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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代周刊刊發弗蘭克·迪克特的文章，指外國人看中國有一廂情願，總認為中國會經濟強盛政治開放制度會民主，但不承認所面對的中國，哪怕是稱之為改革開放，也從來沒有改變紅色中國的本質。
弗蘭克·迪克特Frank Dikötter是香港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兼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的最新著作《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超級大國的崛起》現已出版平裝本。他的書改變了歷史學家看待中國的方式。
據迪克特稱，大約一年前，澳大利亞前總理、漢學家陸克文寫道，紅色中國又「回來了」。他認為，如果北京能夠清醒過來，回歸其40年來成功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就好了。但陸克文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將虔誠的希望建立在錯誤的分析之上，他們的分析如下：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及其追隨者就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以改造一個因文革混亂而與世隔絕的國家。中國由此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據迪克特，這裏關鍵詞顯然是「改革」。幾十年來，形形色色的外國政客、企業家和專家告訴我們，「改革開放」意味着從計劃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的轉變。在經濟改革之後，他們向我們保證，中國的政治改革將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使中國即使不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也將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利益相關者。中國是進行了重大的經濟改革，但政治轉變從未發生。這些算命師都沒有費心去真正閱讀這個國家的憲法，聆聽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或了解中國的過去。
據該文，一種普遍的觀點是，由於毛澤東之後的每一位中共領導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鄧小平三度被清洗；習近平15歲時被下放農村），他們非常了解其中的危險，就是一隻反覆無常的手所掌握的權力。但事實恰恰相反。1966年夏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他首先允許被挑選出來的被稱為紅衛兵的學生，然後是廣大民眾，去搜查和譴責每一個可能對他的領導和整個革命心存疑慮的黨員。「炮打司令部，」他鼓動他的追隨者。其結果是一場前所未有規模的社會爆炸。黨內官員驚恐地退縮，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拖去參加批鬥會、遊街示眾、受到侮辱、酷刑，有時甚至被鎖起來，鑰匙被扔掉。毛澤東利用人民來清除黨內真正的和疑似的敵人，但隨後在1968年又利用軍隊來清除人民，確保沒有人能站出來能挑戰他。毛澤東去世後，領導層決心不再允許老百姓批評黨。
鄧小平長期警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於1982年將這一方針以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這四項原則歸結為兩個核心價值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直到今天，每一位領導人都經常援引四項基本原則。
據該文，儘管鄧小平希望他的國家「開放」，即歡迎外國資本和技術，但他經常發起反對外國「精神污染」的運動。這不僅僅是一個老人對長發、牛仔褲和流行歌曲的抱怨。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非常清楚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於1957年首次提出的「和平演變」概念。美國國務卿建議美國及其盟國利用和平手段，包括貸款、商業和藝術，加速蘇聯軌道上的國家向民主轉型，從而縮短共產主義的壽命。這正是波蘭人民於1989年6月4日投票退出共產主義時所發生的情況，就在同一天，鄧小平派出了200輛坦克和大約10萬士兵，在天安門廣場將民主運動碾成了灰燼。
甚至在幾年後蘇聯解體之前，鄧小平指定的繼任者江澤民就讓共產黨高度警惕「資本主義陣營」通過「和平演變的陰謀」滲透和破壞黨的行為。時至今日，這一所謂的陰謀仍然是中國政權最大的恐懼，它在一個可以說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受益於更多外國善意的國家助長了偏執和惡意。從江澤民統治下消滅米老鼠到習近平統治下消滅小熊維尼，一切都被視為推翻共產黨的狡猾計劃。每當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或喬治·布殊(George Bush)在北京暗示，隨着經濟改革，政治變革即將到來時，他們其實都在向中國政府領導層提供一切所需的證據，以證實他們的觀點，即險惡的外國勢力正試圖推翻中國的政權。
據迪克特稱，甚至經濟改革也被誇大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對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它必須用幾十年的時間來重建。但在一黨專政的國家裏，政治始終處於主導地位。該政權追求的願景是振興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是完全放棄它。過去激進的集體化被拋在了後面，但馬克思主義對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能源和原材料）的國家所有權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1992年，當鄧小平提出租賃土地以吸引更多外國投資時，他稱之為「社會主義手中的資本主義工具」：當國家控制一切時，為什麼還要害怕資本主義美元呢？2000年後，江澤民確保在私營企業中也設立了強大的黨委，使得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間的區別幾乎變得毫無意義。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正是中國能夠向特定企業提供無盡補貼和看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信貸額度的原因。這確保了自2001年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參與中國競爭。
美國時代周刊的文章稱，1987年，時任中共總理趙紫陽在柏林會見了75歲的昂納克。東德黨領導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表示熱切關注。趙紫陽解釋說，這一政策只是暫時的：將來，一旦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們就會承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時「自由化的範圍就會越來越小」。幾個月後，在北京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趙紫陽解釋說，「我們永遠不會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
該文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預測。東德早已消失，但紅色中國從未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