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飢餓人口將猛增；中共官方強調中國無糧食危機；數字顯示中國有2.52億人的糧食缺口；糧荒問題是否存在？（大紀元香港新聞中心）
廣州市前書記萬慶良曾經說：「房價那麼貴，為什麼不租呢？你看我住在珠江帝景，160多平，每個月租金600，要買的話得幾萬一平，年輕人為什麼不租房子呢？」萬慶良早已因貪腐落馬，如此誇張的言論當然也不是官場的共識。但我們還是需要注意到中國公務員的收入和福利制度容易使得體制內個人對社會現實的認知產生偏差。
說到公務員收入，大家一般會想到兩種模式：低收入高福利和高薪養廉。中國公務員就是典型低收入高福利模式。當然經過多年多次加薪後很多公務員的實際收入在當地已經很不低了，但高福利政策模式並沒有變。他們普遍能夠享受到住房福利（單位分房、補貼租或買指定小區房屋等）、醫療福利（免費醫療、高幹病房等）、食品福利（單位食堂免費或低價提供特供食品）、子女教育福利等等。有的時候中央領導也出來宣傳自己每月工資只有幾千元之類，但很顯然他們生活中的一切幾乎都不用自己花錢，全部都由政策福利兜底了。為什麼要提供這些福利呢？一部分是因為計劃經濟時代工作單位普遍提供這些福利以彌補職工低微的收入，國有企事業單位都是如此。國企改革後這些福利都沒有了，但政府和事業單位都儘量保留了這些福利，畢竟事關私人利益誰會去主動取消呢？另一方面早期公務員收入相對於社會上的私企確實偏低，提供福利也有養廉的考量在內。
高薪養廉的典型一般就是指新加坡。其實新加坡自己並不認可高薪這個說法。新加坡執政者的理念是公務員的薪資應當與當地私企平齊，以吸引人才為政府服務。普通公務員對應普通職員；議員對應經理主管級別；部長對應高管；總理對應CEO。新加坡定期統計私企薪資並對公務員薪資做出調整，注意這個調整可能是上漲也可能是下降。歷史上發生過經濟不景氣時議員集體減薪導致某些議員無法負擔房貸而被迫賣房的事例。既然薪資與私企看齊，那福利待遇自然也是一樣，並不會有什麼特殊待遇，更加不存在特供食品和住房。
中國和新加坡公務員不同的薪資福利模式對他們的社會生活有着極大的影響。中國的城市大都有政府大院或小區，公務員們生活在自己獨立的小圈子內，衣食住行享受着特供。新建城區缺乏醫院、學校等設施的不便；不合理的道路和公共交通規劃導致高峰期交通擁堵；城鄉結合部治安混亂，黑幫橫行；食品等物價飛漲讓百姓生活困難；沒有本地戶口的外地打工者在獲得公共資源服務等方面所遭受的歧視……這些問題公務員們都沒有親身感受，脫離群眾生活日久，幾乎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何不食肉糜思想，萬慶良租金600的認知雖是少數，恐怕也不罕見。可就是這些人卻實實在在是中國社會的規劃者和管理者，脫離實際的認知水平必然會反映到他們的工作成效之中，這也是許多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普通公務員們下班後和普通市民並無二致。他們同樣要依據自己的收入規劃自己的生活：買房還是租房；購買私家車還是擠地鐵上班；是否要為孩子爭取名校學額而做義工；哪家超市打折，哪個食閣的飯菜好吃……他們生活在全島各地，和普通市民使用着同樣的社區服務設施，體驗着生活中同樣的酸甜苦辣。議員們（包括部長和總理）也要定期（一般每周一次）接待選區內民眾的訪問，聽取他們的訴求並儘量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有着這樣生活經驗的人群去規劃和管理城市建設，想必其政策方案也會更加的接地氣和符合民眾的需求。
新加坡李顯龍總理購買的別墅拿到了折扣價格，此舉曾被反對黨檢舉腐敗嫌疑。李顯龍特別在國會接受質詢，闡明這是開發商為提早訂房者提供的優惠。有一位高官在公務接待之後使用自己的私人信用卡支付賬單以積累信用卡積分，此舉被反貪部門認定為貪污。有一位部長在社交媒體上感慨現在的小孩不好教，他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肯出門隨手關燈，說這點電費還比不上一碟壽司……這些例子並不都是正面，但至少說明新加坡官員上到總理部長都是在生活中有精打細算的小市民精神的。與中國的官員相比，他們更像一群了解柴米油鹽價格的管家。
從政治倫理的角度來說，在一個標榜民主和平等的國家，其公務員和普通百姓應當有着平等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掌權者將體制內外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利用權力為統治階級（體制內的公務員等）安排不同於外部的薪資結構和福利水平，並在分配社會資源時優先考慮自己階級的利益，這不就是統治階級群體道德敗壞下的制度性腐敗行為嗎？中共天天喊着反腐，可蛀蝕社會的不僅僅是某些個人的貪污受賄，中共自己霸持國家權力並在利益分配上不平等優待體制內人群的行為本身才是中國社會最大的蛀蟲。怎麼可能指望蛀蟲的領導和管理能夠讓國家實現富裕和強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