，而對人權問題只作象徵性的表演，是不是也有原罪？因為台港藏維等族群建構的敘事框架是：「我們藏人/港人/維吾爾人受到了中國的迫害，我們不是中國人」，是「受到中國迫害」而非「受到中共迫害」。這個時候，假如我們去「教育」他們：「漢人也是受害者，漢人也有很多人在反抗、在坐牢，只是外界看不到……」這只會招致他們的嫌棄和厭惡。實際上，1989年以後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是一個經濟利益與人權問題交纏的複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從美國華爾街、美國工人、日本、台灣、香港，到中共、漢人、藏人、維吾爾人，所有各方都不是完全的無辜者。所有各方都是受益者，也都是受害者。孔子曾說：「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本來是全球體系性的不公義，現在誰處在「下流」的位置上，就註定要承受全部的歸結和怪罪。因此，假如漢人真的有「原罪」的話，那麼就是我們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社群組織，如台灣人、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一般。整個全球化鏈條上所有的環節，都會把罪責直接推給無法建構社群的團體，也就是中國人/漢人，這就是「原罪」的形成機制。中國人/漢人的反抗者，大多數都是像彭立發這樣的「孤勇者」，而無法形成有效的社群。這既是共產黨對中國內地社會「去組織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編戶齊民、科舉制的傳統相關。台港藏維的社群雖然也在不斷面臨失敗，但是他們能夠形成穩定的社群，而民運團體則如同聚幻泡沫一般，一方面長期互相攻訐指責，一方面在激烈對抗性的姿態中顧影自憐、自說自話。因此被台港藏維的社群嫌棄，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漢人民運的支持也在逐漸消退。資源越是減少，他們把持、壟斷剩餘資源的掙扎力也越強。因此，海外的各個青年社群必須在艱難處境中設法突圍，在夾縫中闖出一條新路，由此創造未來的歷史。
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美國對漢人民運的放棄，以及對台港藏維社群的支持，是否代表美國對未來東亞秩序的設想已經變化了？進而，我們是否要設法尋找新的異議空間？不管我們以多麼謙卑的姿態去與台港藏維的社群接觸，中國人/漢人的身份夾於其間都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中國/China」是原本是台港藏維的上位概念，現在則是作為它們的「他者」而存在的身份。當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和漢族異議人士組成一個拼盤，在國際上講述中國人權問題時，漢族異議人士在其中的位置是尷尬和突兀的。只有以「中國」為他者建構一套敘事體系，才能整合進由台港藏維構成的美國東亞政策框架中。今年的APEC示威中，自由亞洲電台報道了廣東獨立運動的活動人士鄭永華，此外還有何岸泉先生的「上海民族黨」於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間曾獲得《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二者都是突破「大一統」的桎梏，建構穩定社群的寶貴嘗試。其他在推特上還有各種各樣的「獨立運動」，但它們都只存在於社交媒體上，未能建構出穩定的線下社群。許多人對中華民族和大一統觀念的狂熱追求，正是因為他們沒有社群，因此將自身身份的焦慮投射在大一統狂熱上。對於已經進入一種穩定的社群的人群，對於中華民族和大一統不僅會失去興趣，也會自然產生一種厭惡之感。台灣人的心態史正可以說明這一點。
白紙運動一周年之際，當社會運動的潮水退去，我們不想成為擱淺在沙灘上的魚，而應該嘗試建構社群，否則白紙運動會變成新的一堆泡沫，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作為出身於中國內地的抗爭者，我們面對的現實是被瓦解成流沙一樣的社會、以及互相攻訐、互相猜忌的心理狀態，四周仿佛佈滿了綿軟的、讓人使不上力氣的牆，我們每天都在面對內心強烈的無力感。所有的抗爭着都如同孤立的雞蛋撞上高牆，無法形成合力。好不容易有了「白紙運動」，現在也無可避免地朝向泡沫化的方向發展。台港藏維社群所厭棄排斥的「中國」，卻是我們逃無可逃、必須面對的現實。因此，我們面對的困難遠比他們要大，而我們能夠凝聚的力量相對於他們又小得可憐。但筆者始終認為，中國內地的憲政化與公民社會的建構，是整個東亞地區憲政化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只有當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台港藏維的出路才會自動浮現。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告慰自己，我們是在為了更加廣大的人們做出承擔，我們承擔的是最艱難的任務、最沉重的負擔、最黑暗的現實，因此我們時時面對的一切無力、憂鬱與掙扎，都是有意義的。
2023年11月24日
烏魯木齊大火周年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