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在中共建政後共進行三次，分別從1951年1月至1953年;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1年林彪逃亡。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令中共中南局與華南分局矛盾激化，兩方代表人物林彪、葉劍英正面交鋒的背後又牽連着當時中共最高層的派系鬥爭，其中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陶鑄，乃至日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因「廣東地方主義」而產生的震盪甚至波及到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之時。雜文家朱健國撰寫長文《廣東為何「反地方主義」》，為讀者還原這場跨度長達20年的政治鬥爭。
何謂「廣東地方主義」
如果簡要地概括「廣東反地方主義」歷程，可以這樣說：「廣東反地方主義」起因於周恩來支持葉劍英組閣華南分局和毛澤東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發難於李雪峰批「廣東土改右傾」，深入開展於趙紫陽、陶鑄入主廣東，停止於林彪、黃永勝垮台，終結於毛澤東去世;初步平反於葉劍英上升為中共三號人物、成為鄧小平必須依靠的元老，徹底昭雪於趙紫陽下台、江澤民尚未完全獨立主政之時。
葉劍英統帥「廣東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葉劍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贛州召開的中共華南分局委員會擴大會議，宣佈中央決定：由葉劍英為首，張雲逸為第二書記，方方為第三書記，陳庚、鄧華、賴傳珠為常委組成新華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3]。這兩次改組，就形成了以廣東籍回鄉幹部(葉劍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來粵幹部及廣東籍本土幹部(馮白駒、方方)三合一的「廣東派」幹部。這種「廣東派」幹部的共同特點是，熟悉廣東、熱愛廣東，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廣東。由於這時「四野」為主的大批南下幹部還未成為廣東領導層主流，沒有真正的「外來通天權威」，這一階段是「廣東派」的發展良機，毫不存在「反地方主義」。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將全國一分為四，批准成立東北、華東、西南、中南四大軍政委員會[4]，「分封」給高崗、饒漱石、劉伯承、林彪。廣東省隸屬於中南軍政委員會，葉劍英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據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廣東開始試行「土改」，由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廣東省土改工作團，團長李堅真，副團長林美南、羅明。葉劍英提出了「廣東特殊」，先從「三縣着手」的土改試點方案，確定先在揭陽、興寧、龍川三縣進行試點。「同年8月，李堅真到中南局參加土改會議，向中南局匯報了『全省着眼，三縣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沒有提出不同意見。10月，葉劍英向毛澤東匯報土改工作，毛澤東說：『土改面積除原定三縣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選一個區鄉進行試點。11月，分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增加了惠陽，鶴山、曲江、寶安、遂溪、豐順、英德、普寧等八個縣各選取一個鄉為土改試點。[5]」
陶鑄、趙紫陽提出廣東「地方主義」三大特徵
但是，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員會出面)，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一直同華南分局存在着嚴重分歧。不久，時任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公開對廣東的土改工作不滿意，多次在機關報《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沒有中南局一號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機關報上公開批廣東麼?)。然而以葉劍英為代表的華南分局卻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評，我行我素。在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開始大動「手術」，將河南南陽地委書記趙紫陽調到廣東，任華南分局「俱樂部」(辦公廳)秘書長，不久升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將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調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一來，就接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動。於是，陶鑄與趙紫陽緊密合作，從牢牢抓住廣東土改大權為突破口，全面接管廣東大權。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
在陶、趙主持下，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到1952年5月，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這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於是，各級黨委都要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當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團副政委歐陽文、第四十三軍政委張池明分別擔任粵東區和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第四十四軍政委譚甫仁、第四十五軍政委謝明分別擔任東江和珠江地委第一書記，其他各地、縣，原則上均由南下幹部擔任第一書記;先後調入數萬名大軍、南下幹部。作為廣東地方幹部的老領導方方，一直不同意「廣東幹部隊伍不純」的估計，挺身保護廣東幹部。這樣，陶、趙便開始提出廣東地方主義問題，最終得到中南局和毛澤東的肯定。
1952年6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主持會議，在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在場的情況下，毛當面批評方方：廣東搞地方主義，並說：「這裏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又說，方方「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地方主義錯誤。——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6]」。毛澤東宣佈，陶鑄取代方方，葉劍英抓總(實際上讓葉不要管陶)。葉劍英只好當場檢討自己的廣東特殊論。這時，人們方明白，所謂「廣東地方主義」，其特徵是：1、反對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軍、南下幹部」，在幹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幹部。2、提倡廣東特殊性，搞「和平土改」。3、拉幫結派，「組織反黨小集團」。
廣東「反地方主義鬥爭」的真正根源
從1979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廣東省委《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請示》報告，1980年10月29日以調和折中留尾巴的方式為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案平反，1982年4月7日以任仲夷為首的廣東省委上報中共中央要求徹底為地方主義平反割尾巴(《關於馮白駒、古大同志問題複查結論的請示報告》)，到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徹底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到1994年4月，中共中央下達關於為方方徹底平反的通知——歷經15年的反覆伸冤，廣東反地方主義冤案才算真正徹底平反。中共中央1994年批覆的《複查報告》說——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廣東省委關於方方歷史問題的《複查報告》，作出平反決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華南分局、葉劍英同志領導下，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恢復和發展廣東的國民經濟，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貢獻，應予肯定。1952年對方方同志『土改右傾』、『地方主義』的批判，1953年對方方同志的『官僚主義、分散主義』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應予否定」，決定撤銷原對方方同志撤銷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職的處分，為方方恢復政治名譽。這樣，廣東解放後的所謂「反地方主義」鬥爭，從組織上、政治上均得到徹底糾正。[28]
廣東反「地方主義」為何能持續20年，廣東為「地方主義「平反為何要歷經15年——一個省的「地方主義」冤案，竟比全國的『反右擴大化』、為『資本家』平反還要艱難?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挖掘廣東反「地方主義」的真正根源，才能回答。
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為導火線
中共中央1994年為方方平反後，廣東的「地方主義頭子」全部平反了，廣東的「地方主義」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這證明，1986年10月29日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葉劍英追悼會上的悼詞仍是正確的——「葉劍英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29]這也證明，葉劍英當初關於廣東土改應注意廣東七個特點的論斷也是正確的。葉劍英的「廣東特殊論」有這樣一些內容——
(一)以公嘗為名的大量土地佔有。廣東全省公嘗土地佔有總耕地的33%。公嘗田名義上是宗族或家族所有，實際上絕大部分支配權在地主手中。由於公嘗以公有財產的面目出現，「活地主」隱藏在「死地主」後面，掩蓋了階級矛盾。但另一方面，也確有一小部分公嘗田由該族子孫輪流掌管或耕種，其收入作為祭祀和辦學的費用。因此，應作深入調查，區別對待。
(二)佔總耕地面積10%的沿海、沿江圍墾沙田，高度集中在官僚、惡霸、地主以及「大天二」手中，他們利用封建特權，在沿海、沿江淤泥積快要成田的時候，圍以鹵草，就有所謂「沙骨權」，如果別人在他有「沙骨權」的地方圍墾，他們仍然可以按季向農民收取所謂「粳谷」;如果他們將沙坦圍以木樁或堤壩，向政府繳稅領照，就可以取得土地權。他們取得的土地，除大部分出租外，也有少數僱工經營。沙田的租佃關係複雜，農民往往須向「二地主」、「三地主」租種土地，地主層層加租，封建剝削嚴重。
(三)華僑和工商業地主佔有相當數量的土地。華僑地主或華僑小土地出租者多是在國內無法生活而出國謀生，以在國外出賣勞動力或經營工商業所得贍養家屬。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僑匯斷絕，許多僑眷無以為生，餓死或逃荒。華僑鑑於此，所以在家鄉購買一些土地，作為瞻養眷屬或歸國後生活憑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