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4日，抗議人士在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前焚燒中共黨旗。（Jie Lijian提供）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正在推進禁用納粹標誌的計劃。如果禁令僅限於（黑色）萬字符（納粹的十字記號）和雙閃電（SS）臂章這兩種圖案的話，我想這是合理的做法。
這樣的禁令對少數極端主義摩托車幫會來說可能是個壞消息，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有理由憎惡這些仇恨標誌。
不過，如果法令擬定得不夠細緻和周全的話，對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說也可能是個壞消息。
萬字符有着悠久的歷史，在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文化（包括印度教和佛教）中都是吉祥和好運的象徵。
有人說，「好的」萬字符「手臂」向左拐，希特拉的是向右拐的。但情況不是這麼簡單。實際上，與納粹毫無瓜葛的群體兩種符號都用。
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印有萬字符的陶器
而黨衛軍的雙閃電標誌就明確多了，也更容易處理，有關其起源和邪惡歷史都沒有任何含糊的地方。
也有人說要禁止納粹手勢（即向斜上方伸直右臂）。但這個動作對立法者而言太大了點，他們似乎已經後撤了，至少目前是這樣。
這種特別的伸直手臂問候方式在德國之外的許多文化中都由來已久。我們無法確定羅馬軍隊是否行這種禮，但荷里活是這麼演的。如果禁止這種手勢，像《暴君焚城錄》（拉丁語：Quo Vadis）和《聖袍》（The Robe）這樣的影片就都要步《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後塵。
[註：美國知名影視流媒體平台HBO Max在2020年6月以《亂世佳人》刻畫「種族歧視」為由，將該經典影片下架。]
這是個開端
總的來說，儘管我們可能強烈反對「覺醒」（woke）一族封禁其不認可事物的狂熱運動，但多數人都能體諒那些禁止冒犯人而且揭人傷疤的符號和標誌的行動。
這是因為，沒人能給納粹的行為辯護。
安東尼‧甘布羅內（Anthony Giambrone）在為西奧多‧海克（Theodor Haecker）所著的《西方之父維吉爾》（Vergil, Father of the West）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寫道，「一群群小丑般的暴徒粗暴地劫掠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外表）精緻、自視甚高、老於世故……總體上是成績低於平均水平、人文和古典科目不及格的學生。」
還有什麼能比這段話更好地描繪那幫自命不凡的野蠻人呢？他們總是把別人說成「劣等人」，而他們自己在人性方面的表現幾乎是最糟糕的。
希特拉和他的親信在世界舞台上恣意展示他們的殘暴，僅僅橫行了15年就被徹底擊潰，多數納粹領導人都被繩之以法。
乍看上去，（澳大利亞聯邦司法部長兼）總檢察長（又稱律政部長）馬克‧德雷福斯（Mark Dreyfus）（禁止納粹標誌）的決心是值得稱讚的。他說，「我們需要着手採取行動。我們不僅要把仇恨言論等行為定為犯罪，我們還要十分清楚地表明，澳大利亞堅決不要頌揚恐怖大屠殺的標誌。」
2016年10月19日，德國柏林舉辦紀念猶太人被關入集中營的周年活動前，遊客在火車軌道上留下的白玫瑰
問題是，雖然納粹因其恐怖行為獲得應有的懲罰，但從1917年俄國革命開始，像打開潘朵拉盒子一樣層出不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恐怖行為，卻從來沒有受到充分或適當的懲罰。
澳大利亞政界的許多老一輩左派人士以列寧政策起家，面對眾多斯大林暴行證據卻依然崇拜他，而對西藏人等受壓迫者的痛苦置之不理。
如今，他們的繼任者似乎很樂於向中共示好，並且嘲笑和詆毀那些認為中共可能威脅澳大利亞主權的人。
馬克思主義的禍害
共產黨罪惡無邊，它為禍人間何止15年，而是數十載（一百多年），想想秘密警察、邊境封鎖、大屠殺、古拉格。因此，（我）問一句為什麼沒人封禁另一個十惡不赦的獨裁集團的標誌，這難道不合理嗎？
我指的當然是鐮刀斧頭了，它和其它任何野蠻政權的標誌一樣可憎。
整整幾代人都在馬克思主義政權的統治下生活並（悲慘地）死去，他們從沒有享有過我們西方人想當然的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
他們時時刻刻受到監視，甚至被家人出賣；他們（長期）營養不良，有時候（像烏克蘭上世紀那樣）被當局「有計劃地」餓死。
邪惡的（共產）運動雖然是在俄羅斯生根發芽，但（像病毒一樣）傳染了東歐那麼多國家，還有中國、朝鮮、南美洲和非洲國家，甚至擴散到像我們（澳大利亞）這樣的西方國家。
在少數活躍的忠誠的共產主義分子以及相當多接受那套愚蠢和虛幻至極的「工人烏托邦」學說的「有用白痴」運作下，西方國家多年來已經受到（嚴重）侵蝕。
（我這裏）說封禁共產主義標誌，不是玩針鋒相對的小把戲，也不會因此抹去人們對納粹的悲慘記憶。
這是替全世界遭受極左政權侵害的億萬人發出的要求正義的呼聲。人們聽不到或者故意忽略他們的呼聲，許多西方特權階層人士及嬌生慣養者甚至為共產政權辯護、淡化其造成的痛苦。
尤其諷刺的是，顧問機構The Voice背後的「支持運動」（Yes Campaign）主腦托馬斯‧梅奧（Thomas Mayo）稱讚說，「共產黨前輩在我們的活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沒錯，YouTube上就有他說這話的視頻。
封禁一個野蠻組織的標誌，卻忽視、甚至讚美另一個同樣野蠻的組織，這是一種社會性的心理障礙。
作者簡介：
大衛‧丹特里（David Daintree）是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克里斯托弗道森文化研究中心（Christopher Dawson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主任。他擁有古典文學背景，教授晚期和中世紀拉丁語。丹特里是意大利錫耶納大學（Università di Siena）和威尼斯大學（University of Venice）的客座教授，也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訪問學者。他於2008年至2012年擔任澳大利亞坎皮恩學院（Campion College）院長。2017年，他在女王生日榮譽名單中被授予澳大利亞勳章。
原文：If We Are Banning the Nazi Symbol, Why Not the Hammer and Sickl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