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編者註：作者已經去世，被曝有多個情婦。
緣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點多鐘，我的手機突然響起。從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點感冒症狀，關節酸疼，流鼻涕，慵懶，所以8號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這時一邊懊惱沒有關手機，一邊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機。一聽，出乎意料是小林的聲音，她說《收穫》策劃了一個新的紀實性專欄，總的題目和希拉里的那本書名一樣，叫「親歷歷史」，約我寫一篇。我說寫「反右」行不行？小林說還是寫「文革」吧。我說，「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勞改農場，勞改隊裏不搞「文革」，我好像無從寫起。小林說，「文革」有十年的歷史哩！哦，「文革」竟鬧了十年，連我自己都忘了！
關了機，我一夜難眠，第二天精神卻好起來。
「文革」鬧了十年，我準備只寫一天。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就寫上寫作緣由的準確時間，是因為事件發生那天的準確時間我也忘了。我們常說我們是個健忘的民族，卻很少責備自己個人也健忘。但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是千真萬確的，有近萬人目睹，場面宏大。事實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雖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間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沖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塗抹不掉事實。我曾將此事寫進小說《習慣死亡》，這書譯成了二十多種文字，但所有的讀者都把它當虛構的故事。我寫這篇文章也是要告訴讀者，那不是故事，沒有一點虛構的成分。
一開始就寫下準確日子還因為，我感到身體不適的這天正是11月7日。這一天，絕大多數中國人大約也忘卻了。11月7日對中國人來說曾是一個偉大的日子--「蘇聯十月革命節」，所謂攻打冬宮的「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多年中，每年的這一天在中國是僅次於「十一」國慶節的節日，全國人民都要採取規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儀式來紀念它。我們不再紀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這個節日總讓我念念不忘。每到日曆翻到這一天，我耳邊似乎就會響起阿芙洛爾巡洋艦的隆隆炮聲。這個節日是因我年輕時每年都過而至今印象深刻，那麼我述說的這個真實故事的主人公，今天會是怎樣的呢？她年幼時就「親歷」過那樣的「歷史」，我很難想像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來，更不知道如果她還活着並偶然看到我這篇文章，是否會觸及她的隱痛，給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後一種情況，她一定是和我一樣堅強的人，甚至比我更堅強。她看了這篇文章，一定會親自站出來說話，她的述說當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這樣！
上
我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注釋中讀到，「一個人不能以同一個罪行判處兩次」，可是那是資產階級法律，無產階級法律好像不是這樣，不但可以將人的同一罪行判處兩次，還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後面一次的判處中將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我的罪名從「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臨近過年時，被一輛吉普車從南梁農場又押回西湖農場勞動改造。其實，對這樣的判處我還是很慶幸的。因為1958年在西湖農場第一次勞改三年，至1961年釋放到南梁農場就業以後，我仍是以一個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農工一起勞動的。像一隻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覓食一樣，時時刻刻的提心弔膽可想而知。在勞改隊裏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誰也別說誰。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種用別人對我的態度來對待別人的本能，因而送我進勞改隊我倒仿佛有一種回家的感覺，能應付自如了。是的，勞改隊已成了我的家，或說是我天生就應該生活在勞改隊裏面，就像蝸牛就應該生活在它的殼裏。
我記得1966年夏天，勞改隊外的社會上文化大革命鬧得很兇的時候，一天，我正在稻田裏薅草，勞改隊長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邊說：「你在這裏真走運！你知不知道銀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還貼着你的《大風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話，非把你拉出去掛大牌子遊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確實感到很幸運。後來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寧夏「走資派」舉辦的，展出我的《大風歌》，為的是企圖證明「文化革命」在寧夏已經進行過並取得「成就」了，以此來抵制這次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當時倘若我在社會上，肯定會受到「走資派」和「造反派」交叉火力的攻擊。
可是我在勞改隊的好景不長，遺憾的是只判了三年，1968年過年前到期，我第二次勞改釋放後又回到南梁農場。果然如勞改隊長說的不走運，一回南梁農場我就被「群專」，等於沒有釋放。
「群專」是「無產階級革命群眾專政」的簡稱。「文革」中，每一個機關單位工礦學校都把各自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集中起來管制勞動。勞動改造成了全民必修課，全國遍地都設有大大小小的勞改隊，俗稱「牛棚」。聽來似乎是全國養殖業大繁榮，其實是雜七雜八的「牛鬼蛇神」統統關在一起，每天由革命造反派帶出去無休止地勞動。
勞改生活我早已習慣了，進了「牛棚」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勞動而已。但這種「牛棚」對我來說真感新鮮。1965年將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黨委書記、場長及一些隊長、政工人員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槍的造反派押着勞動。這裏必須補充一句，我1965年從南梁農場押走的時候，南梁還是屬於農墾部門管理的國營農場，1968年回來，它已經改制為軍墾單位，成了蘭州軍區下轄的農建十三師第五團，生產隊組都改成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我所在的生產隊是武裝連，革命群眾都配備有槍枝彈藥，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綠軍裝。原來被管的管人了，原來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氣的挎槍的武裝戰士管。孔夫子的古訓整個顛倒過來，成了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確實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讓我詫異的還有，被看管的幹部勞動起來比我認真踏實得多。我早已在勞改隊裏練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們不，他們比革命群眾勞動還積極，人人都可評為勞動模範。認罪的態度也比我好。從革命群眾對他們的批鬥和大字報上來看，他們的罪名好像比我還重。經過1960年全國範圍的大饑饉和《資本論》的啟發，我的思想已開始有所覺悟，餓死了上千萬老百姓的社會叫什麼「社會主義」？！認識到錯的不是我而是當局，這點我已寫進了小說《我的菩提樹》。而這些「走資派」不論在批鬥他們的會上或會下，個個都低頭認罪。儘管他們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認的，因為那可是「反對毛主席」的罪！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特點是人們犯的任何罪錯都直接與「反對毛主席」掛鈎，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對毛主席」聯繫起來。我的「右派」罪行雖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沒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聽聽他們罪名下的罪行，不過是執行了農業生產的一般性正常管理而已，但種種正常的生產管理今天被視為是「資產階級管、卡、壓」，當然等於反對毛主席了。更讓我長見識的是，只要他們低頭承認「反對毛主席」這項重罪，革命群眾好像就心滿意足了，並不會根據他本人承認的罪名給予判決，立即拉出去槍斃。在批鬥會上呼叫得震天響的各種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口號，表現出革命群眾獲得勝利的歡快心情。每次批鬥會的內容都一樣，並不能批出什麼新鮮材料來。可是儘管如此，也不厭其煩地隔幾天來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內心裏也感到不公：我並沒有反對毛主席，卻勞改三年再三年，他們反對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鬥一斗，頂多掛掛牌子坐坐土飛機。這叫什麼「大革命」？倒好像是在玩遊戲！
但是，在南梁農場的「牛棚」又名「群專隊」里，我跟當初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農場場長、書記、幹部們居然能稱兄道弟，相互稱呼老張、老王、老李。夜裏睡覺前，我們還會聊些與政治無關的話題，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經驗，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會爭論一番，頗不寂寞。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起，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這時我仿佛也有了革命的快感，正如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唱的那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時移事移、幹部遭殃的時候，在「牛棚」里我還感受到一種暗暗的尊重。1965年我被送進勞改隊前，我在南梁農場的綽號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從勞改隊又回到南梁農場的「牛棚」時，綽號變成了「老修」，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公安局給我定的正式罪名僅僅是「反革命分子」，怎麼多了「修正」二字呢？原來，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我再次送進勞改隊之前，農場領導（就是現在跟我關在一起的幹部）曾命令我寫一份思想檢查，交代自己對右派罪行的認識。我一方面為了表現思想交代得徹底，一方面也是因愛寫作的壞習氣，何況紙和筆都免費提供，更有一種發泄不滿的心理作怪，竟洋洋灑灑寫了份近萬字的《思想檢查》，遠遠超出了領導的要求。結果，《思想檢查》成了我的「反革命綱領」。這份「反革命綱領」的要點在宣判我的公審大會上曾向幹部農工宣讀過，等於替我做了一次反革命宣傳，搞得南梁農場人人皆知。誰知，三年後，鬧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國揭發劉少奇鄧小平，幹部農工們發現我的「反革命綱領」竟然和這些大「走資派」不謀而合：對內主張承認農戶家庭在集體經濟中的地位，開放城市農貿市場，允許包產到戶甚至單幹；對外主張與所有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發達國家。這種主張在「文革」中被概括為劉鄧路線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個偏僻閉塞的農場底層日日夜夜勞動，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層的「走資派」相通，這不能不讓人側目而視，覺得我「不簡單」。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壞、右、走資派都有了，還差個「修正主義分子」，我就頂了這個位置，平時以「老修」稱之。
人們崇拜英雄，也崇拜壞蛋，只要這個壞蛋壞得出奇，壞得特別，而且與他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我在人們眼中就是這樣一個壞得特別、壞得出奇，對他們也沒有危害的壞蛋，從而贏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實質上是一種略帶親熱的暱稱，不但曾把我送進勞改隊的「走資派」常給我煙抽，連看管我們的武裝戰士有時還跟我開一些下流玩笑（現在叫「黃段子」）。
中國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逐漸撤銷。「九大」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劉少奇作為「叛徒、工賊、反革命」被永遠開除出黨，選出了林彪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這才是「文革」遊戲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資派」承認反對毛主席時沒有把他們槍斃，現在都「一風吹」了。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好」，於是所有大大小小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處理日常行政工作，「抓革命，促生產」，當然主要還是抓革命。農建十三師五團也不例外，跟我一起關「牛棚」的「走資派」一個個被「解放」，有的回家「掛起來」，意思是暫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眾一起在班排里勞動，有的被「結合」進團部的革委會。全國所有各類行政管理機構突然膨脹起來，各級革委會裏的副職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幾名。當時，在中國大陸的銀幕上，除《地道戰》《地雷戰》等寥寥幾部國產片外，公開放映的外國電影只有蘇聯斯大林時期的老影片和阿爾巴尼亞電影。有部阿爾巴尼亞影片叫《第八個是銅像》，比今天任何一部荷里活大片的觀眾還多，一直放映到窮鄉僻壤，全國人人都看過。被結合進革委會領導班子的幹部總是第八位，於是人們都把這種幹部叫「銅像」，放在那兒既不會（敢）動也不會（敢）說話的，是有職無權的擺設。各級革委會裏都有這種「銅像」。
「牛棚」解散了，幹部們走了，農工中的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單身的，集中到大宿舍。雖然還不能和革命群眾中的單身漢同在一個屋檐下，但帶槍的武裝戰士畢竟撤掉了。一時間，牛鬼蛇神們一下子輕鬆了許多，聽說全國有的地方還在激烈地「武鬥」，而我所在的農建十三師五團即南梁農場，「文革」似乎告一個段落。在田間勞動時，革命群眾同五類分子有說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個人的直覺來衡量另一個人的好壞，革命的警覺性沒有了，政治身份意識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過七八年來一次」真有必要，不然，這個國家就沒有敵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團和氣，這哪像個專政國家的樣子！
從1968年過年前關進「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裏面只待了一年多一點時間。1969年夏季以後，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還常常懷念。那時的空氣沒有污染，秋日的天空總是碧藍透明，白雲舒捲。到冬季，雪花懶散而溫暖地飄浮在林間小道上，拾一把干樹枝燃起火來，火苗依依，如小兒般在我膝間玩耍。在黃白斑斕的田野上，白頸烏鴉和純黑烏鴉昂首闊步，洋洋自得，薄霧瀰漫着一種自由的氣氛，令人心動。到開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綠芽，它們的生機給人以某種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們把上衣脫了，貪婪地吸收陽光，田野上突然騰起天人合一的歡快。更其樂融融的是，人們一到田裏勞動仿佛就進了俱樂部，四處是玩耍的嬉笑聲。我前面說過，革命群眾是懶於勞動的，比我還會磨洋工，走出家門到了田間就進行類似今天叫「社區活動」的各種娛樂。
每天出工，到了勞動場地，先進行「雷打不動」的「班前學習會」。大家圍坐在田邊地頭，通常是讀一篇報紙上的重要社論，沒有重要社論就讀毛主席著作，多半是從《老三篇》中選出一篇來念。每個人都板起面孔聽：「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班前學習會」一般十分鐘就結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娛樂活動就開始了。
最常見的娛樂是談性交、性騷擾和打撲克。每個人都有夜間的故事，聊起來不僅眉飛色舞、手舞足蹈，還帶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學習會」上與會後的反差和背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荒誕無稽。那年我剛過三十二歲，但還是一個處男，我卻在這時獲得了豐富的性知識。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勢千奇百怪，交媾時發出的聲音和話語無比豐富，沒有一個作家能想像得出來。在政治話語取得絕對霸權的社會裏，留給個人的僅有一條狹窄的宣洩渠道，就是談性和性交，於是這條渠道便洶湧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誠然，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這部分的惡性膨脹勢必擠佔了倫理道德升華的空間，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號召要做「脫離低級趣味的人」時全部低俗化了。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朝代、一種機制能把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場所變成群體性的娛樂場所，而且在這種場所中如果正常談論社會、時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發揮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傳播小道消息」、「拉幫結派」、「散佈反動言論」、「詆毀毛澤東思想」之嫌而招來麻煩，只有談論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離政治越遠、越保險。性，有着廣闊的空間和無比的深度，談之不盡，訴之不完，能讓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討和挖掘，又何樂而不為？
性騷擾不止男性對女性，竟然以女性對男性的性騷擾居多。女性在這時充分展現出「半邊天」的風采，世界女權主義的追求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達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幾個女農工追打一個調皮的男農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褲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黃土、泥沙、碎草葉在那個部位狠命地亂抹亂揉。女的愛抹，男的更喜歡讓她們揉，一直到雙方盡興，笑得趴在地上滾成一團才算罷休。這種娛樂一天要演出好幾場，又對男人有極大的吸引力，使原來老老實實只用撲克牌「爭上游」、「打百分」為樂的男農工，一個個也都調皮起來。性騷擾有非常強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間俱樂部極具開放性和參與性。
女農工極少對我性騷擾，並非歧視我是個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是對「識文抓字」的「老修」還保持一點敬意。但不止一個女農工可憐我「老大不小了」還沒嘗過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個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還有一位女農工在旁邊沒人的時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綠軍裝，敞開她說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過過癮」。對這種佛陀式「捨身飼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盡，但我還是掂量到頭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輕舉妄動。然而，因為在勞改農場長期接觸不到女性，她們的善舉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體內類似青春期的騷動，一對「白格森森的大奶子」總是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我必須有這樣一段鋪墊，才能說清楚那天發生的事。
下
就在我既幸福又性苦悶的1970年夏季，一天早晨列隊出工的時候，排長忽然叫我放下鐵鍬，不用到田裏去了，要我到團部報到。我在路邊站着，瞅着大隊人馬嘻嘻哈哈連打帶鬧地往田間俱樂部走去，煞是羨慕，尤其那位大奶子菩薩在隊伍中邊走邊扭動腰肢，特別顯眼。我經常被派到團部去幹活，那一定是革命群眾不願乾的髒活苦活累活，譬如和全團各連隊集中來的五類分子一起掏糞坑、挖地溝、倒騰庫房等等，所以並不在意。轉過頭來，看見我們連長正和排長站在連部門口爭論，依稀聽見連長叫派個人押我去，排長說不用押，他一個人都去了無數次了，還不放心嗎？現在正在農活大忙季節，哪派得出人這類話。兩人爭辯了十幾分鐘，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來，最後達成妥協。排長過來要我再等一等，親自跑去追上隊伍，叫來了一個綽號叫「迷糊」的小伙子。
這個「迷糊」有件出名的軼事，一天，派他牽頭有病的毛驢到團部找獸醫，他到馬圈把毛驢的韁繩朝背上一搭，拉出驢就自顧自地走，還沒走出連部，毛驢就掙脫了韁繩又踱迴圈棚。這「迷糊」就只背着根繩子一直走了十幾里路，到了團部獸醫院才發覺後面早就沒有驢了。「迷糊」什麼也不會幹，但他到底是個血統純正的「貧下中農」，排長派他來押我，有點廢物利用的意思。排長叫他到團部後，把我帶到團政治部，其他就不用管了。臨走時又叫他扛枝槍，像個押送犯人的樣子，這大概也是連長交待的。
「迷糊」就這樣押着我上了路。走出連部沒多遠，「迷糊」說他媽的這破槍真沉，壓得我肩膀生疼，「老修」，乾脆你替我扛着吧。我說你這是開玩笑，有人看見了不說你的錯，反倒要添我一條罪狀。「迷糊」說，你看這路上連只狗都沒有，再說，這破槍里哪有子彈，你就受點累吧。不由分說，他就把槍硬塞到我懷裏，自個兒空着兩手瀟灑地走。我平生第一次有槍在手，這一直威脅我的東西今天居然被我所掌握，怎麼擺弄它都行，立即感受到一陣從未有過的威風，甚至暗暗的有一股想起來造反的豪情。槍和男性生殖器一樣，天生就是男人的物件，這點在荷里活大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天天氣特別好，晴空萬里，田野上的小麥金黃奪目，秋作物正在茁壯成長，一片碧綠。玉米寬大而毫無缺損的葉片舒展在道路兩邊，路邊的苦苦菜、蒲公英、牽牛花、馬蓮花競相怒放。天地自然的本來面目和它旺盛的力量一展無餘。我挎着槍，和冬日的烏鴉似的昂首闊步，洋洋自得。
這天真美麗！
快到團部了，我把槍交還「迷糊」。「迷糊」搭拉着肩膀拖着槍把我帶到政治部。進門就挨了任政治幹事的軍代表一頓訓，說你們武裝連怎麼現在才把人帶來，什麼「招之即來，來之能戰」，狗屁！「迷糊」是不怕罵的，嘻嘻笑着在每張辦公桌周圍找煙頭。軍代表罵的不是我，我只能若無其事地站在一邊等候發落。「迷糊」一聲不吭，揀了幾個煙頭掉頭便走。
任政治幹事的軍代表上下打量我一眼，問你就是張賢亮啊，我說我就是張賢亮。軍代表沉吟了一下，好像氣有點消了，揮揮手，叫我先到外邊等。這裏順便說一句，當時各單位掌權的都是由解放軍抽調來的「軍代表」，革命造反派實現「大聯合」成立「革委會」，就是由「軍代表」協調並主持的。
到政治部外面，看見不遠處原來跟我在「牛棚」里一起關過的原農場場長用目光向我示意，現在他已經是革委會裏的「銅像」了。「銅像」裝着無意地往我這邊挪動，我也慢慢向他靠攏。到跟前，他壓低聲音對我說，別怕，沒你們的事，你們就是去陪個綁。我問到底是什麼事？他說別問別問，到時候就知道了，又要搞運動了。我問啥運動，他說了句「一打三反」，就踅身挪走了。這座「銅像」後來在寧夏農業科技部門當領導，我平反後還與我有來往，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病逝。
這時我才注意到團部前的廣場上還有其他連隊押送來的二三十個五類分子，都蹲在樹陰下乘涼。大家都認識，但不能說話，只能互相點頭致意。十幾名團部革委會成員走出來，就在我們面前討論押送哪個「分子」去合適。聽他們說，銀川市召開的這場公審大會因為人太多，銀川市革委會打來了電話，每個單位只准押送一個「分子」去「受教育」。古羅馬的貴婦人沐浴時要男奴隸伺候，別以為這是貴婦人跟男奴調情，其實在她眼中男奴隸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時也會在羊圈前討論先抓哪只羊開刀一樣。我們這些五類分子是俎上肉，並不是人，革命者哪會顧及到我們的感受。他們在討論中能體驗到一種可以決定人命運的權威感，所以有說有笑，邊說邊笑，連「銅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躍的民主的氣氛。有人說叫這個去，有人說叫那個去，我聽聽都是長得有點討厭的「分子」，與「分子」本人的罪名無關，並沒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討論要結束的時候才發現，押送我的武裝戰士也就是「迷糊」不見了，沒人把我押送回連隊，在小題大做的團部革委會成員眼裏，這就成了個問題，乾脆，還是叫張賢亮到銀川市參加公審大會吧。
革委會成員嘻嘻笑着散了會，團部的武裝戰士就忙開了。這些武裝戰士其實就是團部的農工，農場改制為軍墾部隊後，農工只要把槍一背，就搖身一變成了武裝戰士。他們先去找牌子，「文革」時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面是別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辦公室去用張白紙寫了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寫的是：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張賢亮字是用紅墨水寫的，很鮮亮，雖然牌子上劃了兩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寫得真不錯，看來是練過書法的人的手筆。這樣的牌子似乎也沒委屈我，我還是樂意掛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圓形的鐵絲套，武裝戰士笑着叫我掛在脊樑上試一試。一試，並不重，但鐵絲略嫌短了點，牌子頂在我的脖頸上，可想而知原來掛的人比我矮。把鐵絲接長後，十幾個武裝戰士簇擁着我到一輛卡車邊上。這時，戰士們自己人跟自己人內訌起來。因為進趟城不容易，公審大會又像現在紅歌星的演唱會，誰都想去看熱鬧，但上級只允許八個戰士押我去，說公審大會人太多，這八個名額還是軍代表爭取來的哩。因為「銅像」事先已經關照過我，到銀川也不過是陪綁而已，沒什麼可怕，在「牛棚」時我還給「銅像」陪過好多次綁。我就跟他們開玩笑說，算了，我不去了！把我的名額讓給你們吧！逗得戰士們哈哈大笑。大伙兒笑完了，也把人選決定了：女兵是不可少的，代表了「半邊天」，男的以級別高低往下論，排長班長都去，普通戰士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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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連我九個人紛紛爬上車，先不讓我掛牌子，我找了個靠駕駛艙的拐角坐下來。帶隊的排長站在車頭，「嘭嘭」！使勁拍了兩下駕駛艙，威風凜凜地喊了聲「開路一麻斯」！我們便向銀川市進發了。《地道戰》《地雷戰》看得次數多了，說「咪唏咪唏」、「開路一麻斯」、「八嘎牙嚕」、「花姑娘的有？」這樣的日本話是一種時尚。
大卡車在碎石路上顛簸，戰士們意氣風發地靠在三面車幫上，御風而立，只有我一人坐着。顛了不久，我偶然掉過頭一瞥，才發現緊靠在我身旁的是個女兵，她穿的綠色軍裝女褲不但沒有系好紐扣，還被撕下了一小截。女褲是側面開口的，不系紐扣，裏面的褲衩就敞露出來了，而這位女兵卻連褲衩也沒穿。不穿褲衩是農村人的習慣，並不稀罕，一則為了節省布料，二則也沒有必要，西北農村人不論男女，晚上睡覺都是光溜溜地鑽進被窩的，用現在時髦的話叫「裸睡」，既不生虱子，睡得又舒坦解乏。我自己就有二十多年之久沒穿過褲衩。女兵那一段裸露的大腿外側，給已經被激發起青春期騷動的我極為強烈的引誘。別人都站着，不會有人注意到我的目光，那一段「白格森森」的大腿又與我的眼睛在同一水平上，我就可不時地放肆地盯住它看。
她的皮膚不止「白格森森」並且細膩光潔，隨着車身的搖晃時而緊繃時而鬆弛，表現出無比的活力與彈性。順着腿部往上看，見到了她豐滿的臀部，是標準的半月形，腰肢滾圓而挺拔，乳房高聳，乳峰還微微向上翹起。一身綠軍裝仿佛無法包束她內在的張力，不僅像充滿氣的氣球那樣鼓鼓的，並且具有一種不知它什麼時候會爆炸的殺傷性的誘惑力。多年後，「性感」一詞走上枱面時，我才領會到多年前見到的她就是「性感」！她臉龐紅潤飽滿，一臉的天真無邪，她正眯着眼睛、高挑着眉毛向遠方眺望，一頭齊耳的短髮隨風飄拂，如玉樹臨風一般。在那時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後附的《毛主席詩詞》裏，我發現毛主席描繪人物景物的詩句只有一句有具象性意義，那就是「颯爽英姿五尺槍」，其餘的都是大而化之的宏觀概括或水墨畫式的寫意。這時，我不得不嘆服「颯爽英姿五尺槍」的準確精煉。她靠在車幫上的姿態，沒有什麼能比這句詩來形容更傳神的了，她就是這句詩的形象化詮釋，何況她身邊真有杆「五尺槍」哩！
路邊的白楊樹影一段段投射到車上，像飛速閃動的柵欄那樣令人目眩。卡車不停地搖晃，我的頭不時碰到她的大腿，使我的心比卡車顫動得還激烈。她並不挪開身子，就任我碰撞，也許她自己並沒發現她的褲扣沒系好。但這巴掌大的一塊女性的肉體，令我生出一種倚翠偎紅的柔情，讓我想入非非，好像註定我應該和她有段羅曼史，不然這次艷遇便白白浪費了。我後來發表的《土牢情話》的胚胎就在此刻受孕，她就是那小說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這天真美麗！
沒料到卡車這麼快就到了銀川市西門。卡車停下來按響喇叭，周圍人聲鼎沸，排長伸長脖子扯着嗓子叫喊「讓路」。我不得不也站起來看是怎麼回事。一看，銀川西門橋這一片已經人山人海，連西門外的唐徠渠邊只有碗口粗的小樹上也爬滿了娃娃。卡車別想再往前開了。排長下了車，擠進人群中去交涉，很快，排長也被淹沒到人海里去了。戰士們個個興奮莫名，性感女兵高興地在車上像跳繩似地一蹦一跳。的確，這樣盛大的群眾場面在南梁農場或說是農建十三師五團從未見過，這預示著有一場非常精彩的好戲要開場。
等了一刻鐘的樣子，排長滿頭大汗地擠回車跟前，罵道，他媽的，扣子也擠掉了！咱們來晚了，公審大會已經開完了，這會兒就等着看槍斃人了。讀者可以算算時間，從早上七點出工時開始，我在連部門口等連長和排長爭論，又跟「迷糊」一起走了十幾里路，進了團部政治部耽誤了一會兒，然後是團革委會成員討論，找牌子，換版面，到我們九人爬上卡車顛簸了三十多公里路，車到銀川當然已是中午時分了。
排長說西門外就是「殺場」，公審大會是在銀川市南門廣場召開的（今天那裏還是開大會的地方），他們的任務是把我押到那裏與全市的牛鬼蛇神一齊集中「受教育」，可惜我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機會。現在大隊人馬正在「遊街」，不久就會「游」到「殺場」來執行槍決，聽說要槍斃一百多人哩。
「要槍斃一百多人！」這種場面前所未有，千載難逢。「噠噠噠……」一個戰士端起「迷糊」說的「破槍」，裝作是端了挺機關槍的樣子說，「乾脆，用機槍掃了它屁了！」「屁了」是「算了」的意思，不是我寫錯了字。性感女兵更興致勃勃，跳着蹦着說非看不可。而不看也不行了，卡車被大群人包圍，根本無法掉頭。
沒多久，西門大街上就浩浩蕩蕩來了大隊人馬，開路的是幾輛吉普車，上面坐着真正的武裝戰士。那時，解放軍、警察、公安人員、軍墾部隊直至普通百姓中的學生娃娃、紅衛兵等等，服裝好像沒什麼顯著的區別，至少在我的眼裏，一律是綠軍裝。我說真正的武裝戰士，是指這些士兵穿的綠軍裝上佩有紅領章和紅五角星帽徽，手裏拿的不是「破槍」而是我叫不出名堂的現代化武器。「殺場」居然沒有戒嚴，聽任大片人群推來擠去，吉普車上的士兵不得不跳下來橫着槍桿子將人往外搡，好不容易才開出一條通道。吉普車後是一溜大卡車，沿着通道吭吭地開到唐徠渠邊一片開闊的荒地上。
如今那片荒地已高樓林立，成了居民區，北面是銀川市的「高新技術開發區」。而過去，這裏歷來是「殺場」，聽寧夏的老勞改犯人說，馬鴻逵時代曾流行這樣罵人的話：「媽拉巴子！把這嘎子拉到西門外去！」意思就是把他槍斃掉。我在卡車上居高臨下看出來，集合到這片荒地上來的市民好像是自發的，無組織的，因而是無序的。公審大會上肯定有必不可少的橫幅標語，可是遊街時恐怕沒帶着，所以「殺場」上竟然沒有一條標語橫幅，就一反常態地顯得毫無政治氣氛，變成類似老百姓趕廟會的活動，帶有濃郁的娛樂休閒性質。我不禁想到當時報紙上刊登的口號：「革命，是革命群眾的節日！」今天就完全體現出這句話了，眼前就是一派節日景象。
前面幾輛卡車上，押的是一般牛鬼蛇神，只給他們掛了牌子，並沒捆綁，爬下車的牛鬼蛇神們神情沮喪但還不恐懼，看得出他們和我一樣是來陪綁的。把他們一排排地列好了隊，後來的卡車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掛了大牌子，結結實實地捆綁着，還在他們脖子後面插了杆長長的標識。標識上紅黑相間，寫的什麼看不清楚，只見上面都劃了一個給學生批作業表示「對」的那種紅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也無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標就聯想到槍斃。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場了，群眾更亂成一團，蜂擁而上。士兵們橫着槍連推帶吆喝地開始清場地。人們還是怕槍的，紛紛向兩旁避讓，不一會兒就在人群中間露出一塊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圍在旁邊，最前邊一圈是押來陪綁的牛鬼蛇神。我們雖然站得較高，但距離那塊空地還很遠。我們的排長大概見過這種場面，人又精明，說：「他媽的，要看，咱們就走近點看。他們有槍，咱們也有槍，他們有陪綁的，我們也有『老修』。來來來！咱們就帶着『老修』往裏擠，看他們敢把咱們咋樣了！」大家都說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興得拍手，清純又嫵媚。於是戰士們把牌子掛到我脖子上，女兵還很細心地把我衣領翻上去，用衣領墊着鐵絲。這使我更下決心非要與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卻發現她僅僅出於本能，並沒有什麼默默傳情的含意。
八個武裝戰士，排長領三個端着「破槍」在前面開路，兩個在我兩邊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後面壓陣。司機不能去，趴在車窗口啐唾沫，目送我們上「殺場」。果然這方法很有效，人群見到我們這支隊伍立即向兩邊讓開，人人都用驚喜的眼光打量我，因為外圍這些人看不見前面槍斃的場景，突然從後面躥出個掛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將上場的演員那樣感到意外的幸運。我聽見兩邊不斷有人問，「是槍斃的不是？是槍斃的不是？是槍斃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槍斃就會讓他們失望，不具有觀賞價值，使我不由得慚愧地低下頭去。
擠到接近「殺場」再也擠不進去了，前面就是陪綁的，並且有正式的武裝士兵押着，我們這隊冒牌的武裝戰士只好停在他們後面。八個農工兼戰士儘量伸長脖子朝前夠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種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掛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眾一樣欣喜雀躍地觀賞槍斃，也太不進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腦袋看四周的人群。這時，我驚詫地看到了過去從未見過的罪犯。
我長期在勞改農場摸爬滾打，犯法犯錯的罪人見過不少，可謂見多識廣。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勞改時，同勞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滿十八歲。這十八歲的右派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觀止》從《鄭伯克段於鄢》一直背誦到張溥的《五人墓碑記》。但滿腹文章不能充飢，1960年終於餓倒在田埂上，再也沒爬起來。後來進了「牛棚」，雖然稱呼我「老修」，但在那裏面我還算最年輕的，其實應以「小修」稱之才對。而現在站在我身邊的竟然是個不滿十歲的女童，胸前用細麻繩吊着一塊小紙牌。這樣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話說應屬於「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樣，在當時一般批斗大會絕對見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寫着這樣幾個字：
反動學生
×美麗因為這篇文章非虛構性文字，姓氏姑且以×代之。其實，那塊牌子已刻骨銘心，令我終生難忘。
美麗拉長着小臉，低着小腦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過了，現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動不動。顯然，最前排陪綁的人是在公審大會上一一點過名的，由真正的武裝戰士用大卡車押來「殺場」，站在後面陪綁的是類似我這樣身份的人，是各機關單位工礦學校奉命派人押來「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麗是學校押來的還是街道革委會押來的，她由四個中年人帶着，其中有個教師模樣的婦女。一個十歲的小「反動學生」居然要四個成年人看守押送，好像她有多麼重要或是像十三妹那樣武藝高強，但我看出來這四個人和押我的八個武裝戰士相同，是沾她的光，趁機來觀看槍斃的。在小說《習慣死亡》中，我把她父親安排在現場，實際沒有，緊挨着她的就是那個中年婦女，一臉既緊張又興奮的表情。我一點也看不見「殺場」上的情景，押我的戰士剝奪了我「受教育」的權利，齊齊地擋在我前面，我只能仔細地觀察美麗。
在夏日正午的陽光下，她一頭一臉髒兮兮的汗水，稀疏的額發沾在前額上，幹了的淚痕和鼻涕結成了痂，糊了個大花臉，她低垂着眼皮，緊抿着嘴唇，也不向兩邊張望，木然地像尊泥塑的雕像。忽然，我發現她已經是成年人了，她的神情雖然沮喪卻一點也不畏葸，面部表情倔強內向，一副「看你們把我怎麼辦」的樣子。我不由得暗暗地敬佩她並想向她伸出手去。但這會兒前面高聲喊了不知什麼話，那中年婦女善意地用手在美麗頭上擼了一把，說：
「別怕，別怕，這是跟你鬧着玩的！」
她的話音剛落，前方就「乒乒……」響起洪亮而又沉悶的槍聲，像我曾聽過的汽車爆胎的聲音。不止我和美麗，人們都顫了一下，但一陣就沒了，不再響了。這時，全場奇怪地靜默了十幾秒鐘，好像還在期待開槍似的。等明白再不會響槍時，人群突然轟一下地熱鬧起來，高呼大叫卻又不是喊政治口號，嘈雜的話語聲騰空而起。接下來，在士兵的驅趕下，人們逐漸向馬路邊散去，邊走邊回頭望，仿佛還意猶未盡。散場時，人們你推我搡，一轉眼，美麗就不見了。我始終沒看到美麗的全身，她有多高，是胖是瘦，那天穿的什麼樣的衣裳。因為她一直低着頭，臉上佈滿汗跡、淚痕、鼻涕，我也記不起她的臉龐，只清楚地記得她掛的牌子。
實際上，我們這群站在後面的人，包括押送牛鬼蛇神的革命群眾，都不能將槍斃人的精彩場面盡收眼底。即使最前面那排由正規士兵押着陪綁的牛鬼蛇神，距離空地中心地帶也有六七十米遠，何況士兵又選了荒地中的一塊低洼地執行槍決。然而，向馬路走的途中，誰也不承認自己沒有看見，都繪聲繪色地述說自己「親眼」看見了什麼什麼樣的妙景奇觀：槍口是怎樣對着人腦袋的，槍子兒是怎樣鑽進鑽出的，人是怎樣倒下去的，血是怎樣噴出來的，腦袋瓜子里的腦漿和着血「就像蘸上辣椒油的豆腐腦」，等等等等，這給我後來寫《習慣死亡》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七個男人一個個說得唾沫橫飛，只有性感女兵懊喪地說老實話：她啥也沒看見，白來了一趟。
到了我們卡車跟前，司機抄着手靠在車旁罵排長，狗日的！你聽錯了，啥槍斃一百多人，公審大會上一共才宣判了一百多人！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判無期徒刑，有的判監外執行，有的戴上「帽子」交群眾管制，真正挨槍子兒只有十來個。這次公審大會也不叫「公審大會」，叫什麼「一打三反動員大會」。我相信司機的話，每次政治運動都以整人和殺人開場，「一打三反」當然也不例外。司機埋怨，早知道這樣就不來了。司機幾乎天天開車進銀川，他並不稀罕來銀川市的機會。我們去「殺場」的九個人反而沒有等在馬路上的司機打聽得清楚，七個戰士怪罪排長，鬧着要排長掏腰包請吃飯。說，怪不得槍響一陣子就不響了，就他媽的槍斃十來個還讓我們往前擠，擠得滿身臭汗，都是你王八蛋的鬧騰的，早知道我們在車上看也一樣。因為性感女兵走在我們一群人後面，她是最後一個回到卡車邊的，在她替我摘掉牌子時，我裝着無意地問性感女兵，我旁邊有個小娃娃也是來陪綁的，她為的是啥？性感女兵一邊側着臉跟排長起鬨，一邊笑着對我說，聽帶她的人說是「喊錯了口號」。性感女兵的口氣一點也沒表現出這有什麼可詫異的，就像是四個大人把孩子領出來逛公園那樣自然。
八個人圍着卡車追打了一圈，排長終於擺脫了戰士們的糾纏，用命令的口吻喊：「上車上車！哪家都有飯，你們的婆娘還等着你們回家吃哩！」又安撫人們道：「咱們過了尹家渠，那裏有片瓜田，咱們吃它個狗日的！」於是大家又爬上車，人都上齊了，排長還是和來時一樣，拍了拍車頂，威風凜凜地喊了聲：「開路一麻斯！」卡車慢慢地從人群中掉過頭，向「家」和「婆娘」的方向開去。
我爬上卡車，站在高處向「殺場」望去，只見一群士兵還在低洼地四周忙碌，不知他們在忙些什麼。反倒是爬在樹上的那些娃娃在遠處看得清楚，所以最感到痛快淋漓的就是娃娃，一群群地追逐着用手比作槍的模樣，「乒乒乓乓」地互相槍斃對方，唐徠渠邊一片喊打喊殺的歡快的嬉戲聲。
這幫娃娃都是和美麗同樣大的孩子。
上了卡車，大家和來時一樣各自站立在原來的位置上。性感女兵還是站在我旁邊，大腿上那塊「白格森森」的肉仍然袒露在我眼前。我突然覺得那塊大腿肉變得既蒼白又無彈性，我也失去了觀賞的興致。我心中湧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慨，並非兔死狐悲的哀輓，也不僅僅是可憐被槍斃的人，而是對整個世界和人的深深的憐憫。這種情愫堵在胸中，使我一下子感到噁心，昏昏沉沉的，就像暈車的那種感覺。
卡車不一會兒就過了鐵路，到了尹家渠地界，果然看到一大片瓜田。車開慢了，緩緩地尋找哪一片有成熟的瓜。有個戰士本來就是種瓜的農工，非常內行，他說了聲「到了」，車就停了下來。戰士們興高采烈地跳下車，一個戰士高喊了聲：「鬼子進村！」一伙人全笑了，紛紛喊着「咪唏咪唏」、「花姑娘的有？」「嘶啦嘶啦的！」衝進瓜田，再現了電影《地道戰》《地雷戰》裏的場面，那是我們田間俱樂部里的保留節目之一。
瓜田旁的窩棚里有兩個看守瓜的公社社員，但對這群日本鬼子似的戰士視而不見，毫不過問。任何人一扛上槍就有了特權，何況拿公家的東西與自己無關，在當時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每人都搶了個大西瓜抱回來。戰士們的「破槍」上並沒有刀，但西瓜真的熟透了，用手一拍就裂成好幾瓣，戰士也遞了一大塊給我。我捧在手上，看着血紅的瓜瓤，想起剛剛戰士們說的腦漿，怎麼也難於張口，可是戰士畢竟是戰士，毫無所動，那個描繪腦漿的戰士和聽見這種描繪的性感女兵，也沒有表現出有什麼聯想，無所畏懼地啃着西瓜，連聲贊甜。我猛地悟到，在1966年到1968年之間我正在勞改農場，沒有見過「文革」的種種場面，聽說「文革」初期農建十三師也搞過武鬥，寧夏的武鬥還死了很多人，毛主席教導說，「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而我卻錯過了鍛煉的機會。戰士們包括性感女兵在內，在「文革」前期「經風雨見世面」的過程中，大約見識過不少，已經見怪不怪了。責怪他們殘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只能責怪自己在封閉的勞改隊中見的世面少，以致多愁善感，神經過敏。《地道戰》《地雷戰》及蘇聯老電影和阿爾巴尼亞影片中拍攝出的戰鬥血腥場面，不也是讓人欣賞的嗎，看槍斃人而無動於衷又有什麼錯呢？這八個農工兼戰士看押着我一路來回，不是對我也很友善嗎？他們雖是農工扮演的武裝戰士，但按理論上說我也是他們的「階級敵人」，而他們卻一點沒把我當外人，我有什麼資格責備他們不善良？悟出這個道理，我也捧着西瓜啃起來，真的很甜，並且解渴。
頓悟之後，吃完西瓜開車時，那一片「白格森森」的大腿在我眼裏又妖嬈誘人了，現在上面布着一層細密的汗珠，更有一種溫玉似的滑潤感。
然而，卡車很快就到了場部。一進場部戰士們馬上分道揚鑣，包括性感女兵也迫不及待地背着槍飛快跑回家，竟沒有一個人管我。排長也跑得不見了，牌子也沒人收了，任其撂在滿地西瓜籽的卡車上。我看了看牌子，上面還有一筆顏體行書寫的我名字，我一把將它撕掉，也獨自一人向連隊走去。
走在從場部到連隊的那條如「迷糊」說的連只狗都沒有的土路上，已經下午四點多鐘了。夏日的陽光還很強烈。和早晨的清新氣息不同，金黃的小麥和綠色的玉米高粱，經過正午太陽的照射，田野上莊稼成熟得濃香撲鼻。沒有風，香味四溢並向天空冉冉升騰，我仿佛能看見香氣的絢麗多彩。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氣。大自然的美麗和「反動學生」美麗，都提示我一定要在這美麗的世界頑強地活下去，並且要和那些農工兼戰士一樣快樂地活着。「看你們把我怎麼辦」！沒有什麼比活着並且快樂更重要的了。
走到我們連隊的蔬菜地。想想回去也沒「婆娘」等我吃飯，我還要等到食堂七點多鐘以後開飯才能捧着碗去打，還不如鑽進菜地里偷些西紅柿黃瓜一類的蔬菜充飢。
勞動改造的二十多年中我偷吃了太多的瓜果蔬菜，弄得我現在完全不吃水果，多好的水果都不吃。但那時我還是要吃的。我偷了不少成熟的黃瓜西紅柿，在小樹林中找了塊既僻靜又蔭涼的地方坐下來享受。
這時，我已經不再多愁善感了。一個人要成熟，僅是一剎那間的事。真的，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婦女所說，「是跟你鬧着玩的」。仔細回想，從「迷糊」帶我到團部，從跟團部武裝戰士去銀川「殺場」，從群眾圍觀槍斃如同觀賞演戲，一直到觀賞完槍斃後大嚼西瓜再回團部，今天一天沒有哪一個細節不是在「鬧着玩」。我在少年時期的1949年前，曾看過不少荷里活反映二戰的影片，也常有將人處以死刑的場面。我記得不管是好人處死壞人或壞人處死好人，在處決前都要舉行一定的儀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沒見到有什麼儀式，也許「公審大會」就是儀式吧？即使那是某種新的革命儀式，在臨槍斃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覺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沒把「殺場」準備妥當，從把犯人拉下來直到槍響，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鬧着玩」的，沒有絲毫要結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時必須有的莊重感和儀式感，難怪革命群眾感到不滿足，意猶未盡。
真是「鬧着玩」！但怎麼全民都會一起「鬧」一起「玩」，玩鬧得還非常投入，非常開心呢？到1970年，我已經勞動改造了十二年，在勞改農場與「牛棚」之間幾進幾出。在這十二年中，我雖掛塊牌子被批被鬥過，卻從未挨過打、下過跪、綁過繩、游過街、受過「逼供信」，更沒有遭到剪陰陽頭、戴高帽、塗花臉等等凌虐，自母親去世後已無「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無「人」可「亡」，在政治形勢稍有緩和時，我在革命群眾中還相當愉快，田間俱樂部是我至今還留戀的場所，是我性啟蒙的大學堂，使我受益匪淺。所以，我難以用一個受害的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觀察「文革」，卻很理解一般勞動群眾的心路歷程。我在那時就發現，批倒批臭了「資產階級管卡壓」，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時候，勞動群眾確實有種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熱情洋溢，高呼「萬歲」，積極揪鬥「走資派」。但勞動群眾是非常聰明並且講現實的，在他們發現真正被打倒的僅僅是些與他們毫不相干，遙不可及，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高層人物，平時直接對他們實施「管卡壓」的幹部卻一個個被「解放」，「掛起來」的極少，一般都變成「銅像」，有的甚至官復原職的時候，他們就感覺上面是跟他們「鬧着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這場「革命」中，他們除了可以因為開會多而少幹活之外，在物質上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生活水平沒有改善反而顯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於直接損害了勞動群眾根本的經濟利益。這樣，他們更加確定不疑地認為是上面跟他們「鬧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達不滿，更不能反抗的條件下，他們就不自覺地以擁抱政治、貼近政治的形式來疏離政治、玩弄政治。勞動群眾是非常會「鬧着玩」、非常會「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對上面提出的革命口號與提倡的高尚道德，他們非「鬧」得與其背道而馳不可。最後，「鬧」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現實離毛主席的理想越來越遠。但這決不能怪罪勞動群眾，因為「文革」並不是勞動群眾發動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運動群眾」，只能由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承擔責任。
「文革」時，上面召開的形形色色的批鬥會及發下的各種法規、制度、紀律包括「毛主席語錄」、「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勞動群眾決不會正正經經地對待，都以「鬧着玩」的手法將其稀釋成玩鬧。區別無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這種「鬧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雙向互動中不自覺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漸成為深入民間的民風民俗，以至於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體無意識。
當時的報紙上登有林副統帥語錄：「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這話並非林彪的發明，源於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更早出於黑格爾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題。確實，整個中國人都「鬧着玩」，有它哲學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中，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群眾確實沒有受剝削、受壓榨，因為勞動群眾早已把勞動場所變成娛樂場所了，在所有的勞動工地上都能「鬧着玩」，甚至對必須嚴格遵守、不遵守就會鬧出人命的技術操作規程，他們也會不惜生命地「鬧着玩」。他們的收入雖然微薄，但剛好符合他們「鬧着玩」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他們對自己付出的勞動善於稱斤論兩，國家別想占他們一點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學習」，「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可是兩個月才能看一次重複放映多次的老電影，一年中才能看兩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再沒有其他娛樂的情況下，他們會把所有的政治集會包括槍斃人都當成戲劇演出來觀賞取樂。正好，「文革」又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以別人的不幸來對比自己幸運，以別人的痛苦來取得自己的快樂，以別人的死亡來印證自己生存的機會。遭殃的人在這麼多中國人口中畢竟只佔少數，大多數中國人卻能夠從這不到一半人的災難中尋找到安慰，獲得優越感。譬如今天，僅僅槍斃了十來個人卻讓近萬人看得開心，可說是「犧牲了十來個，快樂了近萬人」。他們只有以「鬧着玩」的態度才能生存並感到快樂。不正經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經的態度應付。要正正經經地對待生活，最終結果只有自殺或抑鬱而死。對別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說明了人們對自己苟延殘喘的生命的珍愛，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態。對別人生命的冷漠已經成了我們民族的文化取向，滲入我們的血液以至骨髓。
請別認為以上是我現在的認識，那時我就領悟到必須不能正正經經地對待眼前發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連隊就被集中到「學習班」。因為毛主席指示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群專隊」改了個稱呼，叫「學習班」了。連隊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個「班」里。別以為「學習班」真學習了什麼，那是「跟你鬧着玩的」，我始終不明白「打」的是哪個「一」，「反」的是哪個「三」。好在「學習班」縮小了規模，不是以全團而是以連隊為單位，仍然和革命群眾一起勞動，我還有和女菩薩們見面的機會，所以日子過得還不錯。轉年到「九一三」，連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學習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間俱樂部後，發現「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眾更看透了，他們每天都變着花樣「鬧着玩」，讓我更加開心了。
「鬧着玩」的文化心態一直到今天還影響着我。至今，我回憶起「文革」當然會感到沉重，卻怎麼也不會嚴肅和莊重。後來我曾在不同場合跟作家朋友聊起我見過一個不滿十歲的女童掛着牌子到「殺場」陪綁的事，想不到竟有好幾位朋友說「文革」時期也曾在他們那裏發生過，毫不稀奇。殘忍的事發生多了，竟會沖淡殘忍本身，使殘忍變成一種常態。你所見所聞「文革」中的事件不論多麼古怪離奇，馬上就有人會說出另一件事比你說的更離奇古怪，以致你會失去再一次述說的興趣，這大概也是我們漸漸淡忘「文革」的一個原因吧。
後來，據說那天被槍斃的人中大多數都給予了「平反」。但我覺得他們的死總比在悲憤中悄悄地自殺和在「牛棚」里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要好些。一，因為槍斃他們的時候雖然人聲嘈雜，卻沒有一個人說他們「該死」；二，他們死亡時有近萬人來給他們送葬，也可說是很壯烈的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寧夏的樹木曾大面積地受到天牛蟲害，路邊碧綠的楊樹、柳樹幾乎都死光砍光，奇怪的是唐徠渠邊一排排曾爬滿娃娃的樹卻安然無恙。當年碗口粗的小樹已長成了合抱大樹，渠邊修建成公園，很是熱鬧。而深藏在那些合抱大樹中的年輪，當然有「文革」時期形成的。我們無法把那十年的年輪從大樹中剔除出去，如果我們非要將它開刀，剔除掉那些年輪，樹木也不能存活了。
還有美麗，還有欣賞槍斃和互相「槍斃」的孩子，現在肯定都有了孩子，被「文革文化」污染的血液，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往下流傳。
但人不是樹木，血液病還是可以治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