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歷經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一代維吾爾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的批判圍剿和『燒人『事件，發生於2001年的1月1日。那一天，在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會堂舉辦著名演奏家努爾麥麥提∙吐爾遜的彈布爾演奏晚會，演奏過程中，作為演奏家朋友的維吾爾詩人吐爾遜江∙艾買提詩興大發，即興寫了一首詩，並當場上台朗誦。第二天，自治區政府立即下文，開始了對維吾爾知識界的批判圍剿和清洗。

秦剛事件發展到今天，證明先前外界傳言的緋聞和健康，都不是導致秦剛出事的真正原因。我認為跟中共在中美關係上內部的路線鬥爭有關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畢竟，秦剛應當算是親美派，而王毅比較算是親俄派。現在中國在與美國和俄國之間的關係上確實處於兩難困境。

今次政治局會議後，如果政府特別是最高領導人不願意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民企信心很難靠口號就可以恢復，中國將會錯失「救市窗口期」，未來或要付出更多代價，包括失業、企業破產、銀行體系崩潰，甚至有機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

隨着時間的流逝，當年接受我訪談的經歷者接踵過世，2006年初版時有兩位受訪者病故，而至2023年最新修訂版出版，已有半數以上的長輩去世，包括我的母親於2022年8月11日，在拉薩因新冠疫情封城百餘日的數小時前病故。不但是曾經的見證者的離去令人悲傷，實際上，這些年我常常覺得瞠目結舌，因為我們會在很多親歷者還活着的時候就看見，歷史被權力堂而皇之地改寫。

俗話說「不破不立」。期待「中共經濟」這次崩盤能夠徹底一些，連同泡沫之上的共產專制體制一起崩掉。因為只有徹底砸爛了共產專制體制，中國淪陷區才能有機會建立憲政共和的民主機制。在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社會機制下，才能調動華夏兒女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中華大地才能重新煥發生機，那裏的人們才能過上沒有恐懼的正常人的生活。

他本身是習近平超常規提拔、連升三級的親信人馬，不存在反習。婚外情和私生子不足以丟官。外交系統的權力鬥爭和路線鬥爭也不會導致習近平的拋棄。只有那種極端的情況：即外界熱議的間諜罪或叛國罪，才可能讓習近平馬上翻臉無情，而無論親信與否。秦剛的案情最可能接近於這種極端情況。既然是極端情況，秦剛就不可能軟着陸。撤銷他的外交部長職務，只是一個開始。免職之後，秦剛的名字從外交部網站和各處刪除。顯示，秦剛案之重大，不亞於林彪案。

終於驚天一聲人民代表大會決議，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由他的上級王毅回鍋，紆尊降貴擔任外長一職。沒有新任的外長，也沒有免去秦剛兼任的國務委員。就好像馬三立相聲里的靴子，掉下來一隻，另外那一隻遲遲沒有着落，讓鄰居們怎麼也不放心，甚至睡不着覺。

鄧小平在六四後說，「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堅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鄧小平的話披露了黨內保守派對他的支持和他之所以敢於大開殺戒的原因。六四之後，趙紫陽被軟禁，黨內支持對話和支持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社會衝突的開明派被迫檢討，並受到降級處理。閻明復被連降三級，胡啟立被剝奪其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芮杏文被剝奪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鮑彤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中共黨內改革派幾乎全盤皆輸。

三位主審法官也正面臨考驗。怎樣判案，取決於法官選擇如何詮釋法律，即採取什麼政治道德原則，作為法律觀點的基礎*。到底是包容異見，廣納不同反對聲音和政治競爭，還是加強戒備，杜絕反對者於萌芽階段以保政權安全，將會決定法庭是否把政治要求等同致命要脅、否決財政預算等同濫權以至顛覆、製造政治僵局等同破壞政府運作等等。一念之間，一場不會發生的政治較量，又會否變成山雨欲來的顛覆大陰謀，很快就有分曉。

假設秦剛未來的下場只有進秦城一種選擇的話，那麼如今他正在「失蹤」，實際上肯定是失去自由的時段直到未來被中紀委和監察委「移交司法」的那一天，無論總共會拖延多久，都不算坐牢，服刑時間只能從他被中紀委的「招待所」轉移至最高法院的看守所的那一天算起。虧大了。

我帶着父親拍攝的照片秘密訪談時，一位藏人知識分子說過的一句話：「1959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是對西藏經濟的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對西藏文化的革命。兩次革命，使得西藏徹底變了樣。」《殺劫》這本書的照片和文字，便是為了向世界見證那一場要從根本上毀滅西藏民族的「人類殺劫」，並想努力地破除毛澤東的「解放者」施加給雪域高原的「除憶詛咒」。

我重視伊力哈木，把他視為一個樞紐。與其他維吾爾人交往，面對的只是個人，而伊力哈木的身後連接着一個廣闊網絡，有別於兩端——一端是忠於當局的維吾爾利益集團，一端為主張新疆獨立的各種力量——他代表的是維吾爾民族的中間部分。這部分人數雖多，但是沒有聲音。要開展維吾爾人和漢人之間的對話，代表這部分力量的伊力哈木是難得的角色。

面對樓市眾多不利因素，政府放寬七成按揭反而成為樓市轉捩點，下半年跌勢必定加劇。花旗就指出，政府再度放寬按揭成數後，住宅銷情依舊呆滯，相信樓市持續受制高利率環境，坦言整體樓市需求較其原本的悲觀情景預測更差，預期這一輪樓價調整走勢至少持續至今年底，維持預測下半年二手樓價將下跌6%，換言之上半年的升幅將會全數蒸發。

以中共慣例和運作模式，若涉及間諜案和叛國嫌疑，最後，不僅不會在秦剛問題上提出來，就說可能直接涉嫌雙面間諜或棄暗投明的傅曉田，相關案情也不會公開，而只會以秘密關押、秘密審判、秘密處置（判刑或處死）的方式全程秘密進行。

在對付人民、搶奪民財時，共產黨是群體作戰。他們的任務就是整天聚在一起，想方設法利用執政之便坑害人民。只要能達到使你在所謂的「合同」上簽字的目的，什麼邪惡的手段都能想得出來，從來不會考慮手段有多麼下作。他們會針對每一個拆遷戶做仔細的研究分析，根據不同的家庭，從不同的角度，找出每一個家庭中可供利用的「軟肋」，或者「薄弱環節」進行定點攻破。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村民若不能團結起來攜手應戰，最終往往被中共各個擊破。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政權，被本黨同志棄如敞履，於是蘇聯絕命。如此命運，每每令習近平耿耿於懷，不免生出兔死狐悲的危機感。蘇聯共產黨並不是被外敵直接打敗的，沒人去打它；蘇共是被由蘇共幹部組成的國家議會（最高蘇維埃）宣佈為非法組織而完蛋的。正所謂，興蘇聯者，俄共也；亡蘇聯者，蘇共也。為什麼蘇共幹部要滅掉蘇共？其實原因很簡單，想「跳船」了。而這正是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

沒想到，「倖存者」竟一語成讖。不到一年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發生。我的感覺是，現實追上了語言，給這個詞添加了可怕又真實的內涵。天安門火光中，中國和世界都在震驚、哭泣。但我心裏卻冒出一個疑問：如果六四是我們第一次經歷的死亡，那1989之前發生的一次次死亡在哪裏？我們對無數死者的記憶在哪裏？如果很簡單，他們已經被忘了，我們又怎能保證這次的眼淚，不是又在沖刷掉記憶，準備下一次震驚和哭泣？這無意義的眼淚，也是昔日魔鬼的變形，遮掩了我們真實的處境。

早在89民運前，中共改革派就提出了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設想，並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包括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即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用社會協商對話來解決黨和政府與民眾之間、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這是趙紫陽的深思熟慮的、一再堅持的主張，其基本原則是，「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