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作家鄭彥英在一篇題為《與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同行》的回憶文章里（見2011年5月17日《今晚報》），提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一個春天，在廣州偶遇曾任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的一位軍級首長——廣空政治部劉副主任。因同住一個招待所，經常一起吃飯，一起散步，他好奇，「一直想問劉少奇專案組的事情，那時候劉少奇還沒有平反，我不敢貿然開口」。後來終於有了機會：
有一天散步時，他問我是什麼文化程度，我說是高中，他噢了一聲，我說我一直想上大學，但是要部隊推薦才行。他沒有吭氣，過了一會兒他說，你這個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劉少奇專案組的。我連忙說，那當然，起碼得是大學生。劉副主任搖搖頭，說恰恰相反，當時中央為什麼讓他當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就是按着框框套下來的。我問什麼框框，他說第一，必須是軍級幹部，第二，必須是五代紅，第三，必須是高小五年級以上，初中三年級以下文化程度。
我大驚，想說前兩條都可以理解，最後一條怎會這樣定，但我張開口卻沒有說出來，心裏頭的想法，至今也沒說給任何人。
既然說開了，劉副主任一邊散步一邊接着說，我去北京是周總理跟我談的話，說這個專案是江青最關心的一個專案，包括我來，都是江青圈定的。周總理讓我負責日常工作，並建立各省劉少奇專案組，專案組成員選擇條件，和中央專案組一樣。之後他講了一些省份的專案組情況。我聽着，心裏邊翻江倒海的。
下面鄭彥英轉述了劉副主任另一天跟他說起的，當時為了找證據要抄劉少奇的家，家裏一直有人，只好讓紅衛兵把劉少奇、王光美拉出去批鬥，這邊專案組的人立即進去抄家，云云，不具引。
原來如此。人們長期以來，只看過劉少奇在中南海裏邊受批鬥的照片，鬧不清誰是組織者，照這個說法，意不在批鬥，不過「調虎離山」罷了。但，按照當時以至後來社會上運動的常理，既然有權批鬥，自然有權抄家，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何不可」？整個「文革」中，無法無天（連假裝的法律程序也不講），沒有什麼搜查證、逮捕證這一套，都是當着被批鬥者或其家人的面，抄他們的家，誰也不敢說個不字。對劉少奇還有什麼避忌——需要做成似乎紅衛兵批鬥是自發行動，可以針對國家主席無禮，而專案組雖幹着非法抄家，卻只能偷偷摸摸，怕給劉少奇留什麼口實嗎？設想不可謂不細，但仍然令人疑竇叢生：難道專案組及其領導，潛意識中也自覺理虧，因而才遮遮掩掩，反不如「無知-無畏」的紅衛兵們之理直氣壯嗎？
這篇小文卻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要說的是，看到鄭文，我跟他初聽中央專案組成員三條件的反應相似，也是一驚。特別是第三條大為意外。我先還以為「小學五年級以上」是個底線，絕然無法想像還有個「初中三年級以下」的上限。我幾乎懷疑是否屬實。
但我想起過去所知，有些機要部門，或也包括外事部門，政審特別嚴格的單位，接納年輕人時，除講究階級出身外，成文或不成文地要求儘量來自邊遠地區，或通常所說的窮鄉僻壤。這固然有「越窮越革命」的觀念支配，也還因為相對於城市人口，他們社會關係單純。你用北京人，一上班他就跟外邊電話聯繫上了，麻煩不麻煩？由此想到，當時的某些主管，作出第三條的規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初中三年級以下，又在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其知識結構有限，眼界閱歷也有限，更易於約束管理吧。
而第一、二兩條，我懷疑不是對所有專案組成員的要求，只是對像劉副主任這樣的可作中央專案組（具體說是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組長是周恩來總理兼任）的人的要求。專案組那麼多人，哪能個個是軍級，個個是五代紅呢。在當時，要找五代紅的軍級幹部，多是紅軍時代參軍的，的確也難從中找出幾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來了。至於專案組一般工作人員中，是不是全數都要求初中三年級以下，我也略有存疑。但轉念一想，即便如此，料想這些同志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也早已經過自學和培訓，不會在當初的學歷上停步不前了。這是不需要今天的我們「替古人擔憂」的。
以上云云，是讀鄭文後的一些聯想。因關於特定時期的專案組，當事人很少有人詳細陳說，而回顧歷史，又往往繞不開，人們對專案組是如何組成的，如何運作的，不免感到神秘，而生好奇之心。像鄭彥英這篇略窺一角的短文，也因而讓人想起很多事情。
《南方周末》2011-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