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廣東的反地方主義始終是與毛、周之間親疏關係變化而進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麼也就可以容許「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讓周、葉安排廣東幹部，一方面讓林彪中南局去牽制廣東，到得1952年8月，毛澤東對周恩來權力擴張的擔憂明確表示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義現象」時，廣東的陶鑄、趙紫陽也就大打出手，開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義。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部門的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經中央討論決定批准後方能執行。對政務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來負責;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曾山、葉季壯負責;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農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鄧子恢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高崗、饒漱石竟錯誤地認為，這是毛主席對周總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總理對政府工作領導權的步驟。」[41]
其實，高、饒雖然錯誤地會計了形勢，但是對毛澤東有意削弱周恩來的權力，對周不信任這一點並未判錯，他們錯判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從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上曾處於對立，周恩來曾位高毛澤東的情況看來，毛對周始終未能達到放心與完全信任的地步，這從後來文革中儘管周恩來立下汗馬功勞，他也仍然選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對周的不信任與防範是始終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這種不信任則出現一個高峰。所以與北京削弱政務院權力相聯貫，廣東反地方主義，調走葉劍英、方方，降職古大存、馮白駒等功臣，皆與防範周恩來權力基礎有關。由於葉劍英有周恩來的支持，林彪這個極懂戰術的常勝元帥，從未正面出來處理廣東反地方主義。他的意見，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鑄、趙紫陽貫徹，或者由毛澤東直接拍板。毛澤東挺身而出親自處理廣東問題，不惜加劇與周、葉的隔閡，一方面是出於對親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則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國出現新的趙佗。
2、毛澤東親自出面來處理廣東問題
古大存秘書楊立(八十年代任廣東省副省長)回憶說——
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面來處理廣東問題了。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等。毛澤東直接了當批評了廣東搞「地方主義」。毛澤東宣佈開會，並說：「這裏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着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毛澤東繼續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毛澤東幽默的語調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見，他對方方說：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毛澤東宣佈，由陶鑄取代方方，毛澤東確定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中共中央認為廣東解放以後，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葉劍英分析廣東情況、制定廣東土改政策是「廣東特殊論」。[42]
從這段史料來看，毛澤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是1952年6月，比撤銷政務院黨組要早幾個月，可以推斷，毛澤東採取了「去皮見骨」，首先把周恩來的地方權力體系給予摧毀，然後才直接動政務院。這正是毛澤東一貫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摻砂子破壞其基礎的老戰術。後來處理劉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羅、陸、楊」;處理林彪，也是先整陳伯達，先南巡向各軍區打招呼。當然，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把「高饒反黨集團」處理後，為了顯示團結，又重新重用了周恩來，把許多權力還給了周恩來。但是，對周恩來在軍隊、在地方的權力基礎，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擊。葉劍英被調離廣東後，周恩來成了中共中央高層人物中唯一沒有地方勢力的人。
3、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放心，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典型事例，這就是「陶鑄深夜帶槍見周恩來」，據楊立回憶——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前夕，深夜2時，周恩來召見陶鑄。陶鑄起身後向警衛員要了手槍，自己配帶後，就一個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況。彭真說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並且說明昨天深夜是周總理找陶鑄個別談話。為了防備高崗一夥進行暗害，中央叫陶鑄配槍以備自衛。[43]
這裏的「中央」指誰呢?顯然是毛澤東。這一珍貴史料說明，在高饒事件中，毛澤東開始對周恩來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來召見陶鑄消息後，竟要陶帶槍以防不測，顯然對周有高度戒備。也許，陶鑄這時才深知在廣東反地方主義，是傷害了周恩來的權力基礎。
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廣州拜訪了86歲的任仲夷老人，與他就「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平反進行一段對話——
朱：任老，您來廣東之後，「廣東地方主義」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做出決定的。朱：那您覺得「廣東有地方主義」之類的指責，還有沒有可能再出現呢?任：那倒很難說了，但不應該再出現了。朱：您來廣東20年了，有沒有感覺廣東人有排外思想?任：我認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能說廣東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籠統地說是「地方主義」。比如，過去隸屬廣東的海南島，有個「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廣東人，但是當地人給這「五公」修了廟。後來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後，海南島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車事件受了處分，仍然要念記他在海南的政績，還說也要給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廣東人。我的感覺是，地方情懷，每個省份都有一點，比如說在遼寧，也有什麼地方的幹部多了少了的議論，都是這樣的。廣東也有，比如說，廣州說潮州人提拔得多了，為什麼省里的領導儘是潮州人，說什麼有「潮州幫」。但是潮州人也說，佛山盡出省長，因為有好幾個副省長都是從佛山提拔上來的。我沒有感覺到廣東人排擠我，沒有這個感覺。但是我剛來的時候，個別人有這樣的說法：難道廣東就不能出一個第一書記?其所以這樣講，大概是因為以前廣東的第一書記儘是外省來的。你可以說這種思想不大開放，但不能把這種情緒提高到「地方主義」。我認為地方觀念或地方情緒可能有的，但把它稱為一種「主義」就不對了。(對於趙紫陽在八十年代當政時不熱心徹底平反廣東地方主義的細節，任仲夷也有記憶。出於某種考慮，他不希望詳細披露。)
「以史為鏡，資治通鑑」。任仲夷的這一「不應該再出現反廣東地方主義」的呼籲，並非空穴來風，它是對「改革開放20年來又出現了新廣東幫」傳言的一種回擊，是對「廣東幹部大換血」的一種質疑。由是觀之，僅僅把「反廣東地方主義」的源頭追到毛澤東思想上，還不夠，我們還得深入思考：是否由於「社會主義」必然要產生新權威(新核心)，而新權威必然要不斷地開展新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才能生存——「廣東地方主義冤案」其實是一種體制性的必然悲劇。只要體制不變，它就必然過去有，今天有，將來還會有。
(1999年10月26日初稿，2000年5月26日二稿。)
注釋：
[1]《毛澤東選集·井岡山的鬥爭》(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1969年4月遼寧第10次印刷，頁58。
[2][3][5][6][28][29][30][31][36][42][43]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內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印刷廠，粵准印字第1185號)，頁324，59，74，11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凱、熊光甲主編《新中國的歷程》，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頁5。
[32]、[38]、[39]、[40]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國防大學第二印刷廠印刷)，頁566，564，565，566。
[33][34][35]吳之、賀朗《馮白駒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廣東省珠江印刷廠印刷)，頁5，589，747。
[37]《尹林平》，《尹林平》專集編委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頁482。
[4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頁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