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2,2016曾兩次在五柳村發出，後被屏蔽】
《往事》編者的話：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改革開放歷史的開闢，緣於1976年的「四五」民主運動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都反對專制主義體制。改革開放的提出，是以建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化國家為目標的。
改革開放之初，誰也不曾料想中國會變成現今這副模樣：在經濟連續增長和社會有限進步的同時，貪污腐敗盛行，兩極分化嚴重，環境和資源透支，民權和某些人權狀況甚至還不如改革開放的出發點——七十年代末。
人們發現，這個被說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代，倒像是我們過去批判的「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聲稱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改革開放事業，竟使「剝奪者」成了「先進代表」，而「剝奪剝奪者」的工人和農民，反倒成了再次的「被剝奪者」。於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堂而皇之地從被壓迫者反抗的精神武器，嬗變成壟斷和權貴資本的護身符。
這一牛頭對馬嘴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
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嗎？是「私有化」、「自由化」化出來的嗎？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演變出來的嗎？——對於飽受兩千多年專制主義之苦的中華民族，釐清這三十年嬗變的路徑，弄明白問題的所在，是何等重要啊！
人們常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政治、經濟全面改革之門。誠然。但它也為官僚權力的膨脹，專制體制的復活創造了條件。在此後的十年裏，相繼出現了腰斬理論務虛會；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取締西單民主牆及民間自發組織、刊物；從憲法中挖掉公民的「四大自由」；禁錮言論自由，開展新的思想整肅——清污、反自由化運動；違反程序以強權先後推倒兩位主張改革政治體制的總書記；直至在八九風波中，以數十萬軍隊實施武裝鎮壓……
在專制主義扼殺民主自由力量的高歌猛進中，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自然成了泡影，改革開放的初衷受到了背叛。於是，在沒有權力制衡和社會監督的條件下，掌控公權力者便把經濟體制變革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作自己與資本自由結合、交換、發展的過程。
顯然，上述牛頭對馬嘴局面的出現，並非改革開放之過，乃是專制主義全面復辟，並以專制主義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市場經濟——一條腿改革的結果。
李洪林先生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人物，是改革開放初期聞名遐邇的理論家，他的近著《往事回憶》生動地記述了他的「理論生涯」，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曲折。我們選摘幾個部分，以期對友人們研究這段歷史的變遷有所裨益。
【正文】
我現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職業是所謂「理論工作者」。在當代中國，被稱作「理論」的，只是馬克思主義。其它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才算是「理論工作者」或「理論家」。
在共產黨當政的國家，馬克思主義享有特權，是君臨一切科學、裁判各種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為當局的政治服務，因此「理論工作」便有一種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正因為直接為政治服務，所以便有特殊的風險，稍有不慎便會犯「政治錯誤」。這比「思想錯誤」嚴重得多。「思想錯誤」只是「認識」問題；「政治錯誤」便是「立場問題」了。我「參加革命」已經六十多年，絕大部分時間是作理論工作。這六十多年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風靡一時到盛極而衰的時期，也是人們對它從如饑似渴地學習到味同嚼蠟而普遍厭棄的時期。我的理論活動的經歷，就和這個過程交織在一起。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有它自己的理論體系，能講出系統的道理。它那種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激烈言詞，和剝削壓迫勢不兩立的態度，特別是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幸福社會的遠景，對一切不滿現實的人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這正是災難深重的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嚮往共產黨的原因。這個時候知識分子相信馬克思主義完全是自願的，沒有任何強制的因素。只是共產黨掌權以後，把馬克思主義和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強迫人們必須接受和服從它的訓條時，事情就走到反面：作為一種理論，它的生命也就結束了。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也是我由熱愛到懷疑並且終於不再迷信它的原因。
我怎樣用理論為政治服務
我一到「解放區」就做理論工作，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教學、研究和宣傳。那時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解放全人類的學說，共產黨就是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的大公無私的政黨。作為這個黨的一分子，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使我充滿了自豪感，並且熱愛自己的事業。這種熱情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九年春天。
這個時期，我是無條件地相信黨，我的理論工作就是全心全意為黨的政策作出理論上的說明，從馬恩列斯毛那裏找出根據，證明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一九五八年那種瘋狂的「大躍進」，我也是坐在辦公室里鼓氣煽風的「理論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給《紅旗》雜誌寫的一篇社論：《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這個題目便已說明一切。一九五八年為了鋼產量翻一番（從五百三十五萬噸升為一千零七十萬噸），發動九千萬人上山，砍光森林燒炭，砸了鐵鍋煉「鋼」，莊稼熟了爛在地里沒人收，還叫農民「放開肚皮吃飯」：這種「革命浪漫主義」已經斫喪了國家元氣，弄得人困馬乏並且開始挨餓。在這種困境下，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訂出個一千八百萬噸的鋼指標，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實現的空想。然而胡喬木還叫我寫出那樣一篇「鼓勁」的《紅旗》社論。我在五八年「大躍進」高潮中從未到下面走走，哪裏知道生產第一線的艱辛！所以接到這個任務，絲毫也未感到有什麼不對，而是興致勃勃地在稿紙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辯證關係」演繹得頭頭是道。雖然這篇文稿又經胡喬木修改之後才作為中共中央權威刊物的社論發表出去為害全國，但我畢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來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實情況，卻犯了錯誤
作為理論工作者，為政治服務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調查研究。我當時工作單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實際上是直接為毛澤東服務的一個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陳伯達，副主任是胡繩和田家英，他們都是毛的大秘書。這個單位雖然「級別」很高，但並不是中共中央的職能部門，沒有行政性的任務，也沒有下級對口單位，只接辦毛所交代的社會調查和理論研究方面的任務。當時它編印一個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況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動態》，由我負責編輯。有一次中央辦公廳轉來一個材料，是武漢華中工學院一個學生張治水寫給毛澤東的一封長信。此信全面批評了「三面紅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況，並對毛略有微詞。信寫的很懇切，希望中央能夠糾正這些錯誤。
我因脫離實際，對外面的情況並不了解，而這封信所陳述的嚴重情況，和公開報道的「大好形勢」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視。我覺得必須讓毛和中央看到這封信。尤其毛一貫重視調查研究，這個材料他不會置之不理。於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動態》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七月下半月）上。誰知那時中央正在廬山開會。《思想界動態》送到廬山，正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批評「大躍進」，而毛藉機發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時候。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期《動態》來到廬山，正好撞到槍口上。
我因刊登張治水這封信，被指控為「配合」彭德懷反對三面紅旗，「向党進攻」。所以我經歷了參加革命以來第一次狂風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農村去「勞動鍜煉」了。
現實使我更加右傾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分別在北京和河北的農村中度過。黨把我「下放」，是為了改造我的右傾，不料我卻被可怕的現實教育得更加右傾了。我親眼看到了農民怎樣在人民公社的囚籠里痛苦地煎熬。這還不說，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參加田家英領導的湖南調查，使我和黨的政治路線離得越發遙遠了。
田家英是奉毛澤東和劉少奇之命，到他們兩人在湖南的老家做農村調查的。我被分在寧鄉調查組，去一個炭子沖大隊，這是劉少奇的老家，其特點是餓死的人最多。尚未餓死的人也不過是苟延殘喘，在死亡線艱難地掙扎着。所有的農民，可以說都是家徒四壁。我們在一家農民的鍋里看到的「飯」是「米糠」煮青杏，所謂「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穀殼，並不是碾米時的副產品米糠。他的小孩們圍着桌子，仔細找尋稻殼中偶然遺留下的穀粒，剝出一顆生米粒，連忙放在嘴裏，像含一粒糖果一樣慢慢咀嚼。看了這些可憐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沖大隊的調查報告是我執筆的。對我右傾的批判言猶在耳，但我已顧不上這些指控，而是如實地把這種人間地獄的慘狀都寫出來了。我認為，這是真正為政治服務，只有讓黨了解這種可怕的情況，才能改變政策，得到人民的諒解。
田家英很欣賞這篇調查報告，因為那上面寫的都是他也親自看到的。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田把調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興，能讓毛直接看到這些第一手材料。
誰知我又錯了。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以後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責備獨自承擔了，從而使我躲過一劫。但我的思想卻開始彷徨了，說實話倒是「犯錯誤」，究竟怎樣才算政治正確呢？換句話說，黨的政治究竟是什麼？要怎樣才能跟得上，怎樣才能不犯錯誤呢？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猛烈批判「三風」（「黑暗風」，認為形勢不好；「單幹風」，認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風」，認為反右傾反錯了），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就讓我明白了：黨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論和政治的蜜月結束了
事實上自從中共建國以來，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屆十中全會不過是「三面紅旗」失敗之後，拒不認錯，反而重申左的方針，決心更加堅定沿着這條絕路走下去罷了。
我作為這個黨的「理論工作者」，在下鄉以前，從未接觸實際，只在辦公室里，緊跟黨的步伐，按照黨的要求寫這寫那，因此「理論」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觸實際，「理論」和「政治」的蜜月就結束了，從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讓我感到彷徨的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從《共產黨宣言》問世起，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無不信奉一條天經地義：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要改造社會，就必須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私有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生產力。
然而我在農村做的兩次調查，卻無情地推翻了馬克思主義上述原理。
一九六一年我在河北省新城縣孫家漫撒大隊，一九六二年我在湖南省寧鄉縣炭子沖大隊，都作了該大隊從土改後到公社化以後歷年的產量調查，可惜這兩份調查材料都已遺失，但是那結論當時把我們調查組驚得目瞪口呆的景象，至今都歷歷在目，因為那歷年產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訴我們：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但是這些調查並不是上邊交辦的任務，而只是我們私下「業餘」進行的，所以調查報告也沒有往上送。但它已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社會主義路線的信念。
我實在沒有能力為這種政治服務。在這種心情的支配下，我把自己多年的藏書，除了工具書和少許幾部珍本線裝書以外，包括馬恩列斯的全集和選集，全都送到廢品收購站賣掉了。我對外宣佈是「洗手不幹了」，同時正式提出要求調動工作。至於想到什麼地方什麼部門去作什麼工作，根本也沒想過，只求不再做理論工作了。結果，「洗手不干」之說挨了批評，據說只有土匪強盜改邪歸正，才稱為「洗手不干」，怎能把黨的理論工作和強盜相比呢？至於調動工作，也不批准，還得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幹下去。我雖然心情憂鬱，但黨員個人必須服從組織，這一點我還是牢記並且認真履行的。
《理論風雲》的命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期。回顧一生，「參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這短暫的幾年，才不曾虛擲年華，總算做了一點有意義的事情。然而這幾年也是在風霜雨雪中度過的。
那時我的本職工作是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籌備中共黨史展覽。不過在黨史上，我的作用卻很有限，因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況且黨史和國史的檔案都深藏在中央檔案館倚山而建的鋼筋水泥庫房裏，原子彈都炸不開，中央委員都不能隨便進去，普通人更無從問津了。在它解密之前，誰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職是參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組，那倒是個美差，因為它是一座平步青雲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雲，要看你「黨性」如何而定。我的「黨性」本來就不夠格，況且後來又和胡喬木鬧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興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寫文章，自己命題自己寫，最愜意了。
那兩三年，是我寫作最密集的時候，經常收到大量讀者來信，給我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使我就像生活在他們中間一樣。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和中傷。
一九八五年，三聯書店出版一套《研究者叢書》，第一輯是我的文集《理論風雲》，收錄了這個期間我發表的文章。因為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層的「關注」，所以此書剛一出版，就被陳雲辦公室從三聯書店要去五本。後來傳出來的權威評語是：「沒有理論，只有風雲」。
這句評語倒也中肯。這本文集確實談不上有什麼「理論」，因為所談都是常識，並無創見，只不過別人尚未說出來的時候，我把它說出來罷了。而在當時，要想說出常識，就得突破禁區；說出常識以後，又須防備暗箭。其所以只須防備暗箭，不必抵禦明槍，是因為我的這些文章發表之後，從來沒有人公開和我論戰，而都是背地裏向上誣告。不論突破禁區還是防備暗箭，都是一種戰鬥，它可以說是在當代中國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風雲際會中產生，又在「反對自由化」的風雪交加中遭到禁錮，所以取名「理論風雲」。這本書第一版賣光了之後，三聯書店又重新進行裝幀設計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為紙漿了。對於這種現代化的「焚書」（實際是「煮書」），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徑討個公道，為此詢問三聯領導人：封殺此書的命令來自何處？封殺的理由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訴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聯書店告上法庭，因為正是由於三聯的關愛，這本書才能面世，我怎恩將仇報呢？想當初三聯敢於在我落難之時出版此書，已屬石破天驚，如今被迫收回，顯然有難言之隱。我不忍強人所難，只得作罷。將來總有一天，繼「文革博物館」之後，會有一座新建的「愚民博物館」，專門展覽文革之後中共箝制思想封殺文化的政績。它的展品中大概少不了《理論風雲》。到那時，查禁這本書的原委就不會成為「國家秘密」，而能在博物館的「陳列說明」中大白於天下了。
被中共目為離經叛道的《理論風雲》，可以說是完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且被我用來作為論據批判「左禍」的，有許多都是毛澤東和他的「思想」。這也正是官方始終拿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對它開展正面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來衡量的話，官方認為它太右，而我現在卻認為它有許多地方都太左了。比方說，那本書里所堅持的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就是左的教條。現在連中共自己都放棄了這個教條。其實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空想。它可以激起貧苦群眾造反，打破現存秩序，但是不可能建起一個新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加上「科學」的標籤，是沒有根據的武斷。事實上凡是實行他們這種社會主義的國家，無不以失敗告終。而《理論風雲》有關這方面的論述，仍然謹守馬克思主義的窠臼，可見它沒有什麼創見。
創見雖然沒有，這本書倒有三點新鮮之處：一是把毛澤東還原為人，直呼其名。二是介紹所選文章的寫作背景和所引發的明爭暗鬥。三是選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寫的兩篇黨氣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為毛的路線塗脂抹粉並曾充當黨棍蠻不講理批判別人的劣跡。
按照中國傳統，對人直呼其名為不敬，必須「避諱」。皇帝的名字尤其神聖，被稱為「聖諱」。這種傳統到了當代中國，多少有點變化，名字不必忌諱了，但身份的尊卑等級仍然照舊。毛澤東的名字只在「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選集》這兩個詞組中以樸素的形式出現。除此之外，再沒有誰敢於直呼其名，而只能以「毛主席」或「主席」稱之。實在不得已時也必須加上「同志」，以表尊敬。
一九八四年我編撰《理論風雲》時，打破了這種陳規，書中提到毛的地方，一律直呼其名。當然，對其他人也都一視同仁。為此，我在書的首頁特別印了一個「作者說明」：」書中人名，除引文外，不再加『同志』字樣。」
我不知道此前在國內是否有人在公開出版物中對毛直呼其名。不過我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把他還原成「人」。直呼其名，只是破除迷信當中一個微小的步驟，還不曾涉及實質。《理論風雲》中有些文章的矛頭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這應該是它遭到查禁的真正原因。
提出「現代迷信」
一九七八年春，我寫了一篇《科學和迷信》寄給人民日報，文章是批毛的。社長胡績偉和副總編王若水主張發表，但當時的總編輯不贊成，這篇文章就退給我了。正好，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國青年》雜誌準備復刊，找我約稿，我就把它改寫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學》給了他們。文章批判了對毛澤東的迷信，我把它叫「現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賞這篇文章，要《中國青年》雜誌作為「本刊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發表了。
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很惱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辮子，所以就找些別的理由，什麼「沒有突出華主席」呀，等等，把這一期《中國青年》給查禁了。但這期雜誌已經發行了很多，還有人把它拆開，一頁一頁貼到「西單牆」，所以「現代迷信」就成為流行詞彙之一了。
這一期《中國青年》出版之後，不記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個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國歷史博物館來找我。他是從雲南來的，剛從監獄裏放出來，並給我看他的兩隻手腕。
天哪！他的兩個手腕整整一圈沒有完整的皮膚，因為在獄中長期戴着收得很緊的手銬，勒得手腕子整個潰爛了！潰爛治好之後，皮膚再也不能復生，就落下像手鐲一樣可怕的傷疤。說它像手鐲，因為是環形的，但那面積比手鐲還大。
我摸着他那沒有知覺的傷疤，問他為什麼被折磨成這樣。他告訴我：是「現行反革命罪」，因為他「攻擊毛主席」。
我又問他，現在怎麼又放出來呢？
他手裏拿着一本《中國青年》復刊號，告訴我說，他的「罪行」和《中國青年》上那篇「評論員文章」的觀點一樣。他在獄中讀到這篇文章，就據理申訴，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來了。他一放出來就到北京找《中國青年》雜誌表示感謝，並要求見見文章作者。雜誌編輯部告訴他，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所以就找到歷史博物館來了。
可惜我當時實在是太忙了，沒能和他多談談心，他也還有別的事情，又匆匆走了。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他，不知他瘦弱的身體現在可健壯些？
多麼好的青年，居然被摧殘成這樣！
領袖和人民——誰應當忠於誰？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做出決定：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這是中共正式建立黨內獨裁體制的開始。一九四九年中共打下「天下」之後，毛澤東又正式登基「坐」了「天下」，成為全國人民的皇帝。和這種專制皇權主義相適應，忠君的道德標準又借屍還魂，逐漸流行起來。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個「五一八」講話，就正式確立了這個標準：誰要反對毛澤東，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於是一個「忠於毛主席」的狂熱一下子淹沒了整個中國。評論一個人，首要的優缺點是他是否「忠於毛主席」。隨便一個什麼舉動或話語，只要被認為「反對毛主席」便立刻成為「現行反革命」，可以判刑直至死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無辜者犧牲在這把屠刀之下。
一九七九年一月，理論工作務虛會給我提供了一個暢所欲言的機會，我在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目是《領袖和人民》，直言不諱地全面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以及當時正在時興的對華國鋒的個人迷信。我着重批判了風行全國十幾年的最高價值標準「忠於毛主席」，並且針對這個腐朽道德標準提出一個新的標準：「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這個發言當時通過會議《簡報》發往各省，在黨內引起強烈共鳴。當時遼寧省委正在任仲夷主持下討論張志新是否平反的問題，雙方爭持不下。主張平反的人用務虛會的《簡報》做根據說：「李洪林這個發言，比張志新厲害多了。如果張志新不能平反，那麼李洪林就該槍斃；如果李洪林的發言是正確的，張志新就必須平反。」當時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影響極大，威信很高，一時成為全國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在這期簡報的支持下，張志新案件果然平反了。這是《中國婦女》雜誌編輯部從遼寧組稿回來後告訴我的。
不敢忘記受難者的囑託
打從一九七八年起，我就不斷收到報刊編輯部轉給我的讀者來信。因為我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的頻率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來信的內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幫他們伸冤的。我對這千里之外伸過來的求救之手，不敢有絲毫怠慢，因為每一封信都寄來一顆受難者期待的心，他們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黑龍江一個人，他一九五九年因為給彭德懷鳴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獄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見不到她了，所以請我搭救。
我一邊看他的信一邊掉眼淚，因為我母親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給黑龍江省委。一兩個月後，奇蹟出現了！他來信告訴我，他已出獄回家，和老母團聚了。獄方告訴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給他平反的。這使我得到極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悅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個冤案受害人重見天日。
《人民日報》在一九八○年把我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發言《領袖和人民》正式發表了。這篇文章一下子傳遍全國，結果許多因為所謂「惡毒攻擊罪」而被判重刑入獄的「左毒」受害者紛紛通過各種途徑給我寫信，要求我幫助他們伸冤。從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實他們直接反對的不過是林彪和四人幫。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報》轉給我的。他們在監獄裏或勞改場，沒有通信自由，都是通過千辛萬苦偷偷寫下，又通過千辛萬苦輾轉帶到監外投遞到郵局的。那些由於躲避搜查而時時藏匿的破舊信封，被揉得亂七八糟的信紙，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寄託着他們多麼殷切的希望！我沒有想到，自己寫的文章和會議發言竟引起這樣大的反響。過去我雖然也常接到讀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轉寄，如今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經定案並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顯然不是我這種普通幹部轉一轉申訴信就能解決問題的。最後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來，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簡要地介紹一下信中所反映的問題，即現在有不少人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仍在服刑。然後把那些申訴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鄧小平閱後批了幾個字：「請胡耀邦同志處理。」胡耀邦雷厲風行，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普查一次，凡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入獄者，一律平反，並限期報告處理結果。幾個月後，結果出來了，全國有二百多樁這類冤案都平反了。其實這事的處理過程，我一點都不知道。當時我在中央宣傳部工作，胡耀邦有一次到宣傳部來，才告訴了我，並且說：「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救了好幾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麼大的作用，真覺得不虛此生。當然，這也幸虧是鄧小平親眼看到這封信並且批給胡耀邦處理，胡耀邦又明確指示平反並且限期報告結果，所以才如此順利地把那樣多的人解救出來了。否則，憑我一介書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讀書無禁區》的故事
在《理論風雲》中餘音裊裊久而未衰的當推《讀書無禁區》。直到去年《讀書》雜誌撤換主編，人們還在談論這篇文章。
一九七九年春天，三聯書店創辦《讀書》雜誌，找我約稿。我寫了一篇《打破讀書禁區》。這篇文章引起《讀書》編委們的興趣，決定把它當作《讀書》雜誌創刊號的開篇文章。他們還嫌題目不夠有力，雜誌創辦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擲地有聲的響亮口號：《讀書無禁區》。果然一炮打響，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共鳴。這五個字一直都是《讀書》雜誌的旗幟，成為這本雜誌的驕傲。其實這個著名的口號並非我的原創，他們改題目時也沒有告訴我。我起初曾有恢復原題之意，因為這個新題容易被好事者糾纏不休，不如原題之無隙可擊。但後來又決定認可這個新題，不往回改了，這是因為：
第一，改題目的編委陳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與我雖非至交，卻屬知己。他們改題，與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鏗鏘有力，讀起來也容易上口。我應當尊重和歡迎這種修改，並引以為榮。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發，立刻引起強烈反響。這裏有兩個「烈」：一是熱烈歡迎，一是猛烈反對。知識界是熱烈歡迎，因為它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而道學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員則猛烈反對：讀書無禁區，這還了得！「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這是義正詞嚴的神聖討伐令。《讀書》雜誌專門為此展開討論。在這篇文章激起如此軒然大波的情況下，我必須義無反顧地獨自承擔《讀書無禁區》從內文到標題的全部責任，所以更加堅定地捍衛「讀書無禁區」這個口號了。
其實那篇文章本身的邏輯是沒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對把禁書作為政策，決無鼓勵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學生去讀《金瓶梅》。白紙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題目就興師問罪的十字軍，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為《讀書》雜誌經過《讀書無禁區》這場風浪，名氣更大了，讀者更喜愛了，所以這個口號已經成為《讀書》雜誌的標幟。一回顧《讀書》，就要談到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這個雜誌多少周年紀念時（我已忘記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電視台決定拍一個專題節目，我作為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編入這個節目，中央台到我家來見過面，準備拍一些電視訪談。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這個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後蹲過鐵窗的人物，能在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的電視台上露面嗎？難道中國的政局真要解凍嗎？
果然，對我的「電視訪談」最後泡湯了。結果電視播出的畫面只有別人在談《讀書無禁區》，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卻不能露面。那原因當然是一露面就會危害國家安全。這也算是我那本《理論風雲》中餘音縈繞最久的一則故事吧，前後經過了二十多年！
追記：餘音仍然未散
此段回憶寫罷，偶然上網搜索一下「讀書無禁區」，看看這個詞是否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一點痕跡。結果「百度」搜出一萬三千條，「ＧＯＯＧＬＥ」搜出二萬七千條，第一條就是「水木清華」在二OOO年一月九日「讀書心得版·精華區」上貼出的《讀書無禁區》原文。轉貼者在原文前面寫道：「現在來讀這篇二十年前發表的宣言級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寫了一句讀後感：「我把琴蓋合上，此曲已成絕唱。」
在流行風尚轉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個世紀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實在出乎意外。那位從未謀面的讀者「感慨良多」，我這個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運，尤其感慨良多。網上許多條目寫的都是「猶記《讀書無禁區》」，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猶記」。我不知道這篇文章還能被人「猶記」多久，但僅從我所能看到的這些點滴來說，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對於一個作者來說，還有什麼能比被人「猶記」更加珍貴呢？
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胡耀邦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擊潰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思想上掃清了道路。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但中共重視的意識形態，全會沒有來得及深入討論，所以經葉劍英提議，另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來解決。「務虛」就是解決思想理論方面的問題。
全會決定胡耀邦兼任宣傳部長，以代替原來的張平化。所以組織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任務就由胡耀邦直接負責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務虛會開幕。胡耀邦有個非常精彩的開幕詞，他高度讚揚了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衝鋒陷陣的理論工作者，號召大家「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鄧小平也指示會議「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所以這個會開得空前活躍，從「碰不得」的文化大革命到「偉大領袖」毛澤東和「英明領袖」華國鋒，都在批評之列。從「唯一能救中國」的社會主義到「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全都遭到質疑。而且北京的務虛會「簡報」和各省參加會議者的電話，天天直通全國，立即引起各省領導層和理論界的迴響。思想界這種盛況，可以說是建國以來絕無僅有。
會議臨近過年的時候就休會了。
誰也沒有想到，就在休會期間，事情突然起了根本變化。我就是這個變化的親歷者。
華與鄧，兩個閉幕詞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規格很高，是中共中央召開的。開幕時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講話，預定閉幕時是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講話。
我被指定為華國鋒起草講話稿。會議一開始，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把我找去面授機宜。胡耀邦講了一個大要，胡喬木向我面授了一個詳細的提綱，這是他的一貫作風，認真，細緻。他們面授的講話稿主題是繼續解放思想，促進改革開放。我記錄了他們兩人的談話，利用開會間隙抓緊寫出初稿。因為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都要經過幾次修改才能定稿，所以我趕在休會前就把稿子打印出來交上去了（這個主席講話稿的排印校樣，現在我還保存着）。奇怪的是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下文了。這種事情我當然不能去催，只能等待。
等到最後，事情發生變化了：華國鋒不講了，改由鄧小平到務虛會去作總結講話。講話稿原來指定我一個人起草，現在成立一個起草小組，有中央黨校的吳江、宋振庭，有國務院研究室的滕文生，還有我。領導起草工作的當然還是胡喬木。
新的起草組組成之後，胡耀邦領着我們到鄧小平住處面聆指示，這時已是即將復會的前幾天了。
我在一九六二年隨田家英去湖南調查時見過毛澤東。他在武昌東湖賓館接見了我們。他態度和藹，談笑風生，使人很難想像他就是那個自比秦始皇的暴君。如今見到鄧小平，和毛對比，他倒是表裏如一，真是「鋼鐵公司」，嚴肅沉着，不苟言笑。胡耀邦在他面前都必恭必敬。顯然這是個說一不二的人物。大概除了毛澤東能鎮住他，中國再沒有第二個人了。
整個接見，除了宋振庭口若懸河搶着說了一通之外，大家基本上沒有張嘴，就是聽鄧小平一個人說。他講的要旨，就是幾天之後要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很嚴厲地指責社會上的「極端民主化」，也批評了理論工作的「軟弱」。這不但和胡耀邦與胡喬木向我面授的講話提綱完全是兩回事，而且也和鄧自己「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的指示背道而馳。顯然，事情真的起變化了，而且變得這樣利害，這是怎麼回事呢？
歷史積案使務虛會遭殃
毛澤東二十七年的統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光把國民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而且憑空製造了數不清的社會問題。在高壓之下，這些問題只是像彈簧一樣被壓下去了，然而積蓄的能量更大了。當「兩個凡是」被駁倒，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被平反，原來被誣陷為「反革命」，現在成為名正言順的革命運動，這就極大地鼓舞了歷次運動的受害者，於是多年被壓抑的社會問題一下子反彈起來了。所以三中全會之後，上訪的、請願的、鬧事的，此伏彼起，使各地黨政領導應接不暇，紛紛向中央告急。上海和重慶說是黨委都無法辦公了。剛好，這正是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開會並與各地互相呼應引起熱烈反響的時候。於是，對思想解放和三中全會有牴觸的各類人等都把責任推到思想解放和發揚民主上，說「思想解放過了頭，引起思想混亂」，「發揚民主過了頭，引起社會混亂」。有些地方當局特別不滿意「務虛會的秀才們亂說一氣」，等等。這種輿論顯然對務虛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華國鋒之所以改變主意，取消務虛會上的講話，顯然是他自己主動取消，不會是鄧小平或什麼人強迫的，因為他是黨中央主席，當時尚未失勢。他之所以拒絕講話，當然是表示對務虛會的不滿，故意冷落，至少是有意貶低這個會的規格：主席不來講話，會議的等級就低了半頭。而且他這個舉動還有另一層意義：主張「兩個凡是」的他，在三中全會上雖然作了檢討，但是未必服氣，現在正好借這個機會把球踢給鄧小平，那潛台詞是：「你不是支持思想解放嗎？你來收拾這個局面吧。」
根據當時所能看到的各種因素，上面那種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鄧小平為什麼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席的大轉彎。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身經百戰的鐵腕人物鄧小平，僅僅因為有人說些風言風語或施加一些壓力就能退讓嗎？社會的混亂，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在發作。至於那些風言風語，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會之後就流行了。「三中全會右傾」、「逆風千里」、「丟了綱和線」等等，這是文革餘孽和黨內保守派反對三中全會的大合唱。他們珍惜的「綱」和「線」正是三中全會拋棄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天天講」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鄧小平剛剛在三中全會上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新路線，難道他能被那種反對聲音嚇退嗎？這是當時我心裏的一個謎團。
一着不慎，滿盤皆輸
後來，直到一九七九年底，這個謎底終於揭開了。原來是魏京生一張大字報，在關鍵的時刻，對鄧小平的左轉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
魏京生這張大字報就是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休會期間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出來針對鄧小平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張大字報貼出四天之後他被逮捕，關了很長時間，到十月間，被判十五年重刑。
魏被判刑不久，有一天胡耀邦找我去他家研究一個講話稿時，我順便問起魏京生被判重刑的問題，他才使我知道原委。原來胡耀邦根本就反對抓人。但他告訴我，這事已無可挽回，因為是鄧小平定的。鄧小平本來堅決支持「西單牆」，還批評黨內保守派取消「西單牆」的要求，並告誡他們：可怕的不是「西單牆」，而是「鴉雀無聲」。但是魏京生這張大字報貼出之後，彭真馬上來找鄧小平，用這張大字報說服了鄧小平，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結果是：不但逮捕了魏京生，而且取消了「西單牆」。
如果離開時間、地點、條件，抽象地看，魏京生這張大字報當然無可非議。要民主，不要獨裁，有什麼錯呢？如果這張大字報的矛頭不是指向鄧小平，而是別的人，鄧小平也未必動心。如果這張大字報沒有人送到鄧小平面前，事情也就過去了。然而偏偏在這個時候，在鄧小平正頂住沉重的壓力，向繼承毛澤東路線的華國鋒（他是合法的黨中央主席）作鬥爭的時候，同一個戰壕里的魏京生（「西單牆」的民主運動本是鄧反毛的同盟軍）卻調轉槍口向鄧開起火來，這張大字報恰恰從右邊幫了左派的忙。這正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這時已是理論工作務虛會休會期間的末尾，離復會只有一周的時間。難怪這次鄧小平的講話稿根本沒在起草組討論過，更沒有時間去徵求意見，只是由胡喬木按照鄧的意旨寫出一個稿子，就由鄧小平拿到大會上正式講出去了，這就是那篇有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其實這個講話的聽眾哪裏只是務虛會的幾百人？整個首都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滿了人民大會堂！這分明是一次面向全黨全國的政治動員大會：現在又要「反右」了！中國人民剛剛從「兩個凡是」下面解放出來，立刻又被套上「四個凡是」，直到現在它仍然套在中國人的脖子上。
歷史是人創造的，但它的發展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歷史總的趨勢是進步的，但路程又是曲折的。中國從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算起，為了從專制轉型為民主，到現在（二○○八年）已經走了一百多年了，有時好像前進了一點，有時又退了一大截。一九七九年初的中國，正是擺脫毛澤東的路線，從獨裁轉向民主的大好時機。
但三中全會剛剛開過，保守力量很強大，雙方正在拉鋸。政治鬥爭很複雜，它是雙方智慧、力量和策略的較量。最激進、最痛快的口號和方法不一定最合時宜，而且往往把事情弄糟。還有當事者的個人氣質在政治上也有重要作用。如果被大字報批評的是胡耀邦而不是鄧小平，事情會是另一個樣子。如果當時魏京生聽從「西單牆」其它人的勸說而不去攻擊鄧小平，事情也會是另一個樣子。偏偏魏京生要堅持己見，偏偏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於是看起來純粹是偶然性的一張大字報，就對歷史發生了那樣大的作用，實在令人惋惜。不但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運動從高潮一下子陷入低谷，而且魏京生本人也僅僅因為行使了一下言論自由，貼了一張反對獨裁的大字報，就被重判十五年監禁，葬送了最美好的青春時光。
中國有一句用棋藝表述的格言很有哲理：「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確實如此。下棋時，一念之差，或一時衝動，走錯的雖只一步，輸掉的卻是全盤。這種教訓，是沉痛的。
不過，如果從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層次來看，魏京生大字報這個事件畢竟是歷史長河水面上的浪花。這浪花的確是被一塊偶然飛來的石子所激起，但從更深的層次看，這偶然的浪花之所以濺得那樣高，還是洶湧的河流本身的力量所導致，也就是必然性在起決定作用。
其實鄧小平這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稿，既未經中共中央討論，也未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只是胡喬木把稿子弄好了，鄧小平以個人身份拿到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一講，各省當權者無不聞風而動，雷厲風行。他們早就不滿三中全會，這一下有了「四項原則」，可以「糾正」三中全會的「右傾」了。於是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向三中全會路線反攻的高潮。有的省迅速召開電話會議，別的不說，先把發給農民的自留地收歸「集體」。這就說明，不管是什麼偶然因素促使鄧小平向左轉，他這個左轉完全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受到各級領導骨幹那樣熱烈的擁護，使全國形勢急速左轉。
說「三」道「四」
但是堅持三中全會方針的胡耀邦此時威望如日中天，胡績偉主持的《人民日報》也旗幟鮮明地反左。從五月起，《人民日報》在胡耀邦的支持下連續用整版篇幅發表了我的系列文章：
《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
《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
《信仰危機說明了什麼》
這些文章用三中全會精神解釋四項原則，批駁了左傾回潮風，使各地因堅持思想解放而受壓的幹部和群眾重新抬起頭來。因此《人民日報》每天都收到大量讀者來信，讚揚這些文章，感謝《人民日報》在他們嚴重受壓的時候，發表這些文章扭轉了他們那裏的形勢。但是文革餘孽和黨內保守勢力利用「四項原則」反對三中全會的鬥爭並沒有停止。「說三道四」依然在攪亂人們思想。於是我在胡耀邦支持下寫了一篇《執行三中全會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一版頭條發表了。這篇文章和我的系列文章一樣，也是用三中全會精神解釋四項原則，重在反左。當時《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權威性還沒有受到質疑，所以「說三道四」的爭論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這種形勢到一九八二年就有了重大變化，「四個凡是」終於佔了上風，並且在組織上得到落實。這一年鄧力群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長，並從鄧小平那裏領來「重新組織理論隊伍」的旨意，對理論界開始進行大清洗。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免職掛了起來，前後組織了五次整個中宣部的大會對我進行批判之後，把我趕出北京了事。同時胡喬木和鄧力群又向《人民日報》開刀，逼迫社長胡績偉「辭職」，撤掉了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他們還想把《人民日報》弄成中宣部的下屬單位，以便鄧力群能直接操控，不料遭到報社工作人員的強烈反抗，而且中央也不同意降低黨中央機關報的規格，所以他們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後記
「宜觀星辰辨南北，勿隨螢火逐東西。」這副對聯，是我從自己的理論活動中得到的經驗教訓。我做了一輩子理論工作，現在既說不清「理論」的定義，也說不清「政治」的定義。但我對理論和政治的關係卻有一點重要心得，這就是理論不應該為政治服務。
不管理論的定義是什麼，它應該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觀規律的反映，是穩定的，不會隨着人的意向而變化。而政治則以人的立場和意向為轉移。政治總是和政權分不開的。隨着掌權者的更替，政治風向也就變了。即使掌權者沒有換，他的意向變了，政治風向也要變化。作為理論工作者，只能本着科學良知，執着於真理的追求，而不應「為政治服務」。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誰也脫離不了的政治，理論也不是處在真空當中。但是理論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權力。在政治角鬥場上，是強者勝，而強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惡丑」。特別在曲折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厭詐，縱橫捭闔，聲東擊西，變幻無常，理論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夠跟上，這種「理論」也就不成其為理論了。
因此，要處理好理論和政治的關係，唯一的辦法是超脫於政治之外。理論工作者必須用自己的頭腦獨立思考，應該把政治本身也作為一個客體進行觀察和研究，而不應當跟在後面亦步亦趨。例如《孫子兵法》就把最為變化無常的戰爭作為客體進行研究，探求那紛紜複雜現象背後的本質。
在這個過程里，最不可取的是為現實的政治「量體裁衣」，用理論給當權的政治進行包裝。這種做法，即使從執政者本身的利益來說，都是有害無益的，因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有了錯誤將失去糾正的機會。
這樣反省的結果，如果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講真話」。真話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話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論工作上，就是「憑良心，講真話」，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講假話。
理論研究不是設計政治方案。政治設計可以有步驟，有妥協，有過渡。因為各個政治主體的立場不同，力量強弱也不同，彼此的訴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個結合點十分不易，很難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帶水。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講理論就要拋開一切利害得失，剝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問題說透。講理論只問真不真，不必考慮誰看了會怎樣，尤其不能考慮當權者看了會怎樣。事實上你即使想打動當權者，也是把問題說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動他的心。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曾有短暫的時間活躍於理論界，這也是我這一生中僅有的幾年，此後即銷聲匿跡。雖然在閒暇時曾寫了兩本書（一本自傳，一本歷史）在海外出版，但都沒有任何影響。這是因為那些書都是「向後看」而沒有「向前看」，所以遠離萬眾矚目的現實焦點。其實我的寫作即使緊叩當前政治風雲，也不會有多大作用，因為我的讀者在國內，而我的著作已不能和國內的讀者見面。
其實平心靜氣想想，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理論園地里耕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需要，也總能湧現出它所需要的人才。封鎖資源，箝制思想，固然會扼殺人才，但也會磨練出人才。在網上和書報刊物上，經常可以看到犀利的政治評論，深刻的思想探討，以及資料豐富功底紮實的理論研究。它們的作者當中也有「宿儒」，但更多的是後起之秀，這正是理論界的希望之所在。
面對理論園地的新氣象，我得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知識結構，以及對現實的觀察和分析能力，已經大大落後了。所以這些年已經不大寫什麼東西。偶爾和友人相聚，除了翻翻陳年老賬之外，也談不出什麼新的見解。雖然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有些新的想法，但是由於功底不深，講不出多少道理。去年座談謝韜文章時隨便說了幾句，不料被貼到網上，有的地方還不太準確。既然如此，索性結合個人理論活動的經歷，把那些粗淺的想法寫出來，算是對自己的「思想史」作個反省吧。
原載《往事》第七十一期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