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就陸續讀到胡伯威先生這本今天定名為《青春•北大》的回憶錄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來，已出版的一些有關反右的回憶錄大多集中於當時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對於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運動中的經歷，以及其後幾十年的命運沉浮，出版界興趣較少，所幸這幾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憶錄，畢竟，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會下層的普通人。相比於那些著名的「右派」，這些人言說的聲音雖然微弱，而且較少受到社會的關注，但他們的際遇卻更能反映這個重大事件對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影響。
胡伯威當年在北京大學求學，相比於眾多被打成「右派」，散佈於窮鄉僻野的小學教員和城鎮企、事業單位的小幹部、小職員等，他算得上是社會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黨內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個「小人物」。胡伯威的「從左向右轉」的成長道路，頗具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價值，與大多數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對基層領導的官僚主義有所不滿，而提了一些批評意見，或根本沒提任何意見，就因歷史問題被打成「右派」的人完全不同，作者確實是因「思想問題」而被劃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問題」恰來自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作者從一個虔誠的「少年馬列信徒」，「墮落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學完成的，這就使得他和北大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國二十世紀歷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學的歲月正是北大發生重大轉變的年代，它構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環境。胡伯威回憶錄的最大的特色是寫出了五十年代積極靠攏黨組織的「進步青年」，在時代的大轉變中思想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的軌跡，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北大師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風貌。因此他所書寫的就不僅是他個人一段歷史，而是從個人的角度，提供的五十年代我國教育和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橫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別之處就在這裏。
胡伯威是從少年時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顯然是受到中國革命勝利的時代大環境的影響，但是他的「接受」的過程卻是自動自發的。作者的中學年代是在上海度過的，橫跨了新、舊中國兩個階段，他親眼目睹了戰後中國的動盪和四十年代末國民黨統治的衰敗、混亂，也親身感受到解放大上海的人民解放軍的紀律嚴明和秋毫無犯。他雖然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領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初中三年級就是團總支委員。他熱烈的擁護新社會，支持黨在建國初開展的一切社會改造的行動，真誠的按照黨的要求，不僅積極參加學校黨團領導的一切活動，在家中也積極宣傳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熱愛新社會。他以「革命」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家人要給受到革命打擊的親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憤而指責，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輕的胡伯威為斯大林的去世而悲傷流淚，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學，模仿起蘇聯三十年代那部按照斯大林思路反映列寧去世後蘇共黨內鬥爭，把斯大林塑造為列寧唯一接班人的有名電影《宣誓》，自發地在斯大林畫像前宣誓，表達他們要繼承斯大林的遺志，永遠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決心。胡伯威在1953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又成了團支部書記，他根據組織上的要求，放棄了自己熱愛的物理專業而進了氣象專業，一如既往的聽組織的話，跟黨走。在北大最初幾年，胡伯威的政治熱情持續高漲，他積極爭取入黨，一時間也左的可愛，他有一個同學，在和他「交心」時提到一個長輩的告誡：政治都是兇險的，被胡伯威批評是染上了「舊社會的偏見」。
那時，1949年革命的勝利還散發着巨大的熱浪，國家剛結束新民主主義的時期，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新民主主義時期相對寬鬆的社會氛圍還沒有立即消失，「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在起步，工農大眾中涌動着創造新生活的寶貴的熱情，新社會和新中國發出耀眼的光芒，對美好未來的理想，強烈地激勵着像作者這樣的青年。在全國所有高校，學生讀書住宿都免費，北大甚至還發給每個學生一大、一小兩個由社會主義兄弟國家捷克斯洛伐克贈送的白色半球狀搪瓷缽用於食堂打飯，「開會談的都是學習的事」，校園裏每天飄蕩着中國和蘇聯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兒山，自古少人煙，飛鳥也難上山頂，終年雪不斷。人民解放軍，個個是英雄，雀兒山上紮下營。要把山打通……」。剛剛進入北大的胡伯威滿心振奮，所聞所思在這個時期實現了完全的一致。
應該說，在五十年代初，特別是在「反胡風運動」之前，國家在積極建構新意識形態秩序，對知識分子加緊進行思想整合，使之適應新社會的同時，對知識分子總體上還是寬和的，尤其在北大這樣的學校。老校長馬寅初登台做報告開口還是「兄弟我」，黨委書記江隆基每次都很謙虛地讓馬校長走在前面。從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還在講台上繼續上課，「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績仍然能考入大學，他們比1962年後，那些因家庭問題不能升學的青年幸運的多。科學與民主思想，質疑和討論的空氣還在理科類的專業課中延續，獨立思考也得到老師的鼓勵。
在兩大陣營嚴峻對峙，和西方文化完全隔離的狀態下，這時期中蘇友好的文化氛圍，以「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為符號的視野和世界觀，為廣大青年提供了一個「進步人類不斷走向勝利」的激動人心的圖像，顯出朝氣蓬勃的力量，更激發青年的理想主義熱情。作者高唱「莫斯科——北京」，「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完全信服當時報刊對蘇聯現狀的描繪，這就是蘇聯「展開了壯麗的共產主義建設的宏圖」：宏偉的古比雪夫水電站、伏爾加——頓河大運河、土庫曼大運河、預計比頓巴斯還大的庫茲巴斯大煤礦、還有烏拉爾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基地（在這裏產生的工業管理體制被中國人稱之為「馬鋼憲法」，以後在大躍進運動中受到批判）等等，作者對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就，就像對新中國的建設成就一樣如數家珍。他雖然學的是理科，但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大學生一樣，熟悉和熱愛蘇聯的歷史和小說，電影，歌曲。每年的五一節，胡伯威和他的同學們滿懷真誠，高舉着社會主義各國領導人的畫像在天安門廣場遊行，他們像尊敬中國的革命領袖一樣，牢牢記住各「兄弟國家」領導人的名字：蘇聯的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保加利亞的契爾文科夫、羅馬利亞的喬治烏。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爾得、波蘭的貝魯特、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皮克和烏布利希、外蒙古的喬巴山和澤登巴爾、朝鮮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們除了還記得赫魯曉夫、金日成和胡志明，早已忘記當年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和外蒙古領導人的名字，他們已消失在遙遠的時光隧道，可是在當年，就是他們組成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大學生在中國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遺憾，伴隨着向社會主義的快速過渡，在革命的凱歌行進中，隱藏在革命肌體中的極左因素也漸漸擴散。對於革命的政治，作者在解放初感覺非常親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當他來到北大一兩年後，他的心裏卻漸漸生出了「悽愴之感」，胡伯威發現，他理想中或想像中的新社會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還存有不小的落差，他為這落差而沮喪，而在建國初年種下的崇高的理想主義，又不容得他「眼睛裏揉進一顆沙子」。他漸漸失去了以往那種走在坦蕩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覺，「不時襲來一陣忐忑、一陣躁動、一陣惶惑」。
作者作為北大學生是幸運的，他有機會聽許多領導同志和名人的報告，但胡伯威卻沒有對自己比一般大眾可以多獲得一些信息而心懷感激，他聽過報告後的感受反而是：平常百姓在資訊獲取的方面「貧乏到多麼可憐的地步」，「統一，簡單，標準而響亮的口號」，把「翻身當主人」的老百姓「搞得頭腦簡單又簡單」。作者也發現，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論家」，沒有哪一個有什麼自己的研究結果，「統統都是革命領袖的傳聲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權以後除了一個革命領袖就再不允許有任何一個獨立發表新論點的理論家了嗎」？
教條主義的壓抑和枯燥逐漸吞噬了胡伯威心頭的熱情，那時蘇聯已開始走出斯大林教條主義的泥沼，出現了「解凍」的早春天氣，可是非常弔詭，當時的中國，正全面向蘇聯學習，而且是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來認識的，卻沒有跟上蘇聯的新變化，「照搬蘇聯的教條主義」仍堅硬如常。理論宣傳上的照本宣科，對理論問題不能發問，如果發問，那就是「階級立場」和「思想感情」有問題，會受到老師的警告。政治理論課從講課到「課堂討論」，到總結複習，到考試評分的過程，都「僵硬死板到極點」。課堂討論發言不能按自己理解去發揮，「用不同的話說出同樣的意思也不行」。伯威回憶的一個細節極為生動：北大某副教務長為了說明無產階級情感和資產階級的情感的區別，在台上先後高歌《馬賽曲》和《國際歌》，他的結論是：《馬賽曲》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鼓譟、張揚、浮華，而《國際歌》表達的是無產階級的深沉和莊重。因為無產階級飽受最深重的苦難，而又肩負着最沉重、艱巨、複雜的，最終要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因此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就要像《國際歌》那樣洗淨一切浮華，表現出堅毅、沉穩的品格。
於是，在北大，在當時的社會上，就出現了一種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馴服工具」的人群，胡伯威「逐漸感覺到，解放若干年來，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個令人喪氣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儘可能沒有個性，沒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規蹈矩到了索然無味的程度才算是『進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個留級下來的女生是唯一的黨員，她選中的幾個入黨培養對象，個個都有這種特點，「他們按照上面的精神說話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們有什麼作為，也找不到他們有什麼錯誤」。而後來在「肅反」和「反右」運動中，他們都是那個黨員在班上最可靠的臂膀。作者發現，這並不是他所在的這個班上的特殊現象，在北大的同學中早就流傳着對這種人的各種形容詞：「麵包干」、「五分加綿羊」等等。
作者發現，一些從老解放區來的幹部，「不像搞學生運動出身的人那麼民主和透明，有的還帶來些等級地位觀念」，北大在那時雖說是官場氣氛最淡薄的地方，卻也見過對「首長」點頭哈腰的現象。胡伯威偶然出外時更見到個別官員拿腔作勢，這又和他心目中的共產黨員的形象相去甚遠。
五十年代中期發生的「高饒事件」，對作者這些還沒跨進黨的大門，更未經歷黨內鬥爭考驗的青年人更是一巨大的衝擊。曾幾何時，高崗的《榮譽屬於誰》是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並列，都是入黨積極分子必讀之書，但一瞬間，高崗成了人民的敵人，這使作者非常困惑，因為經過幾年的宣傳，高、饒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黨性、正義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們「都是環繞在毛XX周圍的親密無間的戰友」，胡伯威一直以為，「他們之間的關係無疑應該是共產主義的誠摯友愛的典範，可是怎麼一下子他們就被宣佈為極壞的壞人」？「平時他們教導給我們的那種偉大人格怎麼在他們身上一點都沒有了」？於是又有「更多疑團湧上心來揮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風」運動，對作者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從看到「反胡風」開始的。在北大的肅反運動中，極左思維隨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讀氣象專業的同學打成「反黨集團」，都為作者親歷所見，都使之發生困惑，使其對理想和現實的落差發出更多的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