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在雲端研討會上邂逅里瓦教授，會議主題是數碼化與歷史意識。在數字變革激發的心理和社會影響方面，他富有卓見，令我印象深刻。不久我去信請教，幾個星期以後，我們頻繁通信。我們決定合作，更新我三十年前的那本書《思維圖》（Brainframes），書中講的就是這一變革的早期躁動。我決定重新聚焦，將其奉獻給中國讀者。我還決定翻譯他的《假新聞：活在後真相的世界裏》，用作我在米蘭理工學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Milan）的教材，課程的意向是研究西方當前的意義危機（crisis of meaning）。為同一門課程，我還翻譯了保羅·貝南蒂（Paolo Benanti）的《偉大的發明：從洞穴壁畫到人工智能時代的語言演化》和論"後真相"（post-truth）的另外兩本書：一本書的作者是安娜·瑪麗亞·洛魯索（Anna Maria Lorusso），另一本書的作者是毛里齊奧·費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這兩本書都論述當前極富爭議的問題，非常精彩。這四本書使我的學生獲益匪淺，促成了這門課的成功，最終還可能引起中國讀者的興趣。最發人深省的是里瓦對社會事實及對實踐性社群依賴的分析，我稍後在這篇序文里再講。
就假新聞一般語境而言，我想要說的是：（1）希望我所謂的認識論危機對中國讀者有趣而有用；（2）為何認識論危機在西方尤其令人不安，在東方引起的不安卻不那麼嚴重。
一、為什麼假新聞激增
假新聞可以回溯至歷史的濫觴期甚至神話時期。在聖經傳統中，人的墮落始於謊言。亞當和夏娃受魔鬼謊言欺騙，因而被逐出伊甸園。但到了歷史時期，假新聞被何為真、何為假的社會共識淹沒。假新聞有時有效，有時無效。亞伯拉罕·林肯說："你能在一部分時間矇騙所有人，也能在所有時間裏矇騙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時間裏矇騙所有人。"
這句話今天仍然對嗎？看來，對也不對，亦真非真。因為互聯網，"人們"的構成變了。首先，人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的，因為網絡繞開邊界，把昔日未經測試的大大小小的社群混雜在一起了。其次，"人們"不再是單一的、始終一致的集體，無論在什麼尺度上，無論在部落、社群、省份還是國家的層次上，都並非始終如一，而是和他們所處的地點相關。實際上，人們所在的地面本身就在移動。在地方性社群里，地面或聯繫人的物理基礎不再是界定人的標準。社群不再完全是地方性的。全球恐怖主義證明，恐怖主義不再受地域局限。恐怖主義只需要可靠的即時通信，手機已提供這樣的條件。第三，抵抗假新聞的規範性、自髮式和不容置疑的社會凝聚力正在碎片化，分裂為新部落式的環境了；這樣的環境與信念或與"實踐性社群"有更大的相關性，而不是與地方性條件有關，朱塞佩·里瓦在本書里對此進行了分析。互聯網提供了雪崩式的有價值服務，但同時也成為社會的迅速消融劑。
當前，全球的假新聞劇增，或是為了刻意誤導人，或是無意之間誤導人。無意之間誤導人是由於假新聞的發送者不太知情。假新聞之所以劇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唾手可及，想說什麼都可以編寫、發表和發行。假新聞大規模流通的部分原因是：受眾增多，新聞用戶的平均智力水平卻又降低。意大利網站Fanpage.it的主管弗朗切斯科·皮奇尼尼（Francesco Piccinini）認為訊息和媒介相比而言，媒介優先，他大概受到麥克盧漢的啟發吧。他也強調受眾的大增和新聞用戶平均智力水平的降低"有幾個方面的特徵：用戶在每條新聞上停留的時間短了很多，理解的水平下降，但受眾面寬得多。最後這個特徵不能低估：互聯網使查閱報紙網頁的人數劇增，幾乎占意大利人口的一半。顯然，你的受眾多達3000萬人或少到六七個人時，你不能認為，你處理的訊息類型是一樣的；以六七個人為受眾的新聞是在報攤上出售的。在第二種情況下，六七個人構成一個小小的利基，在第一種情況下，3000萬人帶有象徵性價值。"
人們自我授權，在網上不受約束地傳播自己的意見。數以百萬計的人每天發表意見，理由各異，無論真誠或惡意、可靠或虛假，無論是負責任的確認或自動式的轉發。問題的另一面是，假新聞找到心甘情願的恆信者去填滿他們的"共鳴箱"，即人的心理環境；在這裏，一些沒有教養、沒有資訊或滿懷惡意者的思想受到歡迎、被圈起來。這就是認識論危機的主要驅動器之一。
認識論研究人們如何建構意義。語言形塑人們如何理解世界，在此發揮主要作用，語言使人相信，他們觀察或思考的對象非常逼近人能達到的"現實"（reality）。作用於語言的任何東西，訊息或媒介都能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認識論在變的顯著跡象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用許多方式質疑"現實"的觀念本身。"常識"（common sense）是認識論危機的另一個受害者。
二、公共話語已然崩解
看起來，今天的人們不再能達成常識。在全球意義上，這個問題更加複雜，文化、社會和個人議程都不相同。曾經有一段時間，國家和文化內的社會凝聚力完全靠新聞媒體。雖然不同的報紙支持不同的議程，但在同樣的新聞保護傘下，人人都同意各抒己見、求同存異。分辨專業新聞和轟動性小報是比較容易的，聳人聽聞的小報有時被稱為"黃色"新聞。之後，社會粘合劑從報紙轉向電視，理查德·尼克遜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形成。電視由廣告的威力即所謂"好新聞"主導，反映了繁榮和凝聚力相當強的時代；結果，大多數人維持了沉默無語的狀態。
今天，所謂的大多數已不復存在，所謂沉默也不復存在。相反，大多數人從他們的共鳴箱裏發出尖叫聲，原因日益顯著了。推特的聯合創始人傑克·多西（Jack Dorsey）2021年11月辭去行政總裁職位。那個月，暴民攻擊美國國會以後，推特決定禁止特朗普利用這個平台，多西解釋這個決定背後的問題時說道："這是個正確的決定，但我驕傲不起來；歸根到底，這是我們提倡健康對話的敗筆。這些問題使我們分裂，限制了我們澄清問題、救贖和學習的潛力。這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的力量奪走了全球公共會話的一部分。"
數字平台為任何人提供機會，無論他是否真正掌握資訊，他都可以進行新聞的采寫，尤其是新聞的傳播。結果，社會凝聚力迅速瓦解。但假新聞僅僅是當前認識論危機數字基礎的驅動力之一。朱塞佩·里瓦這本書分析假新聞的語境、成因和效應，筆力精到細膩。假新聞的另一種驅動力不那麼明顯，卻同樣至關重要：用算法取代意義。
三、算法的源頭
常有人想，算法是最近的發明，特別與數字變革相關。但實際上，算法一詞可以回溯到9世紀的伊朗數學家花拉子密（AbūʿAbdallāh Muḥammad ibn Mūsāal-Khwārizmī），及算法這種概念可以回溯到亞當夏娃。按照標準的定義，算法是一連串指令，用於解決一類具體的問題或執行一種計算。稍加引申，算法還有另一層意思：算法是促成行為的信息。所以從觀念上來看，語詞也可以稱為鬆散的算法。實際上，一切傳播都起到算法的作用，算法就是意義的發軔。感知的信息對身體起作用——亦對思想起作用，那是根據感覺到的情況行動的指令，比如逃亡或搏擊的指令。根據感知指令的緊迫性，感官給予我們的信息是即時的，只需要最低限度的解讀。而數字算法則截然不同，因為算法不需要任何解釋。
分頁符
語詞是首批獨特的人的算法。在1725年出版的厚重的《新科學》（New Science）一書里，意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提出最可靠、最簡單的解釋，說明語詞如何生於簡單的發聲、吼叫和咕噥，這些聲音既伴隨手勢和動作，又是手勢和動作的延伸。
不過，語詞出現和發展之前，感知是指引動物行為的主要算法。了解周圍的環境是基本的生存慣習，對人對動物都是如此。當然，人和動物之不同在於有無語言。這一差異使語言成為我們演化的基礎。在動物的生活中，呼叫、動作或體態有其他動物能解釋的意思，連昆蟲界也是如此。今天我們發現，連植物也能解讀同類的意思，即使它們不是解讀鳴叫，至少是解讀震動、搖曳和晃動。相反，人類把呼叫轉化為語言，以反映和協商人類生活日益增加的複雜性。不過，初期的語詞僅限於直接需要，因此它們的算法基本上與呼叫和手勢的"算法"功能是一樣的。文字濫觴後，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到來了。
口語詞開啟了經驗和解讀的分離，但文字到來之前，口語詞始終從屬於感知——維科如是說。文字使語詞和意義的關係形式化和穩定化，收窄了可能的解讀範圍，造就了一個新的維度，更多地反映科學和一般知識的發展，與科學和知識的發展更為相符。把語言從聽覺轉化為視覺時，言語就從交流工具變為中介工具了。閱讀養成了一種"意識"機器，即內在的心理實驗室，以解決人的生活中更複雜的問題。文字固化辭書、科學論文和哲學裏每一元素的意義。如此，書面詞就帶上了感知的算法功能，不僅把這種功能延伸到個人，而且通過成文法、先例記錄、圖書館和文牘，把算法功能延伸到整個社會機體了。
四、數碼化正在剝離語言的意義
然而在今天，數碼化可能全然消除解讀，構成威脅，因為它不聚焦於意義，只注重書面詞語的外形，自動翻譯里就是這樣的情況。數碼化最富有諷刺意味的效應之一是，在不懂任何一門語言的情況下，數碼化竟能翻譯一切語言。數字轉化以及驅動它的人工智能正在顛覆言語本身，進而顛覆解讀意義的必要性，使言語不再是萬事運行之必需。
人工智能是數字文化的先鋒。萬事萬物都匯聚在人工智能上。它正在接管人的一切事務，在社會秩序的管理中，它正在取代意義（meaning）的地位。對數字運算而言，意義僅僅是配件，偶爾有用，一般來說並非不可或缺。人工智能未必萬無一失，但總體上，和線上混亂的語詞世界相比，人工智能的效果似乎更好。在線上，網民的語言如"脫韁的野馬"，"拼命爭奪"，被用於社會控制的工具，不再是真實反映正在發生的事情。"後真相"時代隨之到來，所指事物和驗證失去方向，社會被強制相信機器，因為它們比肉身的專家效率更高。假新聞和對科學的否定正在摧毀客觀性和常識。人類言語的演化已經從去中介化走向機器的中介：人的交流轉化為算法時，不再需要和語詞關聯的意義，只需要數據採掘呈現的結論。正在發展的認識論危機影響着世界上的一切文化。意義的喪失是認識論危機的根基，人人都低估了這樣的根基。
五、字母表和數字是衝突的
西方陷入計算機和信息混沌中，因為字母表和數字難以相處。這樣的混亂有一個充分的理由：字母表依戀語言，生成意義，而數碼脫離語言以生成秩序。因此，僅靠積累參數，在如何治療、如何發現、如何斷案上，算法的決定就勝過最好的醫生、科學家和法官，所以算法成了我們生存的最了不起的仲裁者。數字變革正在接過我們的文字遺產，正在生成普遍的信息混亂。
如此，這個轉型期產生了兩個合乎邏輯的後果。第一個後果是信息混亂。第二個後果是，新冠肺炎疫情擾亂了每個人的生活，使許多人生氣，導致"信息流行病"（infodemic），而信息流行病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好處。這清楚表現在假新聞和深度偽造（deep fake）的產業化中，另類真相（alternative truth）的猖獗神話和後真相為虎作倀，鼓動假新聞和深度偽造。第二個後果一定程度上依靠第一個後果，它質疑科學證據支持的客觀性本身，導向泛濫的否定論、支持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宣示：無論權威與否，任何人都可以堅稱所謂"事實"，儘管它與簡單常識相矛盾，卻還是有人相信。
如果說文字文化（literacy）支持由單一語言集合的民族共同體（中國的情況迥異，單一的通用文字能團結許多不同的語言，因為漢字不是語音本位的），那麼數字算法則相反，它製造分裂，導致社會凝聚力減弱，產生否定科學、無客觀性的意見。西方世界千百年來支持常識的規則、法規和制度的宏偉大廈崩塌，因此，所指事物即核實和批准語詞意義的共同知識不再被調用。危機興起於這樣一個事實：語言正在失去其作用，因為數字算法已然超越語言，不再使用語詞，不再參照意義。
六、所指事物的失落
所指事物是語言科學創建人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語義三角里的第三個元素。他解釋說，一切交流都依靠三個基本元素：符號（signifier），如語詞、文本、手勢、呼叫、意象、語標符號等；所指（signified），即符號接收者腦子裏對符號的解釋；所指事物（referent），即現實里或常識（甚至虛構或藝術）里已知事實或思想的存在。無論你如何理解"所指事物"，確保話語錨定在"現實"里的都是所指事物。
忽略所指事物是當前認識論危機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因為這樣的疏忽使語言脫離了其在真實生活里的錨定。正如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裏所示，民粹主義者把語言從服務現實變為服務權力。把語言和真實事物分離開來比單純的撒謊或造假更危險，撒謊或造假也是把語言和真實事物分離，只不過是在較小的個人層面上幹這種事情而已。無論是出於恐懼還是敬畏，聽者的質疑不超越符號和所指的關係，他們聽者相信或想要相信強勢說話人的權威。所以，雖然面對相反的、明顯的且在場的證據，聽者也允許自己平靜地撒謊。
從全球來看，社會面臨言論的劇增，許多言論不再具有客觀性，不再與真實的情況相符。一些西方領導人面對證據撒謊，而公眾對新的語言行為推波助瀾，並不僅僅是因為領導人們撒謊，因為撒謊的積習和世界一樣悠久，而且是因為他們對謊言的系統性的、無控制的戰略性使用，仿佛語言和現實的關係不再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撒謊的做法誘發聽者失去常識的傾向，這一傾向是社會凝聚力終結的肇端，我們知道，其災難性後果不僅見於信息流行病的語境中，更危險的是見於當前的俄烏衝突中。我們只能希望，這僅僅是文字文化和數字文化間的一個過渡問題，萬事萬物最終會在充分的數字語境中各歸其位吧。
七、東西方的數碼化轉型
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麼認識論危機在中國不如在西方嚴重。我說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從社會語言學看，漢字的符號和所指的關係不那麼直接。中國讀者必然要把對符號的解讀當作認識論條件。漢字教人搜索"字面"以外的意義，因為漢字是語標文字（logogram），其中沒有拼音字母，所以漢語沒有"字面直解的"或"標準的"解讀，只有比較寬泛的貼近的解讀。這要求漢語的讀者大力發揮解讀的作用，挖掘幾個層次的解讀去判斷意義。這可以解釋有些調查的結果：為什麼中國人不抗拒"社會信用體系"（social credits），而是普遍贊同這一舉措。無論東方西方，社會控制與數碼化轉型都是完全一致的，數碼化轉型意在了解每個人的一切。社會控制與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一致的。這並不意味着，這樣的政治秩序被無批判地接受了。不過，如果有人本能地不贊同這種秩序，他們的解讀立即會參照另一個層次的相關性，言論在社會意義層次上的相關性。比較而言，西方反疫苗的人不考慮公共利益比如戴口罩或出示疫苗接種證書，他們質疑有關新冠肺炎的一切，除非新冠肺炎對公共衛生構成了真正的危險。
數碼化轉型為何在中國比在西方更順利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和社會文化價值有關。數千年來，優先的天平傾向社會價值，而不是傾向個人價值，這不僅歸因於儒家的思想。當前的政府政策——無論貫徹社會信用體系、控制新冠肺炎大流行或縮小極端貧富差距——都不僅僅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政策，而且是悠久文化價值的結果。數碼化轉型進入東西方迥然有別的文化社會語境，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在西方，數碼化轉型追蹤每個人的信息，消解了關鍵的文化社會特徵，即個人主義。東方的情況剛好相反，數碼化轉型滿足並支持社群和人們的相互依存。為什麼中國人不覺得社會信用體系"侵犯"了自己，它滿足人們相互依存的需要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私隱並不優先，所以對每個人數據的搜集是確保安全和社會凝聚力的手段，而不是使人分割的手段。
八、價值危機
認識論危機不僅關乎意義，還是價值危機。數字算法不支持民主，也不支持嚷嚷着求民主的個人主義的人文主義（individualistic humanism），這顯然是因為算法使個人淪為空虛的皮囊，不僅追蹤並盜用個人的內容，而且把個人的認知功能外化給智能手機和數字助理。意義的貶值預示經濟價值的貶值。交易工具不斷的非物質化導致通貨膨脹。正如麥克盧漢所言："通貨膨脹是貨幣的身份危機。"可以肯定地說，甚至貨幣都在失去其所指事物，這見於加密貨幣的高估中，或見於市場價值與生產或服務的日益脫節，或見於非同質化代幣（NFT/Non Fungible Token）的荒誕現象，這種代幣是所有權或開發的無限數字保證。有了非同質化代幣以後，即使一個平庸的藝術家也能以天價賣出自己的作品，這就意味着，既然是純粹的信息，物體和價值的關係就完全壓制了物體的實質。區塊鏈技術支持的比特幣、以太坊（Ethereum）等加密貨幣使腦袋瓜聰明的人創造沒有所指事物的金錢或價值。加密貨幣的確是更先進的偽造貨幣的新方式。
意義和價值的雙重危機凸顯了當代的脆弱性。否定氣候變化的人、反疫苗的人和深層國家（deep state）幻覺的跡象都表明，語言作為社會紐帶的基礎正在弱化。我們的希望在於，這僅僅是一個過渡期，新的一致性和社會凝聚力將浮現出來，以克服文字現實和數字現實這兩種不同現實秩序之間的脫節。這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對人的理解和默契而言，語言和算法都是必要條件。緊迫的任務是化解危機，因為核威脅是真實的，全球的社會去凝聚力（decohesion）助長最壞的結果。從技術上看，雖然客觀性和共識正在走向數據分析和算法決策，我們希望的漫漫長程業已過半。緊迫的任務是加速挖掘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的潛力，以完成數碼化轉型。這可能需要量子計算的加快成熟。
九、結語
在最後一章里，朱塞佩·里瓦對假新聞做了詳細分析，給人啟示。他建議通過制度、網絡和個人三種方式對假新聞展開鬥爭。這一章題名"在假新聞世界裏生存"，恰如其分，的確是一個生存問題，因為假新聞平時是潛在的殺手，戰爭中就是貨真價實的殺手。如果語詞不再重要，社會就會接受錯誤言論、會吸納愚蠢或謊言，那些言論就會在教義、科學和客觀報道的裂隙里流通，從而逃避我們的反駁。當前緊迫的危險是：謊言殺人。謊言和假新聞支持的民粹主義遍佈全球。這種編造的"現實"強制社會接受，摧毀了規範的一致性，因為在脅迫的體制里，沒有人會信賴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