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度中共全國人大會議雖已結束，但海內外對這次會議的議論熱度依舊不減。究竟如何看人大會議期間的「反常」之處？筆者以為，這次會議可算是習近平十年動作，再造黨國體制的初步亮相。正因為中共的國家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這才有一連串人們以為的「反常現象」——或許是——今後中共的「新常態」。本文試就此做些粗淺討論。
擴張個人權力，毀壞中共黨「集體領導」制度，破壞國家能力，這是習近平擴權抓權的開始。
1949年中共黨奪得國家政權後，建立起黨高於國大於法的極權國家制度。這個極權國家的經濟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政治是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體制，頂層權力架構是毛澤東為首的黨內「寡頭共治」——重大決策集體討論，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這一「寡頭共治」機制的漂亮粉飾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制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放開了有限的經濟自由，但沒有鬆動過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學勤教授曾經評論說：「毛澤東用來搞文革的體制，鄧小平拿來搞改革。」
改革開放一方面激發出人們巨大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勤勞的中共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財富；另一方面許多官員得以利用權力貪腐暴富，社會貧富差距愈發懸殊。胡錦濤時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攤，俗稱」九龍治水「，各有權力範圍內的利益考量，常委會常常是議而不決，十年未能推進經濟政治體制的深層改革。也就是在那個十年期間，黨內貪腐從官員個體行為到形成既得利益勢力，習近平上台時反腐敗成為體制內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強烈籲求。
習近平上台之初也是習王（岐山）關係蜜月期，面對黨內的普遍貪腐，他們說了兩句話：「病入膏肓已無淨土」，「這麼個破棉花絮一樣的爛攤子怎麼就叫我給趕上了呢？」一反胡錦濤的弱勢領袖風格，習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強勢領導人的形象，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中央委員會或領導小組，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裏。
「小組治大國」。早在戰爭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辦法處理重大問題，習近平只是「照葫蘆畫瓢」罷了。2013年習近平建了1個中央委員會4個中央領導小組，他自任主席和小組長。據報導，2014年中央領導小組至少有18個，2016年時最高規格的中央領導小組有20多個。上台5年後，習近平擁有了多種頭銜，以至於有記者給習近平贈送了一個特有名稱「萬能主席」。
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領導小組與毛、鄧、江、胡時期的中央領導小組/中央委員會有着明顯的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中共黨主席毛澤東不兼任小組長職務，使政府具有相對獨立完整的權力地位，而習近平當主席或小組長，直接攉奪國務院職權。
毛澤東時期的委員會主任或領導小組長，由在黨內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常委或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關負責人擔任。
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前世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未來全國的財經工作，陳雲受命從東北進京負責籌建並擔任中央財經委主任。1949年10月陳雲擔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主任。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10月起正式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其次，與毛、鄧、趙、江、胡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有限決策權不同，習近平具有最高決策權力。
毛澤東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黨內寡頭共治下的工作機構，薄一波曾經回憶過中央財經委向中央匯報工作、毛澤東批示、中央決定的一些情況。1957年10月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趙紫陽、還是江澤民擔任中央領導小組組長，都沒有獨自決定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力。一方面是鄧小平等老人還活着，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央常委們對趙紫陽、江澤民都有一定的牽制。胡錦濤本身是弱勢領袖，他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時，中央常委會呈「九龍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單獨做出什麼重大決定。換句話說，黨內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是保障黨內寡頭共治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
習近平當了總書記後，黨內老人政治已不存在，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中共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具有最高決策權力。這是根本違反黨章和《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
中共共產黨1980年頒佈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明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然而2016年習近平時期的新《準則》刪除了這句話，而是寫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等語句。這樣的語句，令我想起「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希特拉法西斯論調。特別是在確定習近平的全黨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議」入黨紀後，中共黨對習近平已經沒有了制約力量，習近平已經拋棄並毀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第三，習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組長不僅與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時期有重大差別，而且使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成為強權機關，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職責的能力。
習近平任主任/小組長的中央XX委員會/領導小組，其常設機構是小組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是與習近平有着密切關係的人，這些人實際操持着中央領導小組的日常事務。比如，王滬寧、魯煒、劉鶴，被公認為習近平身邊的近臣和忠僕。他們借習近平的最高權力之威，既有參與最高層決策的機會，又有監督政府部門執行決策的權力，從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權力結構，並使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具有高於中央政府常設機構的權威性。
筆者曾在「李克強悲劇是數百萬中共官員的宿命」這篇文章里寫到，「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這是從習與李的關係角度而寫。本文再提習近平建立各類小組並自任小組長，是從改變國家權力架構，直接削弱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習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權，將李克強總理排擠出核心決策圈子，並把政府部門和工作職權納入某種非正常的個人關係式運作中，這實際上是皇權宦官政治——「內廷架空並擠兌外廷」的現代版。這種非正常的運作，明顯地削弱國務院履行政府行政職責的能力。其後果之一就是：包含着中央政府促進改革發展一攬子計劃在內的李克強總理的施政藍圖變成一紙空文，不僅未能推進發展，甚至連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之下的貧困現狀都沒能改變。
鑑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給中共黨自身造成極大危害的教訓，中共黨1980年2月頒佈施行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曾經特別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這句話，在習近平時期頒佈的新《準則》中也消失了！
個人集權是中共黨內的常態。當習近平以深化改革名義擴張個人權力時，儘管議論不一，但是中共黨、中共軍隊包括中共社會，都默認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改變胡錦濤「九龍治水」「軟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規格的統籌決策領導小組和委員會是國家頂層決策機制的重大變化」，「是頂層設計，構建新權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抓權的套路：以加強黨的領導深化改革為名，把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力資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軍隊）先集中到虛化的」黨中央「手裏，再把黨中央與自己劃等號，從而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