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付人民、搶奪民財時，共產黨是群體作戰。他們的任務就是整天聚在一起，想方設法利用執政之便坑害人民。只要能達到使你在所謂的「合同」上簽字的目的，什麼邪惡的手段都能想得出來，從來不會考慮手段有多麼下作。他們會針對每一個拆遷戶做仔細的研究分析，根據不同的家庭，從不同的角度，找出每一個家庭中可供利用的「軟肋」，或者「薄弱環節」進行定點攻破。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村民若不能團結起來攜手應戰，最終往往被中共各個擊破。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政權，被本黨同志棄如敞履，於是蘇聯絕命。如此命運，每每令習近平耿耿於懷，不免生出兔死狐悲的危機感。蘇聯共產黨並不是被外敵直接打敗的，沒人去打它；蘇共是被由蘇共幹部組成的國家議會（最高蘇維埃）宣佈為非法組織而完蛋的。正所謂，興蘇聯者，俄共也；亡蘇聯者，蘇共也。為什麼蘇共幹部要滅掉蘇共？其實原因很簡單，想「跳船」了。而這正是習近平最恐懼的事情。

沒想到，「倖存者」竟一語成讖。不到一年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發生。我的感覺是，現實追上了語言，給這個詞添加了可怕又真實的內涵。天安門火光中，中國和世界都在震驚、哭泣。但我心裏卻冒出一個疑問：如果六四是我們第一次經歷的死亡，那1989之前發生的一次次死亡在哪裏？我們對無數死者的記憶在哪裏？如果很簡單，他們已經被忘了，我們又怎能保證這次的眼淚，不是又在沖刷掉記憶，準備下一次震驚和哭泣？這無意義的眼淚，也是昔日魔鬼的變形，遮掩了我們真實的處境。

早在89民運前，中共改革派就提出了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設想，並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包括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即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用社會協商對話來解決黨和政府與民眾之間、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這是趙紫陽的深思熟慮的、一再堅持的主張，其基本原則是，「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今次通訊局的建議，不外替「寧左勿右」行為又添一例。與公共圖書館把魯迅著作下架、政府全面扼殺立法會及區議會的直選丶官員批評報章文章及時事漫畫有煽動仇恨政府之嫌、發展局指責反對交椅州人工島填海項目是企圖抹黑等等如出一轍，新建議反映政府待人處事或自以為是，或怕惹禍上身，輕易上綱上線，以主觀想像的國家安全或政權穩定問題，作為言行的主要考慮。

如果焦點放在居住正義上的話，或許會有更大的迴響。高房價一直是台灣面對的嚴重問題，房價收入比長期處於高位，一位一般收入人士的十多年不吃不喝才能買到平均價格的房子。不過，作為發起人之一的黃國昌被爆料佔有國有地，也有一些土地，被質疑他也是屬於他自己批評的權貴。

一些攝影者變得做作甚至古怪——說話怪裏怪氣，姿態怪模怪樣，以為如此就會讓對方就範，任其擺佈。而被攝影者，且不說其傳統中對攝影這種現代技術的牴觸，即使古老的忌諱早已消散，但在偏僻的鄉野依然古風猶存，為何對此就沒有一點點尊重呢？即使古風早已蕩然無存，如今許許多多土生土長的人們樂意把自己定格在相紙上，成為今後生活的紀念，但前提必然是願意而不是不願意，為何對此就沒有一點點尊重呢？

要與美國進行強權之間的競爭，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要為全世界制定新的國際秩序，這是中共的長期戰略佈局。如果能夠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耶倫女士對於美國之間可以不產生衝突而共同繁榮的期待，是多麼的一廂情願。我不認為建立在這種一廂情願基礎上的對華政策，能夠給美國的國家利益，帶來足夠的保障。希望美國不要再對中共抱有任何幻想。

中央對外資及平台企業此時釋出「善意」，顯然是意識到當前問題嚴重，但這種關係修補似乎顯得非常無力：對外，中國與西方的地緣政治風險有增無減，外企對是否再重返中國市場仍然舉旗不定；對內，習近平近兩年大力打擊「資本無序擴張」，如今官方即使態度回暖，但統計在香港上市的五大科網龍頭於過去兩年多市值縮水約8.6萬億港元，令科企要減少新業務投資，未來不太可能回到以往急速擴張的狀態。

網上瘋傳的那些關於秦剛的信息，既不像是境外的記者，也不像是國內的民間人士捅出來的。這擺明了也是對習近平不滿。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沒有對秦剛做出處置，因為習近平進退維谷，左右為難。秦剛不比張高麗。且不說張高麗原來官更大，因為張高麗早退休了，不露面是正常的。秦剛是現任的外交部長，不可以老不露面。外交部長這個角色不能老空着，所以這事不可能老不做個決斷。我們大體上可以說，秦剛凶多吉少，習近平要保早保了，不會任憑事態延燒到今天。

習近平對中國國家安全正在面臨的問題極為擔憂。但是，是誰造成了這些極端情況呢？按照習近平一貫的思維認知模式，這些極端情況當然都是外部勢力造成的。供應鏈如果斷鏈，起因是美國打壓中國；台海如果開打，罪魁禍首是美國；俄烏戰爭爆發，錯在北約東擴。

歷年來，香港女性在香港以外地方所生的嬰兒，一歲前被帶回香港也為數不少（接近二千），但2019年開始大幅減少三分之二，除了疫情之故，2020年中實施《港區國安法》也許是另一阻力，值得繼續留意。至今，香港生育率不但追不上歐美國家，比起亞洲較發達地區，如日本、新加坡、台灣、韓國等等，由2019年仍稍高於台灣及韓國，變成包尾第一，顯然與過去幾年的移民潮有關。

推特上的老林永生既是佛教徒，也是出版過關於藏傳佛教、關於西藏文化的作家，他在那個中國人的推文下面的回覆很贊。他說：「我在西藏拍了27年。很簡單：1、先問，後拍；2、對方不樂意被拍，不拍；3、對方樂意被拍，才拍。不是宗教不宗教民族不民族的區別，地球不圍繞你的相機轉。哪怕你在上海北京地鐵看到個同為漢人的美女，你想拍，也是這個規矩對不？不能不問就拍還抱怨美女不高興啊。簡單文明社會做人禮貌不是？」

但是今年的「『七一』黨慶」和以往相比，有點難辦與不同。因為今年黨一方面要求必須有一定人數的黨員參加「『七一』黨慶」，還要拍照上傳存檔；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都出外打工，村黨支部書記絕對沒有那個號召力要求他們回來參加像「黨慶」這樣的組織活動。事實上誰都明白：作黨員對於農民而言，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因此即便是地方黨委用「開除他們的黨籍」相威脅，要求他們回村參加組織活動，他們也不會回來。

只有人民有拼死保衛自己的意志，把台灣變成一隻豪豬，才是不怕強大敵人的有效防衛措施。虎豹豺狼再厲害，遇見豪豬也是無從下手。不服，就帶着一嘴的毒刺痛哭去吧。

這也只是習近平上台這幾年才有的畫面。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沒有這種畫面。習近平上台之初也還沒有這種畫面。但這決不是習近平的首創。習近平是跟北韓金正恩學的。我們從北韓發的新聞中就常常看到這樣的畫面，或者在室內，或者在室外，金正恩或者坐着，或者站着，只要一講話，跟隨左右的文武官員都趕快掏出筆記本，拿起筆來記。

到底中央會在什麼情況下啟動互換協議取走港元？我沒有水晶球，但很同意利世民的說法，就是當中港同時因為不知的原因出現金融危機，可能是包括政府債務爆煲、或因為對台灣動武而像俄羅斯一樣被趕出SWIFT系統，即中港銀行體系不能進行美元結算，這時出現的金融危機必然觸發國內大量美元需求，互換協議就會變成北京掏空港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