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典當土地比較普遍。有農民典給地主、高利貸者及其他剝削階層，受典者再轉租給其他農民耕種的;有地主富農之間或農民與農民之間典當土地的，有破落地主典當給農民的，等等。
(五)華僑眾多是廣東的一大特點。因此在制定廣東土改的華僑政策時，主張對90%以上的貧苦歸僑、僑眷，應給以合理照顧。對一般的華僑地主，其在「農村中所有土地和房屋，大多數是靠本人辛勤所得匯回國內購置而來，與一般封建地主剝削階級有所區別，……應予照顧」。他認為對待華僑地主同靠封建剝削為生的地主一樣對待的主張是幼稚的。據此，在政策上，規定要保護華僑勞動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過當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動，超過者也給予酌情照顧;對華僑地主，只沒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糧食、農具保留不動(原由農民居住的房屋除外)。
(六)廣東城鎮較多，工商業比較發達，許多工商業者與港澳有密切關係。在土改中，廣東制定了一系列維護城市正常工商業活動秩序和保護工商業的具體政策。1951年，華南分局在《土改工作指示》中明確指出：所謂放手發動群眾，「是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資本主義之手」，「特點對兼地主的工商業者，講明人民政府保護工商業政策，使他們解除顧慮，安心就業」。如果只是工商業財產、絲毫也不動他的。
(七)廣東還有愛國民主人士較多、沿海漁民較多、海南少數民族較多和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嘗田、山林、魚塘、桑基、果園、塘禾田等)較多的特點。華南分局和廣東省人民政府都制定了相應的具體政策。如對沙田，規定處理的原則是：凡應沒收與徵收的沙田，「屬於水利工程較小，適合於分散經營者，其土地應分配給農民所有」，「屬於水利工程較大，不利於分散經營者，均應收為國有，按實際情況分別採用下列四種辦法經營之：一、私人投資經營;二、國家與私人合作經營;三、農民合作經營;四、國家經營」。[30]
但是，為何當時和今天看來都言之成理這個葉劍英廣東土改特殊論，會帶來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反地方主義冤案呢?1995年以來，廣東黨史研究工作者對這個問題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特別是1996年出版的《馮白駒傳》(吳之、賀朗着，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4月版的《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楊立着，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印刷)以及《劉田夫回憶錄》、《曾生回憶錄》，把反地方主義的根源作了翔實的分析。綜合這些分析，主要意見如下：廣東反地方主義，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矛盾所致，即是林彪與葉劍英，四野與兩廣縱隊、廣東地方幹部、軍黨與地方黨的矛盾，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只是林彪要找的一根導火線而已。
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結怨
有人認為，趙紫陽、陶鑄之所以相繼來到廣東，是因為在「四野」南下廣東後，中南局認為以葉劍英、方方為首的華南分局不尊重「四野」，不徹底貫徹「依靠大軍，依靠南下」，由「四野」(也就是林彪)領導廣東的政策。1999年10月，原東江縱隊、兩廣縱隊幹部，現為深圳東縱老戰士聯誼會秘書長的葉青茂和原兩廣縱隊炮兵團長、蛇口工業區董事長袁庚，向我回憶了一件從未披露的重要史料——兩廣縱隊曾與「四野」開火交戰——
1949年10月17日，已經轉隸四野的兩廣縱隊(新番號為24師)，由鄔強副師長的指揮，在廣東羅浮山下的博羅縣龍華墟一帶，圍殲國民黨一五四師。包圍圈縮緊後，一五四師少將副師長鄭蔭桐派來一團長聯繫，聲稱他們已向華南分局聯繫起義，兩廣縱隊即令其撤出所佔山頭，進鎮接受投降起義儀式。在接受過程，兩廣縱隊袁庚率領的炮兵團一連在夜晚接收一山頭時，卻遇到開槍阻擊，連長王同遂率領隊伍全力進攻，結果攻下山頭，俘虜「敵軍」一個連和連長。可是仔細一看，原來這被俘的一個連，並非國民黨一五四師，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擊戰英雄團的一個連隊，那個被俘的連長更是號稱「英雄連長」的英雄。這時兩廣縱隊方知打了一場誤會戰，誤俘了同志，一面道歉，一面也為自己的戰鬥力而自豪——兩廣的兩個縱隊，其戰鬥力竟然可以打勝四野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團。而四野的塔山英雄團，雖然知道是一場誤會戰，但卻深為敗在了地方軍「兩廣縱隊」手下而惱羞不已。據葉青茂分析，這一次小小的誤會戰鬥，從此種下了「四野」憎恨廣東地方黨政策幹部的禍根。現在雖無明確材料證實當年林彪等人對此事的發怒，但後來四野方面一再批評廣東地方幹部不尊重四野，不能排除這個微妙因素的。
「林、葉之爭」與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
另有一種分析認為，上述偶然衝突，只能在更本質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長期以來的林、葉之爭，是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的爭鬥的根源。因為林彪的四野在完成平津戰役、揮師南下後，已經把中南及廣東作為了自己新根據地與落腳點來設想，但是葉劍英離開北京市長之任，到廣東佔據華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預期設想。為了奪回「華南廣東」，林、葉必然要爭戰一番。葉劍英雖與毛澤東關係不錯，但是林彪與毛澤東關係更緊，而且在東北戰場之後，戰功到了功高震主之地步，在這場爭鬥中，林勝葉敗是必然的。葉劍英在調離廣東時，對一些幹部長嘆：「主帥無能，累及三軍」，是一句實話;接下來又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31]卻並未說出全部事實，光靠一個陶鑄，如何搬倒葉帥?沒有林彪出面，斷然不能。
林彪1949年5月把東北讓給高崗，毛澤東當然要重新給他一個新地盤，自古功臣必封侯，雖是共產黨，雖是「社會主義」，也依然少不了這個傳統，把中南兩廣分給林彪，是毛澤東的人情之常了。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當兩廣縱隊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編國民黨獨立第二十四師而後轉隸四野時，林彪就是派當時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去下達任命，宣佈團以上幹部的任職。這說明，陶鑄管理廣東，並非是1951年的想法(並非因為廣東出現了「地方主義」，出現了「土改右傾」，這些罪名都是為了既定方針而必然要構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鑄在給兩廣縱隊重新宣佈任命時就定下了。而這時，葉劍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長。不知是何人指使還是葉本人想搶佔廣東山頭，後來才有葉到廣東之行。以葉劍英「一生大事不糊塗」，辦事唯謹慎的性格來看，葉自己提出要回廣東當還鄉團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來提出了讓自己老部下葉劍英回廣東。周恩來自從到達延安後，原來分管的長江局、南方局逐漸被架空，而劉少奇依據華北局實力在中央地位逐漸上升的事實，是否使周恩來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盤的必要——重新控制南方或華南呢?
周恩來與廣東「地方主義頭子」關係密切
從現有材料來看，當時廣東華南的大部分幹部與周恩來有密切聯繫，廣東「地方主義分子」大多都受過周恩來的深厚關懷。據曾生回憶，1949年3月，是周恩來通知他，「和中央首長一同乘坐專列進北平……離開西柏坡以後，周恩來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專用的吉普車前往」，又介紹他見毛主席，進行了一番長談。而在北京，他又見了葉劍英，專門談了解放兩廣的問題，葉專門借了一輛小車供他在北京使用。[32]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4次會議，決定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總理的政務院，同時全國成立五大軍政委員會，高崗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為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這五大主席，也就相當歷代開國皇帝對功臣大將的封侯，有人戲稱林彪得中南是封了韓信淮陰侯。細考這五大侯王，高崗自成一派，有借斯大林之力擴張的野心;彭德懷、朱德與毛澤東長期貌合神離;饒漱石是劉少奇的老部下，算得劉的權力基礎;劉伯承參加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曾任長江局軍委書記，和周恩來關係密切;真正是毛澤東嫡系的，只有林彪。這種局面在當時中共中央幾大山頭毛、劉、周、朱來看，權力基礎最弱的是周恩來。特別是劉伯承因與毛澤東不和調離西南任軍事學院院長後，周的基礎就更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