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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的教育大躍進 康生要求評教授以產量多少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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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在視察北京農業大學時,明確指示: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學校、工廠、農場、研究所、農業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這樣的評選標準古今中外都屬奇葩,而這也估計只有如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才能想出來的吧。

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是全方位的,教育領域也受到了影響,出現了教育大躍進,當時被稱為「教育革命」,而這場革命亦是隨後爆發的文革教育革命的預演。大陸學者魏曼華撰寫的《反思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對此有着較為深入的研究,本文亦參考了部分內容。

教育大躍進之全民辦學

1958年3月,中共教育部召開第四次教育行政會議。據《教育大事記(1949-1982)》中稱,「會議的目的是反掉保守思想,促進教育事業的大躍」,而「為了保證教育工作的大躍進……首先要破舊思想……打破各種各樣的保守思想,從單純業務觀點、『權威學說』、國際標準等束縛中解放出來!」

同年9月,劉少奇在河南說:「要採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中學生,就在這裏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大學,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小時工,工廠即學校,學校即工廠。將來出來,既是大學畢業,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

在這樣思想的指導下的一個具體表現是全民辦學,即通過發動群眾大辦教育。河南省是大躍進的急先鋒和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教育的大躍進也衝鋒在前。在各級部門和媒體的鼓動下,首先是長葛縣提出在一年之內普及小學和初中,緊接着,一些地區三個月甚至更短的時間普及了中小學教育,速度一個比一個快。

比如《人民教育》1958年第4期中的《郾城縣白坡鄉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學教育》中記述到:白坡鄉在7天的時間裏,辦起了民辦小學25所,入學學生1025人,業餘中學3所,學生231人。建校速度快,而且省,「沒蓋一間房子,沒做一張桌子……開辦費也做到最節省的地步。西坡李村只花了一角二分買了一盒粉筆就開學了。全鄉……共花了3元5角錢」。

白坡鄉的辦學經驗很快在河南、乃至全國得到宣傳,不少地方紛紛學習,稱「乘衛星、跨火箭」,要以「閃電的速度」、「光速」,在半個月或者10天之內普及中小學教育和掃除文盲。

如河南方城縣城關鎮,共有人口1.1萬人,在幾個月之內就建起了綜合紅專大學、衛生、戲劇音樂、舞蹈及師範等9所專科學校。

當年的《人民教育》社論更給出了驚人數字:「僅僅兩個月的時間,據19個省的不完全統計,民辦中學和各種民辦職業中學已創辦55361所,入學學生達268萬餘人。」

與此同時,工廠、企業等也大辦學校,甚至有的工廠、人民公社宣佈,已經辦成了從幼兒園到高等學校的「共產主義教育制度」。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農村的中小學全部下放給農村人民公社領導管理,後來,民辦小學、大隊辦的農業中學等全部由生產大隊管理。農村教育被排除在中共政府投入之外,號稱「人民教育人民辦」。缺乏政府投入的農村教育此後走向了凋敝。

教育大躍進之高等教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稱「全國應在三到五年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應大力發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爭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做到使全國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條件的和自願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然後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事提高工作。」

15年普及高等教育只能說是瘋狂。隨之高等教育的「大躍進」開始。一些學校辦起分校或者分出部分專業獨立建校;一些依託科研所農場辦高校;一些中專升為高校;還有些縣辦起了紅專大學,甚至連工廠、人民公社、機關也辦起了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紅專大學、勞動大學等。這些新興學校的教學質量可想而知。

短短一個月,成績「斐然」。10月1日,《光明日報》報道稱:「我國教育事業以空前速度獲得巨大的發展……本年新辦高等學校八百餘所,全國已有高等學校千所以上,在校學生比1957年增長三分之二以上……許多省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包括綜合大學以及工、農、醫、師範等高等學校在內的高等教育體系,很多省份決定在15年內普及高等教育。」

同日該報發表社論,題為「全民辦學,全民上學,加速社會主義建設」,並說「我們將以一個高度文化出現於世界的時代,已經到來了」。

2011年2月《炎黃春秋》曾發表了98歲高齡的劉緒貽先生《親歷大躍進中的湖北教育革命》,文章記載了當時湖北省省委書記王任重提出的目標就是「縣裏面都辦綜合大學」;在學制問題上,他主張多軌制;在制訂教學大綱與教材的問題上,主張在中共領導下,由教師、學生合起來制訂教學大綱和編寫教材,等等。而這樣做的結果可想而知。

康生指示:評教授以產量多少為標準

1958年7月至10月,臭名昭著的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到北京與河南省的一些學校視察「教育革命」的進展情況。在北京師範大學,他說: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學校,大辦工廠。每一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大辦學校,可以從小學、中學到大學,1958年至少要辦100座這種亦工亦學的學校。至於有沒有條件辦,他不管。既然農業生產可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辦學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膽,多少都能辦」嗎?

關於評教授,康生亦有怪論。他在察北京農業大學時,明確指示: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學校、工廠、農場、研究所、農業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這樣的評選標準古今中外都屬奇葩,而這也估計只有如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才能想出來的吧。

教育大躍進之以勞動代替教學

大躍進中,馬克思關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論述被當作教條,中共大力提倡教學方式的革命,即增加勞動時間,以勞動代替教學。在城市,中小學生的勞動是木工、電工的繞線、焊接、縫紉、洗衣等,在農村是種糧、種菜、養魚、施肥、鋤草、飼養動物、翻地等。大學中有些勞動與專業有關,如工科院校、農學院校的勞動,諸如製造汽車、拖拉機、機床、織布、種試驗田等。在此期間,城市中等以上學校的師生,分批上山下鄉「勞動鍛煉」,與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少師生還參加了大煉鋼鐵活動。

中共媒體披露,「據20個省、市、自治區的不完全統計,到了1958年10月,有397所高等學校共辦工廠7240個,13000多所中專、中學共辦工廠144000個,有22100所學校建起小型煉鐵爐、煉鋼爐86000多座。這樣,一些地方的學生和教師成了單純的勞動力,原有的教學大綱、教學計劃被擱置一邊,用生產代替了學習,嚴重的衝擊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教育大躍進之發動群眾編教材

根據1958年中共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高等學校的教材,應該在黨委領導下採取黨委、教師、學生三結合的方法,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認真予以修訂。」

在這樣的指示下,各地新編教材、講義層出不窮。大學各科教材十幾天或幾個月就能編出來,速度驚人。比如,北京師範大學全校師生,成立了256個教學改革小組,經過半個月的奮戰,編寫出169種新的教學大綱。南京大學法文專業四年級學生16人四天編成一本《法語會話》教材。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編寫出《中國文學史》。清華大學機械、電機、土木、水利、建築、動力等六個系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編寫出教材、教學與科研參考資料等共95種……

高等教材如此,中小學教材也是如此。如河南省「只用了五個多月的時間,就新編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級農林學校整套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

結語

教育「大躍進」除了上述所言,還有學制改革上的躍進。這些「大躍進」所打造出的高等學校的「蓬勃發展」,不過是一種假象,大躍進已結束,這些高校都瞬間消失了,而其對教育造成的危害卻是巨大和深遠的,可以說是文革徹底摧毀教育的前奏。沒有人否認,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中共,而中共對教育的摧殘從來就沒有停止過,90年代末掀起的又一撥高校「大躍進」所造成的後果今天已經顯現。

2017-10-01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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