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陷入了一個誤區：經濟上的起起伏伏都是用三駕馬車來說事。正所謂成也馬車，敗也馬車。
但這個思路是有問題的。
按照這個流行的三駕馬車的線索，前幾天我梳理了從7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但不知大家發現沒有，中國經濟發展內力最足的時候，我們幾乎看不到三駕馬車的完整身影，而到三駕馬車齊備的時候，經濟雖然來了最猛的一波，但實際上已經到了強弩之末。
這說明什麼？說明儘管三駕馬車的分析在特定背景下是有用的，但實際上，在三駕馬車的後面，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所以，在最近的一個講座中，我曾把三駕馬車的分析脈絡，放在淺層邏輯的題目之下。而在深層邏輯的題目中，則分析了另外一組我認為更重要的因素。
這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就是和平、改革、勞動力這三大紅利。
可以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與這三大紅利是密切相關的，而現在中國經濟的艱難與困境，也與這三大紅利的逐步減弱甚至消失有着直接關係。
首先是和平紅利。
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我們往往忽視了和平的重要與珍貴。但實際上這是經濟發展，甚至是正常經濟活動的首要前提。不要說在炮火紛飛中無法發展經濟，就是在存在嚴重對立或戰爭風險的情況下，長期的規劃和投資都很難進行。
中國的經濟起飛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我們知道，那時候冷戰還沒有結束，中美還沒有建交，中蘇關係還沒有完全解凍，與個別周邊國家的關係甚至處於冷戰狀態。應當說，這個環境對於中國並不是很有利的。
但當時的領導人，從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大局出發，將這個並不理想的國際局勢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重新定調：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這個定調非常重要。有了這個定調，就要全力以赴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於是才有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有了中國加入WTO，有了中國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
再說改革紅利。
如果按照三駕馬車的框架，你很難找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力是來自哪裏。靠的是哪一駕馬車？那時有像樣的投資嗎？沒有。有什麼作為一駕馬車的出口嗎？沒有。也就是消費還可以，是脫離匱乏階段的生存式需求的復甦。那當時發展所需要的資源來自哪裏？就是改革。
具體說，就是一鬆綁、二盤活、三私營。在《三駕馬車沉浮記》中，我曾用《喬廠長上任記》分析過為國企鬆綁的改革，即使是具體規章制度層面的小改小革，是如何造就了供給端的彈性。接着的是，鄉鎮企業改制與國企改制。雖然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國企職工失業下崗和大量國有資產流入少數人手中的問題，但不管在道義上如何評價，一批企業經由改制獲得生機卻是事實，由此才有了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也正是從這個時候，中國實現了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從供給不足，到生產過剩。
最後是人口的紅利。
上個世紀50年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生育高峰。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這個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勞動年齡。到90年代，在60年代到70年代第二個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開始進入勞動年齡。在1990年的時候，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佔總人口的比例達到66%，到2012年進一步上升到74%。同時，伴隨體制的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城市化過程，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入工業和城市。人是創造財富的主體，一個好的社會，就是能將這樣的潛能發揮出來的社會。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這個人口紅利的釋放是分不開的。
實際上，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其動力的根本源泉，就是上述三大紅利。如果一定要說三駕馬車，也只有放到這個背景中才能說得清楚。我說明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