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今天因李雲迪嫖娼事件，看到牆內相關單位和個人紛紛快速與之切割，突然想起了上世紀80年代的流氓罪，也就是尋釁滋事罪的前身。
尋釁滋事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其第160條規定："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公共秩序，情節惡劣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團的首要分子，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該決定將流氓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
由於流氓罪包含了太多具有道德色彩的詞彙，所以無論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多麼詳細，都很難區分它與一般違反道德行為的界限，加上"其他流氓活動"這個包容性極大的表述，導致流氓罪的打擊面過寬，"流氓罪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裏裝"，成為了事實上的口袋罪。
1997年3月14日，新的刑法通過，流氓罪被取消。原來司法解釋中某些僅屬道德範疇的生活作風行為被除罪化。
如按照當年流氓罪的判決，李雲迪在哪個年代都有可能判死刑，而在現實中，有人就是因為談戀愛發生過性行為最後分手，被女方起訴，之後被法院判死刑的案例。
於是想到了現今很少人提的1983年嚴打運動。
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通稱1983年嚴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83年9月啟動的一場治安運動，前後持續了三年之久，獲得鄧小平的支持。1983年的"嚴打"是針對文化大革命後社會治安混亂、惡性犯罪事件頻發的社會實際而發動的，據 中共公安部的資料記載，1980年全中國立案達75萬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4][6]。中國大陸司法體系在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嚴打"開展於中國法制重建初期，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開始實施，1982年第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生效。
1983年9月起，在持續3年5個月的"嚴打"三大戰役中，共查獲各種犯罪團伙19.7萬個，查處團伙成員87.6萬人，全國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其中2.4萬人被判處死刑，勞動教養32.1萬人，社會秩序明顯好轉。"嚴打"過程中，在上海、天津以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級幹部子弟落網甚至被處以極刑，被認為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其中也造成了諸多冤案、偏離法律軌道，且並未徹底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引發了很多爭議。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積累的待業人員已達2000萬，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待業人數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業人員40萬人，佔全市總人口的8.6%，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有一個待業人員。天津市待業人員最多達到38萬人，佔全市總人口的11.7%。待業人員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閒散人口，其中前者佔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表示，上山下鄉運動勞民傷財，得不償失。1980年，中央結束了持續25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80年代初，大批知識青年陸續返城，許多成為待業青年，加劇了社會治安惡化。當時根據全國調查，要求回城及復職的人員共有9類，除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外，還有1960年代初被精簡回鄉的職工要求復工，"社來社去"的大學及中專畢業生要求國家統一分配等等。城市積累了大批待業人員，同時還要接納大批返城人員，這使就業形勢進一步困難，社會治安惡化。
嚴打以前幾年的社會治安已經極度混亂，婦女不敢單獨上夜班、父母不敢讓小孩出門。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及刑事案件立案53萬起；1980年，全國立案75萬餘起，其中大案5萬餘起；1981年，全國立案89萬餘起，其中大案6.7萬餘起；1982年，全國立案74萬餘起，其中大案6.4萬起；1983年前幾個月，案件繼續猛增。這些案件中不少影響惡劣。
因為無業可就，加上受到文革時期紅衛兵武鬥的影響，大批待業青年拉幫結派，組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氓團伙，其中最知名的就唐山菜刀幫、湖南斧頭幫等團體，可以公然在街上搶劫、調戲婦女。在江蘇常州，以魯洪明和周洪根為首的兩個流氓團伙，專門在夜晚守在城鄉結合部、紡織廠附近等地，猥褻、強姦下班女工。廣東省由於靠近香港澳門，當地流氓團伙喜歡模仿港澳黑社會取名，有"青龍幫"、"紅花會"、"精武門"、"小刀會"等等。
1980年引進中國的美劇《加里森敢死隊》，劇情是一幫監獄囚犯在美軍將領的帶領下深入德軍敵後破壞的故事，被認為對中國待業青年產生不良影響，未播完就被電視台宣佈劇終。
有一些流氓團伙，奉行"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氣死公安，難死法院"，只從事盜竊等一般違法犯罪。在陝西省耀縣，有農民進城賣瓜，流氓團伙就圍過去，一人上前裝作挑西瓜，故意將西瓜掉在地上，趁農民與這人理論時，其他流氓抱起車上的西瓜就跑。
廣東省的廣汕、廣湛等主要公路，常有流氓團伙夜晚爬車盜竊、哄搶生豬、布料等貨車物資。車站、碼頭、渡口等地也是流氓小偷橫行。湖北省荊州地委政法委官員張欽認為，中國車匪路霸案件的雛型階段就發生於1983年嚴打前後。流氓分子或在車站和客車上扒竊，或是利用猜紅藍鉛筆、猜撲克牌等形式騙錢和敲詐。或在公路沿線對過往車輛丟石頭挑釁，侮辱婦女等。
在北京，1980年10月29日發生火車站自殺性爆炸事件，拖拉機廠工人王志剛，因為失戀，就在北京火車站二樓南走廊製造自爆，造成火車站內9人死亡，81人受傷。1981年4月2日，又有3名外逃勞教人員竄至北海公園，對在北海公園遊玩的三位女中學生劫持、並強姦猥褻。在廣州，1980年1月22日晚，以周某某、勞某某為首的流氓青年團伙，攜帶刀槍在濱江路鬥毆。被警察卜東昌阻止，團伙就對卜東昌進行圍攻，卜東昌鳴槍警告無效，擊斃三名流氓，仍被流氓團伙打至重傷，手槍也被搶走。1983年3月8日，退伍軍人轉業的政法記者安珂，因追趕偷了自己錢包的小偷，被小偷聯同三名同夥襲擊，身中九刀死亡。
1979年9月9日上午，執勤交警施漢培發現一青年搶劫農民出售的螃蟹，就抓獲這名青年進行體罰，附近群眾在旁圍觀。一些流氓地痞則趁機鬧事，圍攻多位民警，還攔車砸車，推翻農民菜車，搶奪路人財物、侮辱婦女等。其中，路過控江路的上海化工輕工公司團委副書記吳某，被一群流氓包圍，搶走手錶皮夾，強行猥褻，吳某的乳房外陰等都被抓傷。直到晚上8點，楊浦公安分局和上海市公安局聯合派出300多人警力才控制住局面。事後，31個流氓被抓獲，7人判刑，11人勞動教養。
1983年6月16日，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的林業設計院紅旗溝農場。於洪傑、韓立軍、楊萬春3名有盜竊、犯罪紀錄的流氓青年，邀約王守禮等另外7名青年一同喝酒，趁着酒醉，一群人竟約定血洗紅旗溝。王守禮、李東東2人不願參加，仍被其他人控制在場。於洪傑等8人在紅旗溝農場持刀殺人，主要目標為男性，一小時就殺死16人。後將農場內的一群女場員綁架，實施了強姦、輪姦罪行，又殺死其中幾人。酒醒後，於洪傑和韓立軍自知死罪難逃，點汽油自爆，韓立軍死亡，於洪傑重傷。幾個女青年逃出農場向外求救，警察趕來抓獲了剩餘七名流氓分子，事後兩名未死主犯於洪傑、楊立春被判死刑，其餘罪犯因未達年齡未判死刑。
"東北二王"指的是瀋陽人王宗????與王宗瑋兄弟。二王兄弟出生於教師家庭，成長於文革時期，親眼目睹武鬥時的動刀動槍。哥哥王宗????是慣竊，小學起便與扒手混跡，文革後期就兩度進收容所。弟弟王宗瑋也參與過哥哥的偷竊行動，1976年，二王兄弟從瀋陽大北監獄偷盜了三隻手槍。
1983年2月12日中午，二王兄弟進入瀋陽空軍463醫院偷竊，被醫院人員發現，控制住。兩人為了脫身，當場開槍打死四人，打傷一人，開始逃竄生涯。15日，兩人在火車中又因乘警發現兩人所攜帶手槍，開槍打傷乘警逃走，逃往湖南衡陽。二王兄弟潛入衡陽冶金機械廠空置的樓房隱居。17日，冶金廠幹部伍國英等人發現二王和手槍，在被追趕過程中，二王兄弟再次打死一人，打傷三人。後二王陸續流竄至武漢、江陰等地，搶劫、殺人，終在江西省廣昌縣南坑山被警方擊斃。
1982年，朱德之孫朱國華因涉嫌與他人共強姦婦女15人，強姦未遂7人，玩弄姦污婦女21人，猥褻婦女26人，攔截婦女17人，共計86人。1983年9月18日，朱國華等六人被判處死刑。
關於1983年嚴打運動的導火索，有多種說法。
在新聞確有報導的案子中，1983年當年發生的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強姦殺人案、"東北二王"悍匪殺人案等，都被指是83年嚴打的導火索。1983年，河南地區的一流氓團伙調戲開國上將楊得志的女兒楊秋華，並將其女婿打死，也被認為是83年嚴打的重要導火索。
除此之外，一位外國女記者在北戴河被強姦被指也可能是嚴打發起的導火索。
1981年5月，中央召開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正式提出"綜合治理"和"依法從重從快方針"。
1983年7月19日，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劉復之關於全國各地嚴重治安狀況的匯報後表示："對於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正式開始1983年嚴打，此次嚴打持續三年。《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中稱，"要全黨動員，首長動手，層層負責，廣泛發動群眾，統一組織行動，一網一網地撒，一個戰役一個戰役地打，務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動。""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依法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註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
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及《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其中前者規定對流氓罪等十幾種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後者規定在程序上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上訴期限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
1983年8月至1987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連續三年開展了分為三個戰役的統一行動、集中打擊。1983年嚴打發動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劉復之表示："嚴打戰役，意義極為深遠，就其指導思想、氣勢、規模和效果等方面來說，是繼1950年至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又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
此次嚴打的政治及軍事色彩十分濃厚。1983年，幾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衛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接受特種訓練。中共中央發出的文件強調，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黨、政、軍等有關部門齊動手，將判處死刑的權限交到區縣級的人民法院，同級黨委領導可直接決定判處死刑。此次嚴打的打擊對象除刑事犯罪以外，還有"現行反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幫"團伙殘餘分子，這是和後來幾次嚴打的不同之處。鄧小平針對有人"怕搞錯兩類矛盾"指出，就應該將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當做敵我矛盾處理，"我們保證最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人道主義。"
根據人民數據庫的資料，1983年嚴打開展之後，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國各地的政法機關收到群眾檢舉揭發犯罪分子的材料達44萬多件，已經有三萬一千餘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政法委員會《關於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第一戰役總結和第二戰役部署的報告》，其中稱僅在嚴打"第一戰役"中，"全國公安機關共逮捕殺人、放火、搶劫、強姦、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檢察機關起訴975,000人，法院判處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門接收勞改犯687,000人，勞教人員169,000人。""這是1950年鎮反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擊。"
在廣東省，1983年至1986年共審結各類案犯7.8萬多名，6.9萬多名移送檢察院起訴。通過審查擴線，查破各類案件7,300多宗，從中抓獲犯罪分子2,670餘名，追繳贓款贓物折合人民幣1,463萬元，港幣220多萬元。
80年代初，交誼舞舞會悄然在私人居所興起。1982年，公安部、文化部制定了《關於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勸阻家庭舞會的精神》的文件，要求取締家庭舞會。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佈"嚴禁進口、複製、銷售、播放反動黃色下流錄音錄像製品"的公告，禁止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等歌。
有些在83年嚴打中被定罪流氓罪，甚至判處死刑的案子，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只是性觀念過於開放、超前。
如北京某大學的王姓女子，因與10多名男性發生過性關係及裸泳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陝西省漢中，有一名生活困難的農村寡婦，得到兩名東北籍工人的幫助，就自願讓兩人留宿家中，與兩人發生關係，後被村幹部舉報。當年如果兩男一女、或兩女一男在一起亂搞男女關係，屬於流氓罪。後經辦案民警的求情，寡婦關押兩天，兩名工人勞教。
其中最著名的為西安馬燕秦案和演員遲志強案。
1983年時，西安婦女馬燕秦42歲，離異有二女，已從西安民生餐廳病退。馬燕秦喜愛交際，經常在家中舉行私人舞會。9月前後，馬燕秦被警方逮捕，馬燕秦家的家庭舞會被認定為涉案人員上百人的流氓犯罪團伙，馬燕秦的舞伴韓濤、惠利名等人也被逮捕。馬燕秦被法院認定"糾集流氓分子多次舉辦流氓舞會，勾引男女青年教唆誘發流氓犯罪、先後與數十人亂搞兩性關係，威逼、引誘兩個親生女兒供流氓分子玩弄等罪名，馬燕秦與韓濤被判死刑，惠利名等被判有期徒刑。馬燕秦等人上訴無效，1985年4月15日，馬燕秦被押至西安市體育場參加公審大會，開往北郊刑場，兩槍斃命。
遲志強為長春電影製片廠演員，嚴打開始時年僅24歲，是當時中國最紅的男演員之一，與劉曉慶、唐國強、陳沖等演員齊名。1983年，遲志強在南京拍攝電影《月到中秋》，期間參與了一些高幹子女組織的私人舞會，舞會上放着鄧麗君的歌曲，青年男女一起跳貼面舞。遲志強還曾與一名高幹女兒在雙方自願的情況下發生了性關係。私人舞會後被鄰居舉報為聚眾淫亂活動，1983年10月，正在在河北拍攝電影《金不換》的遲志強被警方拘捕。當時南京市公安局經過調查取證後，決定不對遲志強追究刑事責任，只要求電影廠內部處理。但是，由於遲志強名氣大，隨着媒體的不斷曝光，將此事添油加醋的傳播出去，引起了全國人的關注，並且還激起了不明真相者的民憤。遲志強等八人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為流氓團伙，主犯王某被判15年，其他7人被判1-5年不等。遲志強獲刑4年，演員前途從此中斷。
1984年，在北京火車站發生了一起西瓜小販哄搶販瓜農民的事件。事後，小販們都被定以搶劫罪逮捕，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緩、無期徒刑。有個小販僅搶一個西瓜，被判了15年。陝西省公安廳前廳長王銳回憶，當年一些群眾在馬路邊打麻將，只是帶1毛錢的小彩頭，也被抓起來當做賭博處理。
除馬秦燕、遲志強等因生活作風超前被定流氓罪的案例，有的符合"流氓罪"定性但性質並不嚴重的案例，也被重判。遲志強回憶，在完縣看守所的獄友中，一人因偷看女廁所被判死緩，一人因強行摟抱女青年被判4年。
嚴打期間辦案效率非常高，但不講訴訟程序、訴訟職能。
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中級法院一審死刑，高級法院二審死刑，最高院進行覆核。嚴打開始後，死刑覆核權下放至各省級高院，基層法院也能判死刑。
根據《中國刑事政策檢討：以"嚴打"刑事政策為視角》一書統計，1983年嚴打之後，1984年、1985年的犯罪率的確下降，但1986年以後又直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