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澤東與陶鑄、曾志夫婦在廣州合影
1966年5月，中央調陶鑄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廣州太冷清，我被准予去北京養病；新家設在中南海楊尚昆曾住過的房子；陶鑄突然脫下軍裝改穿便服；「中央文革小組」把康生的老婆曹軼歐派到陶鑄那裏「協助工作」；浙江高中生陸榮根，給陶鑄貼了60張大字報。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鑄去北京開會。回來後，我發現他神態有些異樣，總好像在思考着什麼問題，心情顯得相當沉重。第二天午飯時，兩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飯，我等待着他將要說些什麼。
果然，沉思了一會兒後，他終於開口了：
「曾志，中央要調我去北京工作。」
「讓你做什麼?」我感到很意外，忙問。
「中宣部部長。」他回答。
「你不合適，宣傳部部長要由理論、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來擔任，你勝任不了。」我斷然否決。
陶鑄點點頭，很認真地說：「是呀，我不太適合。」
「那你就向中央辭掉。」
「不行，我還要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辭是辭不掉的。為這事，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過中央既然已做決定，那就去吧!」
事已如此，我還能說什麼呢。
「那你什麼時候去!」
「交代一下，6月初就去，不過先要去湖南為韶山渠通水剪綵。」此後，我們再也沒說什麼，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狀腺機能亢進症，精神不好，也無心過問;再說，我們素來談話簡短，只說一些在生活上必須談的話，誰都難得向對方談及個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
6月1日，陶鑄就一個人匆匆忙忙飛往北京了。
我沒有跟去，一個人呆在廣州冷冷清清的，但到了7月初的一天，由於身體過於虛弱，突然休克，脈搏每分鐘300來次，發燒38度達20多天。剛退燒，陶鑄來電話，要我去北京養病。我想，女兒陶斯亮正在上海軍醫大等待畢業分配，一個人呆在廣州冷冷清清的，反正病後需要恢復，不如去他那裏，兩人相互間也總有個依靠。於是9月10日那天，我的想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准予去北京休養三個月。
下了飛機，出乎我的意料，陶鑄居然親自來機場迎接，這是我們結合30多年來破天荒第一次。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適的季節，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讓紅衛兵運動給打攪了。他們成群結隊地擁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舊」，揪「走資派」，鬥「反動學術權威」;不僅觸及人的皮肉，還要蕩滌人的「靈魂」。我看着車窗外這種動亂景象，一股不安襲上心頭：這場運動，究竟要搞成個什麼樣子呢?
陶鑄一直在注意地觀看着窗外的情景，很少吭聲，一直到駛抵目的地時，他才告訴我他已搬出釣魚台(即「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住進中南海楊尚昆的房子。楊尚崑調廣東工作，家已搬走。
陶鑄情緒很好地說：「我現在在西樓食堂吃飯，一天兩元錢標準，太貴了，你來了很好，我們可以自己開伙。」他這個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興。
車開進中南海，拐進了一條兩邊是高聳紅牆的巷子裏，在一座中式的大門旁停下。我邁進了新家，頗有興致地參觀了一下房子。這所住宅，不算寬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間，中間大的一間被隔成兩半，一半做客廳兼餐廳，另一半是書房，兩側各一間臥室。室內陳設簡單，但很實用。因為我們沒有把廣州的家搬來，只隨身帶了幾件行李，因此這個家缺少生活氣息，倒像是賓館。
房門前是一個小小的院子，栽着兩棵海棠和幾株桃花。再往前走幾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遊廊，因為迂曲迴旋成了「d」字，因此得名為「d」字廊。荷花池很大，長滿了荷花和睡蓮;那些紅紅白白的花兒開得婀娜多姿，十分可愛。陶鑄說，他正是為了這池荷花，才在偌大的中南海內，獨獨選中了這處僻靜住宅的。
陶鑄分工負責宣傳文教和組織工作，如：中宣部、中組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出版局、廣播事業局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等部門。他的辦公室設在西樓。那裏人來人往，電話鈴響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員忙得不可開交。
當時正是紅衛兵鬧得最凶的時候，所有的機關都分裂成兩派，大學生又插足進行「煽風點火」，因此，幾乎各部黨委都處於全癱和半癱狀態。陶鑄既要同各部委領導同志商量對策，又要與兩派群眾對話，還要接見分管系統內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向他們解釋黨對「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還要當場解答紅衛兵的質問。各省市自治區雖不屬他分管範圍，但那裏的負責同志大多與他較熟，有些還是老朋友，他們繞過「中央文革小組」，也紛紛來電話反映當地炮轟火燒「走資派」，揪鬥幹部群眾，搶砸檔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況。此外，還要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學生、教師;要參加中央和「小央文革小組」召開的各種各樣的會議;每隔幾天，還要與總理一道向主席匯報(後來才知道，主席是分開聽周總理、陶鑄和江青、陳伯達的匯報的)。
總之，「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形勢的特點就是「天下大亂」，弄得陶鑄縱然使盡渾身解數也應接不暇。吃飯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節奏都被打亂了。陶鑄說，這幾個月，是他近幾十年來最忙碌的一段時光。
大約1966年十月後，我發現陶鑄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當他坐下歇息的時候，總是用手指無意識地在沙發上畫來畫去;或者背着手，低着頭在室內很不安地踱來踱去，眼神陰鬱，面色鐵青。這種心事重重的神態，引起了我的關注，但是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總是簡短地回答：沒什麼!他什麼也不肯說。說實在的，我對他這點很有意見，哪怕把我當做一名普通的同志，彼此也應該交流思想。我估計他遇到了與個人命運相關的棘手問題，於是開始留心觀察周圍的事物，發現確實有些異樣，例如：
「中央文革小組」把曹軼歐派到陶鑄這裏「協助工作」，把陳伯達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鑄負責的某個部門中去。這分明是對陶鑄職權的干涉，而絕非一般簡單的人事安排，但當時，我也僅僅是感覺而已。
有一天，陶鑄給汪東興打電話，說周揚過兩天要從天津回來，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辦公廳能找個地方。汪東興用質問的口氣問道：
「怎麼，你想把周揚保護起來?」
「周揚同志患癌症在天津開刀才不久，這次回來接受群眾批判，但身體還應該照顧，請你設法給他找一個比較安靜的住處，王明住過的房子，現在不是空着嗎?」陶鑄解釋說。
「好吧，跟他們商量一下吧!」電話里，傳來汪東興的回答。
我心裏暗自納悶，前些日子，汪東興每次見到我們都很熱情親切，為什麼今天口氣突然變得這樣生硬呢?
我還觀察到，近來，每當「中央文革小組」通知陶鑄去開會時，他總是面有難色，縱使去也極不情願，這是為什麼呢?我還奇怪，為什麼他突然脫下軍裝，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會堂觀看少年京劇演員匯報演出，陶鑄同意讓劇團另一派來觀看，江青故意衝着陳伯達發牢騷：
「放他們進來，兩派打起來誰負責?」
江青有意見為什麼不直接向陶鑄提呢?看演出時，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過來，熱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對我卻理也不理，仿佛沒看見似的;其實江青與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幾乎每年去廣州過冬，我都要盡地主之誼，因此江青對我一直還算客氣。但是，為什麼突然間就變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達指示：要譚震林和陶鑄去中南及華東地區視察，陶鑄自己的一攤子工作那樣多，那樣忙，縱使有三頭六臂也難於應付，更何況總理也需要他協助，在這種時候，為什麼突然命令他離開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種種跡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為明顯的信號，是11月28日文藝界大會上，江青的一段講話：「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連陳伯達、康生都成了親密戰友，卻惟獨沒有提陶鑄。文藝界是陶鑄分管的，在文藝界的大會上，把陶鑄排斥於毛主席親密戰友之外，這實際上是向紅衛兵、造反派們宣佈：陶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人們可以任意懷疑並進而打倒他。果然，心領神會者立即響應。
浙江某中學高中生陸榮根，專寫批判陶鑄兩本書的大字報。他來京後，挑選繁華的前門大街，張貼了一張兩萬多字的大字報，整整用掉了60張大字報紙。有人抄下，我借來看過，完全是胡說八道，荒唐之極。例如陶鑄在《革命的堅定性》一文中寫道：「我們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堅定，當狂風暴雨之夜，風想把它們徹底掀翻，雨想把它們打進沙灘，浪濤想把它們擲入大海，但是它們屹然不動。當風雨過後，當浪濤退後，它們仍舊矗立在大海邊，指向青天，面對大海。」而陸榮根的大字報卻胡謅什麼：「面對大海，就是面向台灣;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就是嚮往蔣介石。」真讓人啼笑皆非。
耳聞目睹這種異常的現象，又眼見一批又一批的老同志任意被打倒，被揪鬥，掛黑牌，戴高帽，遊街示眾，坐「噴氣式」，受盡了折磨和凌辱。我的心真是沉重極了，我估計陶鑄被打倒之日，即將來臨。我做了思想準備，並且讓女兒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務站」，我對她說：「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會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準備才好。」她太單純，怎麼也領會不了「粉身碎骨」這幾個字的含意，還責怪我言過其實，以為我是故意嚇唬她。
王任重的一首詩稱毛澤東為「戰友」、「兄長」，造反派大罵王任重膽大包天；「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上下勾結，形成對王任重的合圍之勢；毛澤東讓「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給王任重提意見，矛頭一轉，對準陶鑄猛烈開火；毛澤東出面保陶鑄。
轉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後幾天了。這年的冬天，很是寒冷。
大約26、27日，陶鑄很晚才回來，面色陰沉，剛在飯桌旁落座，就十分嚴肅地說：
「曾志，告訴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開會，江青他們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很嚴重。」
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我反倒顯得平靜：
「江青他們為什麼突然批判你呢?」我問道。陶鑄憤憤地說：
「說來話長，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不過這次的事情，要從王任重同志說起。」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養也高，人又瀟灑，很得主席賞識，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時，他被調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北京市「文革小組」顧問。另一副組長是江青，陳伯達任組長，康生、陶鑄任顧問。哪知任重來中央後，也和陶鑄一樣，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幾個人合不來。江青他們指責任重架子大，個人搞一攤子，幹什麼事都不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人商量，看樣子很難再合作下去。
任重原來就患有肝炎和肝硬化，來北京工作後，由於勞累，心情也不舒暢，身體情況越來越糟糕，天天發低燒，臉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廣州養病了。
正在這個時候，武漢的造反派，從任重兒子那裏，發現了任重寫的一首詩，詩中稱毛主席為「戰友」、「兄長」(大意)。這下造反派可就鬧起來了，大罵任重膽大包天，竟敢跟偉大領袖稱兄道弟!一時間搞得武漢三鎮烏煙瘴氣。
「中央文革小組」不失時機地介入和控制了群眾運動，把群眾握於自己的股掌之中。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形成了對任重的合圍陣勢，任重的處境岌岌可危!
陶鑄見狀，很是着急，為了解脫任重的困境，給主席寫了個報告，建議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應該讓他治病。主席在報告上批示：
「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中央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中央文革小組」將全體人馬都拉來了，甚至連一般工作人員，也在這樣一次黨的最高級會議上佔得一席之地，會場的氣氛可想而知了。
「中央文革小組」向任重提了一會兒意見後，突然矛頭一轉，對準陶鑄猛烈開火。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後主將出馬——江青、陳伯達和康生重點批判。這樣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預謀好的。「中央文革小組」不管小的還是大的，個個板起面孔，惡聲惡語地凶得不得了。批判的內容主要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繼續推行劉鄧反革命路線，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那麼，政治局的同志提了什麼意見沒有呢?」我問道。
陶鑄說，政治局的同志只是在聽，沒有什麼人發言，先念同志講了兩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見，沒有提路線錯誤;最後富春說了幾句：「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你給主席的那份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住他嗎?」
「人家在那裏怎麼還能工作得下去呢?身體又那樣不好，我可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能幫總要幫人家一把嘛，這是做人最起碼的一條。」陶鑄一下子衝動起來。
這才是陶鑄的本色!他是這樣的人，我太了解他了。
我見他心情惡劣，便安慰道：「事已如此，就只好正確對待吧。」我估計自己也不會例外，隨時都可能被揪鬥，被拉走。我望着陶鑄，很平靜很誠懇地說：「我和你的個性都太強，兩人生活在一起，總要為一些事情而爭論不休，有時甚至吵得很兇，但是從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爭論了。」然後，我去到蔡大姐那兒，把事情簡單講了一下，回來後就閉門謝客，聽候處置。
只隔了一天，陶鑄回來，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嚷道：
「曾志，我的問題沒有那樣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講了事情的經過。
那天上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一走進會議室，主席就沖他說：
「陶鑄，你為什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
接下去，主席又說，陶鑄來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主席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方向路線錯誤，隨便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後，主席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態度十分親切。
「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說，並批評陶鑄：
「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
談到下去視察問題時，主席多少有些不滿，問：
「你為什麼還不下去呢?」
「近來事情太多，總理一個人忙不過來。再說這次下去時間較長，需要把工作安頓一下，打算過幾天就下去。」陶鑄解釋道。
「趕快下去才好，這次譚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主席說完話，親自擬定了一個名單，大約有20多個人，還指示陶鑄：
「這些同志燒是要燒，但是注意不要燒焦了，你下去要把他們保下來。」
主席還意味深長地告誡陶鑄：
「你這次下去，要多聽少說，多走、多看，遇事要謹慎，兩個月時間不夠，三個月也可以。」最後，主席話題一轉：
「你的那兩本書，曾志寄給我，我都看過了。《松樹的風格》好是好，但是也沒有多大意思，還是糧食主要。在中南戲劇匯演上講話時，你說現階段應當把人民內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來，這可是個原則性問題。」
主席的意思是，現階段，還是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這樣，陶鑄以為既然主席已經親自出面保了他，江青他們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了，事情僅僅是開始呢!對於他的政治生命來說，這一天不過是迴光返照罷了。
造反派下通令，強迫陶鑄接見，否則就全體絕食；被激怒的陶鑄向造反派提出抗議；造反派說陶鑄壓制群眾，企圖揪走陶鑄；警衛人員帶槍進入會場執行任務，造反派說是武力鎮壓群眾；陳伯達說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
在「四人幫」時代，真是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而陶鑄簡直連一天都過不了，就又落入江青他們設下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鑄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經是晚上10點，為某種特殊目的而專程來京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突然狂放起來，強迫陶鑄立即接見。原本說好是第二天接見的，但是他們下通令，如果當晚不接見，就要全體絕食。不得已，陶鑄只好去接見。
一進會場，陶鑄就發現氣氛不對頭，對方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戰姿態。陶鑄見狀當即提出三點建議：一是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合作搞一份談話紀要。二是讓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參加(是被他們從廣州揪來北京的)。三是派出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
但是造反派偏偏對着幹，一是非錄音不可，二是堅決不讓李一清參加，三是任意提問。他們的一位頭頭蠻橫無理地叫嚷：
「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實回答!」
陶鑄本來就是個燃油般的人，一點就着，此刻他強壓怒火，嚴正地說：
「同學們今天對我採取這樣的形式是不恰當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堅持認為今天是接見會。」
分明受到挑唆的學生，此時是有恃無恐的，他們硬是脅迫陶鑄接受質問，陶鑄哪裏肯依，衝突越來越尖銳，雙方僵持不下，最後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鑄回答問題。陶鑄終於被激惱了，盛怒之下他宣佈：
「你們這樣強迫我，我們還有什麼商量的餘地?我以我個人的身份，向你們這種做法提出抗議!」
他哪裏知道，激他發火動怒，乃是一個極其陰險的陰謀，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見激將成功，氣焰更為囂張，他們故意擴大事態，說陶鑄壓制群眾，並強行把雙方爭論的錄音帶走，甚至企圖把陶鑄也揪走。警衛人員怕發生意外，於是進入會場執行任務。他們身上帶着槍，造反派又藉此製造事端，說陶鑄動用武力鎮壓群眾。整個會場一片鼓譟，猶如鴉雀鬧林。
此時，坐在隔壁一間房子裏的陳毅和李富春等人，聽說造反派要揪走陶鑄，陳毅氣得一拍沙發：「我要保護陶鑄同志!」
直到陶鑄勉強承認了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靜，因而結束了這一長達六個小時的「接見」後，陳毅和富春才放心離去，此時已是凌晨4點鐘了。
據李一清說：「專揪」造反隊的一位學生告訴他，他們一到北京就通過紅旗雜誌社的林傑和關鋒，與「中央文革小組」取得了密切的聯繫。這樣，他們的所做所為及險惡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1966年的最後幾天，就這樣艱難地度過去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迎來了新的一年。然而對於陶鑄來說，1967年意味着終結。1月4日晚上7點來鍾，李一清慌慌張張跑來找陶鑄，陶鑄不在，於是一清告訴我說：
「今天下午5點鐘，『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專揪王任重造反隊』，學生們回來後揚言——要把陶鑄揪出來!」
對一清反映的情況起初我還不相信，我這個1926年入黨，有着40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怎麼也想像不到黨內也會有如此卑鄙的搞陰謀詭計的傢伙，我也真是太天真了。到晚上9點，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鑄!並且宣讀了「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的講話內容。與此同時，傳單已四處散發，行動真夠神速。
我請警衛同志要了份傳單，通欄大標題是「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具體內容如下：
「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行同他是有關係的。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問題從來未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組』，而且背着中央。你們到中南局去，你們了解了很多的情況，的確是有後台的，這個後台就是陶鑄，他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你們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康生說：同學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就勝利了，這是策略。」
陶鑄一直未歸，我心情沉重地拖着兩腿走到西門口，只見黑壓壓的一片，足有三、四千人，喧囂的聲浪，可以傳出幾里地之外。我茫然若失地來到陳毅家，陳老總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陳毅親自送我出門，並一再安慰我放寬心。哪裏想到，這一面竟成為永訣。
直到深夜12點多，陶鑄才回來。我把情況相告，他竟全然不知。他說：「今天下午我與他們一直在工人體育場接見文藝界來京的革命群眾，會後總理、我、還有他們幾個在休息室還說說笑笑並無異樣;總理同我商量工作後，我去找安徽的張愷帆同志說事情;接着又去接見安徽來京的學生。『中央文革小組』就在我隔壁房間接見『專揪王任重造反隊」，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呢?」
他立即給總理掛電話，總理說：「我正在與群眾代表談判，處理完後再打電話給你。」
凌晨2點多鐘，總理來電話召見陶鑄，說江青他們的講話他也是才知道的。總理說：「我們分手後，我去給陳郁(廣東省省長)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正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陶鑄問主席是否知道，總理說：
「不清楚。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裏，主席曾問過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麼回事?我向主席匯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不太好。』也就再沒講什麼了。」
最後，總理關切地囑咐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紅衛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煩。」
也就在當天夜裏，我在上海讀書的女兒，被同學叫醒，從而證實了她父親「粉身碎骨」的預言。我的外甥正在廣西南寧串聯，半夜也聽到了他舅舅出事的消息。如果不是事先周密的預謀，絕不會在幾小時之內傳遍全國的。
鄧小平提議陶鑄來京，毛澤東首肯；小字報上登毛澤東說「陶鑄不老實」，我寫信給主席，主席用鉛筆在「不老實」三個字下畫了橫槓，打一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江青要陶鑄向劉鄧開炮，陶鑄和周恩來沒有發言；國慶檢閱新聞稿，發現沒有鄧小平的照片，指示新華社補救。
當初，陶鑄看中的這座帶「卍」字廊的幽靜住宅，沒想到現在居然成了一座囚室，在這裏我們竟做了近三年的囚徒。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時間，陶鑄這下總算能坐下來了。最初沒有派看守人員，我們還能在荷花池邊散散步，自由地交談。從陶鑄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我總算搞清楚了他與「中央文革小組」關係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鑄調來北京，確實是鄧小平提名，並得到主席的首肯的。我們是從小字報上才得知這件事的。小字報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講話，大意是：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給中央的，我說陶鑄不老實，他說還可以。我不相信主席會說陶鑄不老實，是否是將「不老成」誤為「不老實」?於是寫了封信給主席。主席閱後用鉛筆在「不老實」這三個字的下面畫了一橫槓，並打上一個「?」。這封信後來退還給了我。
當時，幾個秀才得勢便猖狂，在中央高層領導中頤指氣使，目空一切，大有搶班奪權之勢。在這種形勢下，小平推薦善長於實際工作的陶鑄來京，用意是很深的。
起初「中央文革小組」對陶鑄也還持歡迎態度，因為陶鑄與少奇和小平僅僅是一般工作關係。再說陶鑄敢放炮，這一直率的特點，可以日後借用來炮打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時間，「中央文革小組」對陶鑄是採取拉攏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組」很快就對陶鑄失望了。最早的分歧發生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陶鑄剛赴北京上任沒幾天，六月九日就飛杭州去參加主席召開的一個會議。會議着重討論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數主張派，主席最後表態：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但陶鑄說：
「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並且負責組織派遣工作組的工作。因為派駐工作組，是我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
7月18日主席從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京大學大字報事件向主席進讒言。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於6月1日貼出了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後，北京大學的群眾立即張貼出500多張大字報響應，其中有400多張是反對聶元梓的。後來又發展到有幾千人圍住他們辯論。
江青不失時機地利用這一事件。她對主席說：「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以後，我用了一個月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我感到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我開始注意學校，例如南京大學匡亞明製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學『六六』事件，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他們是要革命的，可是他們竟被打成所謂的反革命。堅持派工作組的人把革命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並且通報全國，以此鎮壓全國的革命師生，企圖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主席聽了江青和陳伯達等人的匯報後，從6月20日起連續召開了許多次中央政治局會議，7月26日又召開了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8月5日，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再明顯不過是針對少奇和小平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錯誤觀點。
陶鑄剛調中央沒幾天，就在派工作組問題上站到劉鄧一邊。但是真正令江青等人失望和不快的，還是在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鑄排在較後面，主席親自用紅筆把陶鑄勾到總理之後，陳伯達的前面，這就是所謂「第四號人物」的來歷。
陶鑄說：「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把我放到富春後面。我去見了主席，要求把陳伯達調到第四位來，我說伯達長期在你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主席說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會前，江青私下找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
「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有發言。我沒有遵照他們的意圖打頭陣，甚至從頭到尾也沒有發言，江青他們肯定不高興。」
看樣子，「中央文革小組」本來意圖是想拉攏陶鑄，給他們當炮彈，去打少奇和小平。陶鑄不僅沒有打頭炮，甚至連謝富治的發言都沒準印簡報(簡報是發給大會看的)。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主席以黨的會議形式，組織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全面圍攻。儘管保留一些名義上的職務，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劉、鄧即便有錯誤也是認識問題，況且劉少奇還仍然是國家主席，而鄧小平也還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陶鑄主管的新聞宣傳口，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
例如新華社將要發一組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要有毛主席和劉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當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並詢問新華社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新華社同志說可做技術性處理。後來他們將一幀照片上的一個同志隱去，將小平的照片移補過來。
這就是後來鬨動一時的，被「左」派所大肆渲染的所謂「換頭術」事件。而主席與少奇的那張，江青也子虛烏有地指責是陶鑄拼接成的。
陶鑄長期搞地方工作，對中央內部的情況很不了解，一般地說，他對中央負責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對少奇就更是如此。陶鑄說：
「1942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的問題上，我覺得劉少奇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對劉少奇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直到解決高饒事件的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劉少奇找我談了一次話，我承認了自己在高崗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的意見。劉少奇聽後，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陶鑄說：「經過這次談話，我對劉少奇的觀感有所改變。以後劉少奇去廣州，以及我來北京開會，接觸就比較多起來，對劉少奇的好感也就漸漸增加了。我覺得劉少奇這個人，有意見可以提，儘管我在財經會議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計前怨，還是找我談心，待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尤其1959年三年困難時期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的觀點的。」
至於陶鑄與鄧小平的關係，那就更好了。陶鑄說：「1949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才第一次見到鄧小平。鄧小平調中央後，也僅是公事來往，交往不深。1958年黨的八大後，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之後接觸就多了，關係也更密切。我對鄧小平的觀感，確實是好的，在1954年的黨代會上，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
陶鑄與劉少奇和鄧小平，雖然沒有更深的歷史和個人關係，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這就是為什麼陶鑄調中央後，始終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意圖，站到反劉鄧立場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地，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他卻總是與「中央文革小組」格格不入，以致最後「劉鄧」變成了「劉、鄧、陶」，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婦孺老幼，幾乎無人沒喊過「打倒劉鄧陶」的口號。
謝富治由於打頭炮有功，頓時變成江青的寵信，成了「左」派頭面人物。謝富治與陶鑄都死於癌症，但謝富治去世的時候，一切都是超規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門降半旗致哀。
然而陶鑄死後九年，人們才在一間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裏，找到了他的遺骨。
同時跟着主席征戰幾十年的人，結局卻是如此的不同!
江青命令陶鑄支持教育部和科學部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兩個造反派，陶鑄指出那兩人有歷史問題；江青說：「你不也是國民黨嗎？」陶鑄聲色俱厲地說「你也干涉得太多了」；江青大哭大鬧；陶鑄與周恩來商量讓江青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江青說你們碰到鬼了。
如果說在對待劉鄧的問題上，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已經陷入很深的危機中的話，那麼他們直接衝突的導火線則是在盧正義和吳傳啟的問題上。盧正義是教育部寫第一張大字報的造反派，吳傳啟是科學部寫第一張大字報的造反派。陶鑄掌握了很多確鑿的事實和材料，說明他們是心懷叵測和別有用心之人，並且有重大的歷史問題。
但是江青極為賞識他們，一再催促陶鑄去教育部和科學部，封他們二人為「革命左派」。陶鑄不同意這樣做，再三向江青說明真實情況，但是江青哪裏肯聽?最後，在盧正義問題上陶鑄做了些讓步，他去教育部講了一次話，大意是對盧正義的大字報表示支持，但因盧有歷史問題，仍然要放到運動後期處理，並未按江青意圖封盧為「革命左派」。在吳傳啟的問題上，雙方則完全搞翻了。
那天，陶鑄去「中央文革小組」開會，一進屋江青就以居高臨下的口吻質問陶鑄：「你為什麼遲遲不去宣佈吳傳啟為『革命左派』?」
「吳傳啟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他的材料你已看過，我怎麼能去支持這樣一個人呢?」陶鑄說。江青蠻橫地打斷他的話：
「只要是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就必須承認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須支持他們。至於什麼歷史問題，那有什麼了不起!」
江青又傲慢地補了一句：「你不也是國民黨嗎?」
「你知道我是什麼時候的國民黨黨員?我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黨員，是在國民黨軍隊集體參加國民黨的。那時毛主席也是國民黨，周總理也是國民黨，還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黨第一軍的黨代表。他們都是我的頂頭上司，我不過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兵。而吳傳啟是什麼性質的國民黨員?他的國民黨能夠與我們的國民黨混為一談嗎?」陶鑄也火了，立即反唇相譏。
一席話說得江青惱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讓陶鑄去支持吳傳啟不可。陶鑄此時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來，直視着江青聲色俱厲地說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你什麼事情都要干涉!」僅說了這麼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鬧起來，說什麼她這一輩子還沒有受過如此大的氣，說陶鑄欺負她，鎮壓她。
陶鑄對我說：「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訓孫子那樣的訓斥，總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讓人受不了!有一次，我與總理商量：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於有個名義聯繫工作。誰知道江青聽了氣得要命，竟然說什麼你們碰到鬼了!我怎麼能做這種事情。可能她認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很了不起了，應該列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了。國慶節，天安門檢閱的排列名次，是按歷來傳統安排的。我們黨的傳統，主席夫人是不能與主席並列檢閱的。按著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較邊遠的地方，她心裏很不滿意，為此又責怪於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報紙，輕蔑地說：「你看，這幾天的報紙，照片上居然將江青與總理平列了，像什麼樣子!」
陶鑄從來沒有像這樣推心置腹地向我談論過他工作範疇內的事情，他實在壓抑不住了，在這間孤寂的、與世隔絕的小屋內，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憤怒、迷惘只能向我傾訴。
他說：「曾志，你不知道，自從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後，我的日子好艱難喲，每次去『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戚本禹、姚文元、王力那幫人，總是對我冷嘲熱諷，故意找岔子，出難題，穿小鞋，想方設法打擊我。連我穿軍裝他們也要說風涼話，江青他們挖苦我：陶鑄，你又不是解放軍，你有什麼資格穿軍裝，你們又是什麼解放軍?如果我穿便裝去開會，他們又會譏笑：怎麼?不敢當解放軍了?真是盛氣凌人!」
「又如紀念魯迅誕辰八十六周年的活動，張春橋說召開百把人的紀念會就可以了，我照此辦理，他們又指責我貶低魯迅的革命影響，結果由他們自己主持召開了一個千人的紀念大會，他們這是故意刁難我。唉，誰會相信，我陶鑄今天會受到如此的凌辱!現在我不得不顧全大局，如若是過去，說什麼也容不得他們如此張狂。」
陶鑄說：「自從吵了那次以後，我跟江青就徹底鬧翻了。跟陳伯達的芥蒂，卻是由來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一九三○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時，就表現出貪生怕死，臨陣逃跑，我對他印象極壞，因此在延安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我公開表示反對選他，並且在小組會上談了對他的看法，為此，他對我一直耿耿於懷。我來中央後，關係就更加惡化了。」
陶鑄對共產黨的天下不讓共產黨員當家百思不解;我和亮亮向他發牢騷，他吼道：你們為什麼問我?我也想不通，你去報告主席吧，就說我想不通。
從陶鑄斷斷續續，有時甚至是不太情願的傾吐中，我漸漸地明確到：他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決裂，並非是單純的人事不和，或歷史宿怨，而主要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所產生的觀點與思想上的深刻分歧。根據我的記憶將這些分歧大致歸納如下：
一、關於派工作組和暫停各級黨組織領導，改由各級「文革小組」行使權力的問題。陶鑄幾乎一進京就本能地站到少奇和小平一邊。他對共產黨的天下卻不讓共產黨員當家的怪現象百思不解，異常痛苦。記得有一次我和女兒向他發牢騷，對「文化大革命」取消黨的領導表示不滿。起先他一聲不吭，皺着眉，急速地在室內踱來踱去，突然，他停了下來，爆發出一股怒氣，幾乎是吼道：「你們為什麼問我?這樣子搞法又不是我決定的，我也想不通，你去報告主席吧，就說我陶鑄想不通!」
接着又衝出一句：「你們若是怕我犯錯誤，現在就劃清界線好了!」
當時，我只是覺得他脾氣發得莫名其妙，話也說得莫名其妙，現在我才理解，他的憤怒來自於他的無法排解的困擾和痛苦。
二、在農村和城市企業的「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也是大相逕庭的。「十六條」是在總理主持下，搞的一份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的文件，實際上對「文化大革命」起了一定限制作用。「十六條」明文規定農村和城市中的企業不搞「四大」，不進行串聯。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惟恐中國不亂，他們在平谷縣搞「大民主試點」，並寫了一份調查報告，江青在報告上批示：此材料很好。
陶鑄看後認為，這一套絕不能推廣，因此扣壓下來未予轉發。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高壓和操縱下，中央於1966年12月15日又發了一份《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草案第七條寫道：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採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隊與隊、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空閒時間進行串聯，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聯……
對這份草案，陶鑄已失去過問的權力，除了痛心之外，他無能為力。此後，中國樸實憨厚的農民們，也趕時髦似地搞起「造反」來，保定地區兩派農民之間的自相殘殺，不是至今使人們記憶猶新嗎!
三、陶鑄長期從事實際和具體工作，對革命和生產二者之間的關係，有着切身的體會。經歷過1957年至1959年期間一系列諸如反右、「大躍進」、「大煉鋼鐵」、「大放衛星」、「三面紅旗」、反「右傾」和「彭黃反黨集團」等頻繁的運動後，誰人不深感其害，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是搞怕了，全省的糧庫竟到了粒米不存的地步。他怕重蹈覆轍，因此一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一論和再論「抓革命促生產」，但是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非難，說這種提法實際上是以生產壓革命，是搞經濟主義。
陶鑄說：「『中央文革小組』背地裏動員中學教員和各地文藝戲劇人員來京上訪控告，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們不要來，可是他們還是大批大批地來，他們一來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產費。『中央文革小組』又反過來指責我搞經濟主義，真是難得很吶!」
四、在對待兩派群眾和對待造反派的態度上，是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分歧的一個很直接的觸發點。陶鑄的觀點，認為兩派組織都是革命群眾，只是在思想認識上程度不同，因此他一直熱心地做兩派群眾的團結工作，極力促成兩派組織的聯合。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卻絕對地支持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鬥群眾，以致釀成大規模的武鬥，造成群眾無謂的傷亡。當時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寵兒，江青稱紅衛兵為「小太陽」，林彪武斷地說革命造反是合理的。王力則說得更加肉麻：「外交部的一個收發員都可以當外交部長，只要他是造反派。」
而陶鑄與大多數老同志一樣，對造反派是不贊成和看不慣的。有一天，他晚上回來，陰鬱地對我說：「造反派抓了十幾個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同志，就蹲在中南海牆根下，這麼晚了，又這麼冷。」說到這裏，他眼圈紅了。從他對待「專揪王任重造反隊」和大造反派吳傳啟和盧正義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窺見他那種極為傷感的情緒。
五、陶鑄被稱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我認為這真是一種榮譽。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黨政負責同志都受到衝擊批鬥，遊街、戴高帽子、坐「噴氣式」……受盡了折磨和凌辱，他們跟陶鑄都較熟，更主要的是息息相關，對這些被揪來北京的負責同志，陶鑄的做法是：第一步向造反派交涉，把他們先弄出來，安排到招待所住。也就是先保下來，然後再進一步「解放」、任用。可惜，這僅僅是他的一個願望，當他自己倒下以後，凡受過他不同程度保護的同志，均變本加厲地受到迫害。他難過地說：「我雖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啊!」
陸定一被打倒以後，陶鑄曾有指示：生活待遇不變，搬家後一定要安排沙發。當陶鑄也被打倒後，一天，陸定一專案組來了十幾個人，一進屋就將陶鑄身上戴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頭彎腰向毛主席請罪，原因是為什麼他主持的陸定一的專案幾個月都搞不出名堂來，而謝富治一接手，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為什麼要從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陸定一?
10月19日，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講話：「這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是兩頭勁足(即中央領導和群眾)，中間勁頭不足，甚至還有點頂牛。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斗爭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陶鑄曾說：「我同全國各省市部委負責同志一樣，對於這場運動，的的確確很不理解。」直到他被打倒以後，他才搞清楚，原來這場運動是對着劉鄧來的。但他執拗地表白：
「江青、陳伯達的那些觀點、那些做法，我認為不對，我不能跟着他們轉，我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原則去干。」
當「中央文革小組」以各種莫須有罪名圍攻他時，他凜然地宣佈：「咎由自取，我對我所做的一切負責。」
1967年1月，我們家被停送文件，拆掉紅電話機；「七二○」事件後，造反派抄了我的家；藉口有人往春藕齋牆上爬，將「卍」字廊變成牢房；1968年3月，警衛人員對陶鑄已是片刻不離。
1967年1月4日以後，除了喪失自由之外，其他一切如常。但1月20日左右，往後停止了送文件，並派駐了四個警衛。又過一個來月，將紅電話機拆掉了，電燈線也改為36伏的低電壓。陶鑄每天在警衛的押送下去西門看大字報，除了中南海內的造反派隨時批鬥外，其他單位的造反派代表也進來批鬥，有時在家裏，有時拉到小禮堂去。最初的半年就這樣過去了。
武漢「七二○」事件的第二天，中南海牆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又高喊打倒陶鑄，說陶鑄是「七二○」事件的總後台，這正是那個時代造反派的特徵——指鹿為馬，極盡造謠污衊之能事，真讓人啼笑皆非。晚飯後，我與陶鑄正在猜疑何謂「七二○」事件，突然擁來了一批人，把陶鑄雙手往背後一扭就走了，連外套都沒有讓他穿。同來的幾位女同志，稍後一些也將我拉走。深夜，我和陶鑄陸續回來，見到家已被抄過，文件、筆記本、書信和相片等物統統被抄走，箱子被撬開，櫃門被砸開，房子裏亂得一塌糊塗。
陶鑄似乎已精疲力盡，冷漠地看着家裏的情景，一句話也不說。
我們房子的隔壁是春藕齋，主席經常在那兒活動，陶鑄廁所的窗子，正對着春藕齋的牆。一天晚上，3點來鐘的樣子，突然聽到外面有人聲，是警衛在報告，說發現什麼人往上爬。第二天又有幾個警衛隊的負責人來察看，我問陶鑄的警衛秘書曾雲，究竟是怎麼回事?曾雲說：「不曉得他們搞什麼名堂，哪來的人爬牆。」我太天真了，我說是貓，我好幾次看見貓在牆上來回走。我還讓曾雲將此情況反映上去，曾雲沒有理我。
後來我才恍然大悟，什麼有人爬牆!完全是在製造事端，藉口這件事，將警衛由四人增加到十幾人。把陶鑄廁所的窗子釘死，窗子封死，玻璃上塗滿墨汁。又在陶鑄的臥室里，對準他的枕頭，安裝了一個耀眼的燈泡，白熾的光線直射到他的臉上，使他徹夜不得安眠。將一直比較關心和照顧我們的曾雲也調走了，連去西門看大字報的一點點呼吸自由空氣的機會也取消了，「卍」字廊完全變成了一座牢房。
警衛人員對陶鑄的態度也越來越壞，動輒瞋目裂眥，惡聲呵斥。每天三餐飯，他們列隊從我們房門走過，故意放聲唱辱罵陶鑄的歌，什麼「反革命犯陶鑄，砸爛他，打倒他……」有時，站在床頭的警衛，整夜說說笑笑，打打鬧鬧，成心攪得陶鑄無法入睡。陶鑄苦惱極了，實在忍無可忍時，也會同他們吵起來，他們罵陶鑄是混蛋、毒蛇，是國民黨叛徒和特務，陶鑄輕蔑地說：
「你們有什麼資格罵我，我幹革命的時候，你們還沒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國民黨，你們豈不成了國民黨的兒子和孫子了嗎!」
當然，這種爭吵是不會有好結局的。「播罷『紅燈』、『海港』時，窗燈射目壁如灰。夢魂欲覓終難覓，怕聽鐘聲鵲噪枝。」從這首小詩中，我們可以想像出他當時的情景。
到了1968年3月底，對陶鑄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級，警衛人員增加到兩個班，在屋裏設了三個崗位。一個在房門口，一個在房後門，第三個像影子似的緊緊盯在陶鑄身邊，寫字時站在椅子後，睡覺時站在床頭，吃飯時站桌邊，上廁所時站在面前，我倆說話時也是貼身而站。
這是江青一夥設計的一種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處在一種充滿敵意的、冷冰冰的盯視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纏身，比五花大綁，更使人感到緊張、沉重和痛苦，神經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殺不可。
然而，陶鑄對這種精神折磨卻處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堅強的信念，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寧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夠旁若無人、從容不迫、有條不紊地幹着自己的事情。
為明心志，陶鑄用毛筆寫了一紙，端端正正的擺在桌上：「自殺，就是有見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問題弄清楚。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就是你去見了馬克思，問題還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緊，事實終究是事實，最後還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話：『性質』縱已定，還將心肝掏，萇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
陶鑄每天都用大量的時間拚命讀書，除了馬列和毛主席着作外，對歷史書籍和唐詩宋詞也很有興趣，但是最心愛的還是那部《名臣錄》，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節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詩里，他寫道：
卍字廊前花木森，
風送芬芳入杳冥。
靜坐偶欣惟蝶舞，
夜眠深苦是蚊鳴。
漢家獄辱因何怨，
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煩冤終不免，
求仁奚用為身名!
陶鑄還酷愛書法。書看累了，就提起毛筆練字，以陶冶和安撫性情。沒有宣紙，就用舊報紙來代替。兩年多的時間，他將家裏的新舊報紙都寫光了，摞起來足有兩米高。1969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後，我打掃北京家裏房間，望着這堆報紙，好一陣酸楚襲上心頭，也許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陶鑄了!我隨便從中抽出幾張來，留作永久的紀念，其餘的付之一炬。
1970年，陶鑄去世後，有一天女兒整理他的遺物，順便翻了翻我留下的這幾張報紙，意外地發現，在許多舊詩詞當中，竟夾着他自己的詩和詞，我沒能把絕大多數報紙帶出來，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憑着這樣的機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緊盯之下，用詩詞抒發了自己的滿腔悲憤、剛直的氣節和磊落的襟懷。除了以上引用過的幾首外，還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詩，如：
料峭風寒花獨開，
孤芳心事費疑猜。
成塵我愛香如故，
妒忌無端究可哀。
獨自沉吟獨自寬，
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憶莫愁湖畔月，
頭顱慘白不成妍。
批鬥會以後，陶鑄雙眼噴火，高聲說「要不是相信共產主義，老子今天跟他們拼了」；發現陶鑄生癌，周恩來組織了第一流的專家參加醫療小組；陶鑄憑信念活着，痛得死去活來，也不哼一聲；汪東興的一番話，如同五雷轟頂。
1968年8月，在天安門召開了百萬人的「批鬥劉鄧陶大會」，為了互相響應，在中南海分三個場子，分別鬥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鬥陶鑄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鬥。我看見有幾個人把陶鑄的腦袋使勁往下按，把他的雙手反剪着，陶鑄則進行着反抗，拚命把頭昂起來，於是幾個人圍上去對準他一陣拳打腳踢，額頭上頓時鼓起幾個雞蛋大的腫包。為了拍實況紀錄片，這場殘忍的鬧劇足足持續了三個小時。
我倆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養病的女兒，兩眼紅腫，頰上還掛着淚痕，端着盆熱水走過來，想讓我們泡泡那雙站得浮腫酸痛的腳。女兒發現了父親額上的血腫包，撲上去想給揉揉，陶鑄一把推開她，臉色慘白，雙眼噴火，高聲說道：「如果不是相信共產主義，老子今天跟他們拚了。」
我那時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60多斤，經過這場野蠻批鬥以後，更顯得虛弱不堪。陶鑄悲憤交集，指着我對看守說：
「你們為什麼鬥她?難道這個樣子鬥我還不夠嗎?她是個病人呀!」說到這裏，兩行老淚順着他憔悴的面頰緩緩流下。
1968年國慶節前後，陶鑄突然說頭暈，眼花，想嘔吐，但無人過問。拖到1969年元月，又出現胃部不適和噁心嘔吐，全身酸脹，毫無食慾，請來醫生看看，也只是隨便給點胃藥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見好轉。到了3月份，陶鑄的眼睛和皮膚變黃，我央告醫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3月中旬，才來了位醫生，檢查腹部，發現右上腹有一個饅頭大包塊。草草診斷為肝炎，便將陶鑄送進302醫院傳染病房。入院後檢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膽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動手術。
病情上報給總理後，總理批示要積極治療，並指定上海第一醫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301醫院的陸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醫院的麻醉科主任負責麻醉，北京醫院內科主任吳傑也參加醫療小組。這個陣容，確實是國內第一流的。
陶鑄又被從302醫院轉到301醫院的外科。他們將陶鑄病房的窗戶用木條釘死，下面的兩塊玻璃用報紙糊上，四個警衛輪流在門口監視着，哪裏還像什麼病房，十足的牢籠!
動手術需經家屬和本人簽字，他們怕陶鑄不同意，動員我去做說服工作。哪知醫生剛說明意圖，他二話沒說就簽字了。我們當時沒敢告訴他是癌症，只說是膽管堵塞，需要做膽囊切除術。
但是陶鑄心裏很清楚，只是沒有道破罷了，一直到死，他都沒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實在疼痛得太厲害了，才脫口說了一句：「沒想到癌這麼痛!」
我給汪東興寫了封信，要求允許我每天去醫院看護，但是直到手術後第三天的下午，才讓我去探視。陸主任向我介紹了手術的情況，他說給陶鑄做的是胰腺癌根治術，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術，手術進行了八個多小時，除了切掉胰頭的癌瘤外，還切除了膽囊和十二指腸，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網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單的映照下，陶鑄顯得格外瘦削萎黃，兩個鼻孔、傷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靜，腦子也很清楚，見我來，用眼神和手勢向我示意：一切都順利，請放心。
但是手術後第四天，病情卻急轉直下。由於嚴重的腸脹氣，將手術切口撐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醫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腸液及膽汁，每天要抽出4000毫升又黑又腥的液體。隨後陶鑄又並發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續高燒，神志模糊，生命垂危。
我去看他時，見他正處於昏睡狀態，我連聲喚他，好不容易才睜開眼睛，見到是我，便喃喃地說：「曾志，看來我過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顧亮亮……」還想再說什麼，一陣膈肌痙攣，打呃不停，隨即寒戰高燒，又昏迷過去。
謝天謝地，危險期總算度了過去。在醫院住了兩個來月，他恢復得很快，回到家來，能在走廊散步一個小時，看書習字一坐就是兩個小時。
1969年9月下旬，陶鑄又感到腹內陣陣疼痛，發低燒，脈搏微弱，醫生診斷是癌腫擴散，已無法治療，只有用止痛劑和麻醉藥來減輕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樣子，仍覺心中酸楚，那是言語難以形容，常人難以想像的精神加肉體的雙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趴後仰，大汗淋漓，不能進食，每天只能吃點流質，虛弱得連大便的氣力都沒有，需要我用手去摳。
陶鑄以驚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戰，任憑痛得死去活來，也咬緊牙關絕不哼一聲。我勸他：「忍不住你就哼幾聲吧，也許會好一些。」他說：「你已經夠苦了，聽到我哼，會更難受……」此時的他，與其說憑肉體活着，不如說是憑信念、憑意志活着。
對陶鑄悲慘命運的最後一擊，終於降臨了。
1969年10月15日早上7點鐘，汪東興派人來叫我去，對我說：「北京要緊急疏散，可能爆發戰爭，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麼辦自己決定，隨陶鑄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後不准與外界通訊，不准與任何人來往;不隨他去就去廣東插隊勞動，但必須與陶鑄斷絕聯繫。」
我如同五雷轟頂，勉強自持，問道：「什麼時候走?」「明天。」「明天不行，陶鑄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兩三個月，我要為他準備一下。」「那就18號!陶鑄到那裏後，每月給他100元生活費，生活自理。」
我回去後，將汪東興的話如實相告，陶鑄沉思良久，然後毅然決然地說;「你千萬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你?你要爭取和亮亮在一起，你們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們只有她這一個女兒……」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來談話，陶鑄躺在床上平靜地說：「好吧，我同意離開北京。」王良恩又說：「審查你的歷史，你有變節自首的政治問題。」陶鑄冷冷地說：「我已經是油盡燈殘的人，你們盡可隨意給我做結論。但是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有權利保留自己的意見。我相信歷史會對一切做出說明。」
此生此世，我們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時間了，我強壓悲痛，為他收拾行裝。他考慮得很周到，請我幫他裝了一箱子的書;要我買一雙雨鞋和一把傘，因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廁所;還要再準備一床薄被裏，以便自己換洗。
我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個澡，我估計去合肥後，是不會有人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來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軀，灰暗的面容，心中無限的淒涼。我問他還有什麼話交代，他說：「我怕是難見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訴她，爸爸對不起她，讓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歷史上是清白的，是對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堅強，要緊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帶大。」
他要了亮亮、外孫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後放在內衣口袋裏。他說相片在我懷裏，就好似你們時刻都在我身邊。我說你一定要力爭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離死別的三天，我們就這樣互相勉勵安慰着，沒有說一句淒切的話，更沒有掉一滴淚。
18日這一天，無情的分別到了，我燉了一碗雞湯，烤了一片麵包為他送行。由於他腸道已經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個小時。他說若不是為了你，我是什麼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時間到了，護士替他打了一針杜冷丁，頓時就覺得精神好了許多。他將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機場，沒有獲准，只好在家門口送行。
陶鑄拄着手杖，鎮定自若，莊嚴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門，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後一段路途。
我們微笑着握手，鄭重地道再見;我為他打開車門，兩人再次地握手;車開走了，我們依然互相揮手，向對方致以最後的敬意。
一周後，我也搬出了這所留給我無限思念、無限苦痛和無限空虛的家。
我知道陶鑄將不久於人世，他將淒涼而孤單地走完這人生的最後一程，但他情願犧牲自己，來換得我一個自由。我現在反而無法想像，當時我們的訣別會是那樣的冷靜，那樣的從容，那樣的堅強!我們微笑着做了這一生一世的最後告別，彼此都沒有流淚，因為淚水已無法表達我們那種滲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戀。
11月30日，陶鑄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傳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單裹屍一燒之了。死前不許我們去，死後也不准去料理後事。從我們分別到他逝世，只有43天時間。
他滿含冤憤悲愴，連同他未竟的事業，以及彌留之際未能與親人訣別的遺憾，孤單單、淒涼涼地去了。
陶鑄從1966年6月走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離京，我倆相依為命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補償了以往由於工作繁忙，或者說是個性好強，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義務;作為報答，陶鑄贈我一首詩，是用鋼筆寫在一片小紙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將它捲起，用塑料紙包緊，縫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幫」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來，公之於世，立即受到群眾的喜愛，並被廣為傳頌。
贈曾志
重上戰場我亦難，
感君情厚逼雲端。
無情白髮催寒暑，
蒙垢餘生抑苦酸。
病馬也知嘶櫪晚，
枯蔡更覺怯霜殘。
如煙往事俱忘卻，
心底無私天地寬。
如今陶鑄已經去世30個春秋，然而那些如煙的往事卻時時飄蕩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房裏。透過歲月的風塵，我永遠能見到一張面容，而且是那樣的清晰、那樣的生動、那樣的親切。我不時覺得，陶鑄也許根本沒有離開過我們，仍然活在一切愛他、敬他、理解他和同情他的人們的心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當然不可能見到毛主席，但我比許多人都幸運，因為我得到他的關照與保護。
1967年元月，陶鑄被打倒後，我寫信給毛主席，「我怎麼辦呀?我是請假來養病的，組織關係、工資和供給關係都在廣東，現在陶鑄倒了，我若回廣州，像我這樣的身體，體重才67斤，能經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審查批鬥嗎?但我在這裏，什麼關係也沒有，中南海的造反組織要趕我走又怎麼辦呢?」毛主席在我的信上批道：「曾志同志，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幫助陶鑄同志做檢查。你的黨組織關係，去找東興同志。」批件送到汪東興同志那裏，東興閱後派秘書送給了我。不久，中南海的造反派抄家，將這封信也給抄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