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對世界最危險的地方是，他是一個非理性的獨裁者。他雖然攻台意願很強、但總體實力不夠，要付的代價太高，失敗的可能性很大。對一個理性思維決策者來說，他可能知難而退了。但習近平不一樣，即便會失敗，他也要打。他無法控制內心要武統台灣的衝動。

美中發生衝突的地點就是台灣。中方可能明明知道和美軍打仗肯定輸，但也要打，因為中方已經喪失了和平統一的其他選項。對中方而言，接受統一的機會最終消失的事實是無法容忍的，而讓中國的影響力高峰期過去而不採取行動也可能是無法容忍的。那些意識到機會開始從自己手中溜走的國家，都會試圖抓住他們能抓住的東西。

法廣報道說，《日經》文章援引了多個消息源，那就意味着，中澤勝二獲得的消息有真的也有假的。我寧可相信，中澤把假的新聞和真的消息混在一起，攪亂視聽，是為了保護消息來源或者其他，而不是因為他分辨不出真假。我們都知道，但凡涉及中共高層的消息，經常是真假參半，有的是全假，很少有全真。所以對中澤的文章，可能更需要看那幾個真的很需要關注的要點。

9月5日，《日經新聞》資深編輯中澤勝二（Katsuji Nakazawa）發表了一篇文章，引發轟動。文章稱，中共元老級人物曾慶紅等人在今年北戴河會議上批評了習近平。對此，人們見仁見智，有人懷疑其真實性，有人認為一切皆有可能。依我之見，中澤文章中有幾個段落似乎幼稚的讓人難以置信，但...

「二加二等於五」並非是習近平的創新。1952年，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打得不可開交之際，毛澤東和周恩來便無中生有、編造謊言，稱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細菌戰。後來許多中美專家證實，這是中朝蘇精心策劃的騙局。而「二加二等於五」在習近平時代的新穎之處在於，他用毛澤東時代沒有的高科技手段，用大監控、大數據，急劇提高了「洗腦」的規模和速度；而且不僅洗中國國民的腦，還洗國際社會的腦。

自從拜登上台執政，美中之間王不見王，不止沒有舉行過峰會，連部長級會晤都屈指可數，無非是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離冰點稍微拉開一點距離。其實兩國關係已經處於凍結狀態。拜登上台後，採用了不同於特朗普總統的一種套路，首先以晶片戰直取命門，讓北京政權動彈不得。上個禮拜，拜登再簽署行政命令，禁...

如果用理性思維的方式去推斷習近平，人們可能會得出與他行為方式南轅北轍的結論。理性思維者大多認為，中國不太可能擁有奪取該島所需的軍事能力，中國的軍力和美國相比相差甚遠，因而認為短期內中共不太可能發生入侵；但這種思路的前提是，它假設習近平是一個理性的行為者，但實際上他可能不是，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在周圍Yes-men的包圍下，習近平可能會說服自己，台灣戰爭將會很快爆發。

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通常使用「理性行為者模型」來做出預測，該模型認為，政策制定者會在仔細搜索所有可用信息並權衡不同行動的成本後，確定既定目標，然後採取理性行動。但人們很容易犯錯誤，因此這個模型在預測政府將做什麼時用途有限。特別是在預測獨裁者的行為方面，它做得尤其糟糕，獨裁者可以在不受國內阻力的情況下追求不合邏輯的想法。

火箭軍的大規模洗牌，習近平還有「要準備打仗」的考量。《解放軍報》8月6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文中用雙引號介紹了習近平的強軍興軍思想，「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必須聚焦能打仗、打勝仗，扭住強敵對手，創新軍事戰略指導」云云。王厚斌和徐西盛從海軍和空軍調到火箭軍，似乎是犯了「外行領導內行」的大忌。但習近平可能為的是增強陸海空三位一體的立體核威懾力量。

，火箭軍的大規模洗牌，習近平還有「要準備打仗」的考量。《解放軍報》8月6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文中用雙引號介紹了習近平的強軍興軍思想: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 總之，火箭軍換將釋放出來的不尋常信號，決不可小覷！

總結一下這場偉大實驗失敗的原因：1）黨內高層對對話的看法南轅北轍；2）黨內開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敵黨內保守派；3）軍內主張對話派不敵主張鎮壓派；4）黨內開明派、軍內對話派、學生和知識分子沒有形成廣泛聯盟。而這四方players（參與者）——黨內開明派、軍內開明派、學生和知識分子，誰也不具備單獨挑戰或戰勝鄧小平等鎮壓派的實力，因此廣泛聯盟應是不得不的選擇。

鄧小平在六四後說，「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它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堅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鄧小平的話披露了黨內保守派對他的支持和他之所以敢於大開殺戒的原因。六四之後，趙紫陽被軟禁，黨內支持對話和支持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社會衝突的開明派被迫檢討，並受到降級處理。閻明復被連降三級，胡啟立被剝奪其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芮杏文被剝奪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鮑彤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中共黨內改革派幾乎全盤皆輸。

早在89民運前，中共改革派就提出了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設想，並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包括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即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用社會協商對話來解決黨和政府與民眾之間、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這是趙紫陽的深思熟慮的、一再堅持的主張，其基本原則是，「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