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9-1966年，江青與毛澤東「過不到一起」去的日子
筆者在《戰爭年代，江青與毛澤東的日常生活》一文中說過，延安時期，江青靠着中共固定成形的幹部生活待遇等級制度，享受着體制內所允許的諸多特權，卻並未滿足，還希望搞「特中之特」，只因為戰爭年代經濟條件有限，特殊化僅僅表現在醫療、交通工具等有限領域。同時江青畢竟還以毛澤東的生活為中心，盡到了一個妻子的責任，對其生活照料頗為上心。當然在戰爭年代後期也顯露出官太太那樣養尊處優，好支使別人等壞毛病。
江青進北京城後不久，就出現了與毛「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娛樂不到一起」的問題。據衛士李銀橋描述：
進城後，江青的講究就越來越有些苛刻了。每天早晨起來，我們衛士一定要向她問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一聲問候，她會沉下臉一天不愛答理你。她的早飯是在床上吃，床尾有個搖把，可以把床搖起一半，帶動着她坐起身。然後照顧她擦臉、漱口、將一個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飯擺在她面前。看電影有些外國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飯，江青要是身體沒病，胃口還比較好。早飯一般吃麵包。黃油，有時是小饅頭。有素小菜。多數是雪裡紅和鹹水煮蠶豆。有時用點醬豆腐。喝稀粥，不太喝牛奶。中午飯有些正規菜。她愛吃鯽魚，中午飯如果沒有魚。晚飯一定要有魚。鰱魚、胖頭魚也愛吃，喜歡刺多肉細的魚。對鯉魚只是偶爾吃吃。她也愛吃鰣魚，因為貴，吃的不多。馬哈魚她也很愛吃，當鹹菜吃。江青還喜歡吃小嫩雞，放在碗裏，比鴿子大不了多少。她還喜歡喝排骨湯，一般是弄成砂鍋，每頓飯不是排骨湯就是魚湯。蔬菜她喜歡吃蓋菜、空心菜、莧菜和芹菜，纖維要切成很短。如果身體不舒服，就將菜搗成菜泥。用勺子舀來吃。她不吃葷油，炒菜只用素油，講究清淡。菜里有時放點肉沫，有時放點香菇。木耳。以江青的身份。她的飲食算不得過分，有時甚至夠簡單。她的講究主要苛刻在口味上。除了廖炳福師傅適合做她的菜，其他廚師，包括毛澤東的炊事員，都做不出江青所需要的口味。這與毛的飲食習慣完全不一樣。毛是喜歡辣、喜歡咸，喜歡紅燒肉，而且要肥。這就產生了矛盾(《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39-140頁)。
李銀橋上述所說主要談食，至於休息，他說：
初進城時，江青也注意調節毛澤東的工作與休息，看毛澤東連續寫作十幾個小時，便設法叫孩子拉毛澤東出屋，一起散散步。偶爾也打一圈麻將。毛澤東不愛看電影，江青就說：「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們也看不上。」於是毛澤東便跟着江青來到含和堂看電影。坐下來。他還指指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我是來陪你們的，我不來你們也看不上。」(《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43頁)
由於兩人作息時間不一樣，夫妻即使生活在一個屋檐下，見面時間仍十分有限，以致1949年以後在毛身邊先後擔任衛士、副衛士長、衛士長的李銀橋，有毛「平時工作、吃飯、睡覺都是一個人，常有孤獨感」的印象。毛澤東在娛樂方面除了游泳、散步外，還喜歡跳舞，跳舞時一定要與一群青年男女熱鬧說笑。江青見不得這些。許多親歷者對二人的格格不入感受頗深。李銀橋說：
1957年毛、江住在杭州劉莊時，浙江省委組織了幾次舞會。因為毛澤東、衛士、保健醫生、秘書們同文工團里挑來的演員舞伴都熟了，大家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來一個高潮。「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擁上來的人們退潮一般退向兩邊，舞廳里出現一種尷尬的嚴肅和冷靜，那些想圍住毛澤東說笑的文工團的青年男女們都肅然分列兩旁，變成規規矩矩地鼓掌。毛澤東的身後走着莊重嚴肅的江青，她的目光莊嚴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緊張，不由人不敬而遠之。毛澤東還想用幽默的話激起大家的熱情和隨便，但是無效。大家說也規矩，笑也規矩，動作更規矩。毛澤東所希望的那種沒大沒小的隨便氣氛再也不曾出現。毛澤東皺起眉頭，心裏的不悅顯而易見。在沙發里坐下時，他朝我嘀咕一聲：『她一來就大煞風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44頁)。
丁宏章所編的《中南海紀實》一書引述當年參加舞會者的回憶：
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着黃面孔戴着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着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着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着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灑。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1950至1960年代中期在廣州負責接待的歐初也談到：
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開始這段時間，中國大陸各地流行跳交誼舞。廣東省委機關也經常舉行周末舞會，以活躍文化生活。毛澤東有次視察廣州，到省委大樓參加過一次舞會。毛澤東每次到場時，大家按照事先的約定，繼續跳舞，無人鼓掌。他離場也不張揚其事，往往悄悄離去。參加舞會的人都把與毛澤東共舞視為無上光榮。毛澤東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後約一小時就離開。辦公廳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澤東跳舞的人轉到另一位舞伴前面時就自動離開，由下一位舞伴接手。這樣一來，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幾個人得到陪毛澤東跳舞的機會，皆大歡喜。在廣東省委跳舞時，毛澤東一般很少說話，只顧隨曲起舞。他的舞姿如走路一般，很有個性。有次，粵劇演員陳小茶一見毛澤東到場，馬上邀請他跳舞。事後廣州市文化局領導專門提醒陳小茶，只要江青在場，奏第一首舞曲時應當讓江青陪毛主席跳完，否則不禮貌。江青到場，通常穿黑色連衣裙，在一群衣着樸素的機關幹部中顯得特別搶眼。她喜歡慢三、慢四節奏的舞曲，對《漁光曲》等30年代電影音樂特別感興趣。江青跳舞技巧純熟，姿態優雅，然而頗有架子，極少與舞伴交談。她選舞伴有些挑剔。當時廣州軍區一位中將副司令喜歡跳舞，但江青與他跳過一次後就有意避開他，據說江青嫌這位中將舞姿不雅。陪江青跳得最多的，還是她自己的警衛(《江青在廣州：跳舞有意避開某中將喬裝逛花街》)。
李銀橋是1962年離開毛澤東去天津工作的，其他人的見聞也大致集中在1950年代-1960年代中期這段一時間。此時，江青除了在舞場上把她高傲，挑剔，架子大，令人難以接近的性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外，生活其他方面也體現出她不再以照料毛澤東生活為中心，而顯示出突出個人需求和享受的傾向。
一是追求所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情調」。
毛澤東的弟媳朱旦華說，1959年在廬山，江青曾親口對我說：「我現在成了廢人，怕風，一吹就病。一動滿身虛汗，上個山差點休克了。醫生囑咐我要稍微活動，不能着涼，不能被風吹着，不能穿濕衣服。我活動一下，跳一次舞就要換衣服。誰也想不到我有病，還以為我是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了」(《毛澤民夫人評價毛澤東的婚姻生活》)。江為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表現辯解，卻只舉出跳舞換衣服頻繁這件事，並以患病為理由。其實她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遠不止這些。李銀橋說「每天早晨起來，我們衛士一定要向她問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一聲問候，她會沉下臉一天不愛答理你。」這個壞毛病是從哪裏學來的?李提到「看電影有些外國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飯」，這個聯想有道理。江青雖然曾在「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混過一段時間，目睹了上海灘的浮華生活，大多數時間仍處於困頓不堪的境地，有時甚至飯都吃不上;1949年以後多次去蘇聯，見過一些歐式風格的豪宅和日常用具，但終究是在已把俄羅斯舊貴族驅逐一空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體會不深。所以起床時要衛士趨前問候，早飯要在床上吃這些把戲，大抵擺脫不了外國電影中貴族夫人生活的樣版。這個山東木匠的女兒對歐洲貴族文化一無所知，卻錯把「杭州當汴州」，以為所謂尊貴生活就是電影中的那副模樣，把本應當「打成一片」的革命同志(按照毛澤東的理論)——衛士當成可隨意呼來喝去的僕人，從中實在難以看出她對勞動人民有「那麼深的感情」。
江青對所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情調」的追求還表現在玉泉山一號樓小游泳池的修建上。衛士馬武義說：「1953年9月的一天……汪東興同志從後門來到主席身邊，滿面笑容地說：『主席，給你蓋了棟新房子，今天天很好，去看看吧!』『哦!那好哇，去看看去。』」(《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卷，第582頁)。這座新房子是高而大的平房。包括擺放着4棵芳香佛手的正廳，正廳左側的警衛值班室，放着鋼琴和乒乓球桌的100多平方米的娛樂室，東西向的長走廊，5套內有衛生間、設備齊全的標準間，兩則全為玻璃窗、寬4米、長20餘米的花廊，兩間高大寬闊、所有家具都是蘋果綠色的毛澤東臥室和辦公室，屋內所有窗簾都是3層，整個室內都鋪着厚實的駝毛澤東地毯。該住所還包括電影廳、會客廳、餐廳以及江青張羅建的一個室內游泳池。整個游泳室不過百平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齊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還有一塊雙人床大的沙灘(《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卷，第584頁)。江青張羅的這間室內游泳池，山石花草，流水潺潺，還有雙人床大小的微型沙灘，這不是在追求典型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的情調「嗎?只是毛澤東不喜歡它，一次也沒用，並用自己的稿費5億元(指幣制改革前的舊幣，相當於新幣5萬元)支付了修建費用。
與此呈鮮明對照的是，1949年以後全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大規模思想改造運動，要求每個人都要過「革命化生活」。被稱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專家教授，出身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子女與普通工農大眾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做派，均被指責為生活習慣醜惡、剝削階級思想作風沒有改造好而遭到嚴厲批判。有過那個時代生活經歷的人都知道，當時戴手飾、耳環，擦香水，穿奇裝異服，甚至戴手錶都被認為是思想改造不徹底，好顯擺，被身邊的積極分子們偷偷報告給黨組織，作為下次政治運動的預選鬥爭對象。奇怪的是，江青對這些貴婦人生活的追求卻沒有人提出批評。
二是江青在飲食口味上不再將就丈夫，自己吃自己的，因此違規設置了專用廚師。
毛澤東喜好湖南菜，特別是湖南鄉間「小地主」人家常吃的菜。李銀橋說，有一次保健醫生徐濤在座，「他用譏嘲的眼光斜看徐濤：『就你懂得飲食科學?你到我這個年紀未必有我這個身體，我看小地主就比大資本家活得長』。」(《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08頁)徐濤於1957年5月離開毛澤東保健醫生的崗位，由李志綏接任。此話當是在此之前說的。但這種飲食觀與一直嫌毛澤東在餐飲上「土」氣的江青並不一致。為毛家小灶當值的廚師說，江青不吃蔥、姜、蒜一類有刺激性的食物，毛澤東特別喜歡吃，如果桌上沒有辣醬和蒜泥一類的東西，就說菜沒有味道。毛澤東特別喜歡吃肉，紅燒肉、扣肉、米粉肉、肘子都喜歡吃。江青呢，看見肥肉就搖頭，只吃一點裏脊肉……(《我給毛澤東當了23年廚師》)。如果說戰爭年代江青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對這些辛辣、油膩類的食材並未公然反對，進城以後則明顯表示出排斥態度。兩人發生激烈衝突的標誌就是「紅燒肉事件」。李銀橋回憶說，有一次毛要求搞一碗紅燒肉來吃，遭到江青阻攔，說「紅燒肉不要弄。什麼好東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農民習氣。」毛吃飯時，見只有魚，沒有紅燒肉，發了脾氣。事後毛聽說江青說他是「土包子」，沉下臉來說：「不錯。說對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民的生活習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開。今後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這樣定了。」以後，毛澤東和江青分開吃了。即使在一個飯桌上。也各是各的飯，各是各的菜。毛澤東從未動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時時嘗幾片毛澤東的菜(參見《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第108-111頁)。
毛澤東與江青吃不到一起去，分餐，沒什麼，但分餐並不意味着要為江青專設廚師。同一位廚師可以為做油膩的紅燒肉，可以全用豬油為毛炒青菜，也可以為江青做用素油炒的清淡菜。1954年就到毛家做飯的韓阿福師傅就說，「剛開始，毛主席和江青在一個灶上吃飯，我們就覺得不好搞。有的東西，江青愛吃，主席卻不愛吃;有的東西，主席喜歡吃，江青卻不要」;「做菜時我們要充分考慮到毛主席的口味，有時要單給主席搞一些菜吃」(《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19-20頁)。可見這種工作模式是可以用的。毛家單獨為江青配備了專用廚師廖炳福(後來是程汝明)。這一做法明顯違反了中央領導人生活特別保障體制的規定，其他中央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的家中都只有一位廚師，沒有單獨為某位家人配備廚師的情形。
三是在上海等地為她個人修建專用別墅或對住所進行特別裝修。1960年9月，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下令建造西郊賓館，毛澤東從1962年起入住。「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王力說，「柯慶施給毛澤東主席搞了個單獨的、適合毛澤東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時也給江青搞了個相當於毛澤東主席標準的別墅」。1966年4月6日，在上海成立由江青主持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筆桿子王力、吳冷西、陳亞丁、尹達等人都住在錦江飯店，江青則另住在專用別墅里，每天都從別墅到錦江飯店來看他們，談談話，看看電影(《王力反思錄》下冊，第20頁)。葉永烈着《江青傳》中還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細節。據該書描述，1962年春，陳雲和夫人于若木來到上海，被安排住進太原路上海交際處管理的一幢房子。剛進門，就覺得屋裏特別豪華和奇特：綠色的地毯、綠色的沙發、綠色的窗簾，就連桌子、馬桶、馬桶蓋上，也鋪着綠色的絲絨!陳雲覺得奇怪，這房子他曾住過，室內並沒有這等特殊裝飾。一問，才知此處後來江青住過。她說她喜歡綠色，綠色使人心境愉悅。她要求上海交際處照她的意見，對屋內裝飾進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對警衛處長說：請你向交際處負責同志轉達一下，這幢房子的裝飾很彆扭。我的意見是把這些窗簾都取下來，換上原來舊的。換下來的窗簾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供應群眾。「交際處負責同志頗為為難，說道：那還去請示江青同志。」因為江青同志說不定哪一天會再來住些日子，看到裝飾變了，會發脾氣的。據云，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裝飾的房子，還有三處(第231-232頁)。葉的這些說法有多少真實性，無從考證。但江青在外地住宿時的特殊要求於此可見一斑。
四是醫療保健待遇遠遠超過其他中央領導的夫人，多次專程赴蘇聯治病療養。
江青在1950年代體弱多病，從1949年到1956年前後4次到蘇聯去治病。第一次是1949年5月。江青得的扁桃體炎，高燒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體切除手術。在那裏她靜養了7個月，於11月回到北京。第二次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區疼痛，發高燒，用青黴素消炎治療，大約治療和休養了11個月才回國。第三次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宮頸癌，在莫斯科進行治療，不久回國。第四次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宮頸癌惡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醫院裏。她這次的病很重，身體衰弱，情緒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險。在給她做放射治療時，一邊輸血一邊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脫離了危險。她吃不慣蘇聯的飯菜，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飛機運去了活魚、香蕉、蘋果、茄子、西紅柿和其他新鮮蔬菜。在她情緒比較好的時候，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發出邀請，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請她並談她的健康問題，江青面帶微笑。回到別墅，江青覺得在克里姆林宮沒有吃飽，坐下來又吃中國可口的飯菜(參見《秘書披露：文革時期江青生活作風有沒有問題?》)。曾經在江青赴蘇期間擔任其翻譯的蘇聯資深外交官、漢學家顧達壽，回憶他第一次在莫斯科見到江青時的情景：一個漸近寒冷的傍晚，我隨衛生部四局的同志，驅車前往莫斯科郊區軍用機場迎接江青。從專機上走出來的中國第一夫人，一身灰綠色薄呢大衣非常醒目，配上異常精美的黑色皮靴，顯得美麗動人。她身材適中，姣好的面容和白皙的皮膚，配上一副深色眼鏡，舉止真不失雍容高雅。後來我才知道，江青曾是上海演藝界的一位絕色演員。我第一眼見到她，覺得她才30歲左右(《有多少人了解江青?》)。顧達壽對具體時間可能記錯了。江青到莫斯科治療子宮頸癌是在1955年，不是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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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等級分配各種資源的毛澤東時代，江青的醫療待遇遠遠超過她的幹部級別，也超過了政治地位與毛相差不多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夫人。據說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曾提醒周恩來要堤防江青時，周嘆了一口氣說：「我對江青仁至義盡。1945年我在重慶，江青要看牙齒，我特地飛回延安將她接來。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蘇聯治病，還不是我給安排的。」(參見夏繼波《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關係之對比與辨析》)
五是一年四季動用國家交通工具和療養資源，到各地休養。
進城之後，為了照顧江青的政治地位，當時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喬木副部長因人設事，專設一個電影處，讓她擔任處長(據于光遠的說法)。但她並不去上班，只是佈置處里的人看電影，也不提任何要求。1955年中央領導人商議，給了她一個毛澤東秘書的名義(相當於副部級)，也是為了便於照顧毛的生活。江青因此自己對治病和照顧也更挑剔。她去看望多年養病的林彪，請林彪介紹經驗。林彪說了三不：不見陽光，不聽噪音，不吹涼風。帘子要黑的，空氣要溫的，地毯要鋪滿。此後，江青住在哪裏都要求將地毯鋪滿，以保證室內安靜。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樣?據其身邊工作十幾年的同志講，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個月。每年過了國慶節(有時國慶節前)就到廣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5月、6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從北戴河回來，過了國慶節，又去南方，像候鳥一樣，幾乎年年如此。唯獨1967年，江青死死地呆在北京，哪裏也沒去(參見閻長貴《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江青到外地時，對接待的要求相當苛刻。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廣州時，由於怕聲響，要求負責打掃的園工不能用掃帚掃落葉，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撿拾起來。她對周圍的工作人員動輒斥罵，對老專家大夫頤指氣使。這段時間裏，江青聲稱自己不能聽到飛機的聲音，為此竟要廣東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飛機掠過。結果她住廣州的最後一個多月，城北的白雲機場關閉，民航客機不得不在軍用機場起落。
二、極力維護夫妻名份
江青最後一次到蘇聯治病時，蘇聯醫生曾解答了她關於醫療上的各種問題，並提出一年之內不能同房。江青馬上乾脆地回答：「我們早就不在一塊，我同毛澤東同志是政治夫妻!」(葉永烈《江青傳》，第230頁)
當然，自認為「政治夫妻」的江青從未放棄維護自己的「生活夫妻」地位，對毛澤東有關前妻楊開慧、賀子珍的言行極為敏感。
有一篇標題為《康生改換門庭的本事》的文章，曾刊登在《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21期(11月上)(《人民網》2013年12月06日轉載，題目改為《康生幫江青度難關：建國前不讓賀子珍進京》)。文中說：「建國前夕，當聽說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即將從蘇聯回國時，江青方寸大亂。在康生的一手導演下，賀子珍回國後連北京都沒讓進。」該文不知是什麼人寫的。只要稍稍具備一點中共黨史常識，都清楚賀子珍進京受阻與康生沒有任何關係。就算康生一輩子幹了很多壞事，最終在政治受到清算，但冤有頭，債有主，實在沒有必要在毛澤東逝世快40年後的今天，仍沿襲「文革」遺風，幹這種把所有屎盆子都扣在倒霉蛋頭上的勾當。
賀子珍從蘇聯回國後，一直在東北生活。1948年底她在瀋陽對毛過去的警衛員吳吉清說：「毛主席有信來，我們準備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不久，妹妹賀怡徵得毛澤東的同意，由石家莊去瀋陽陪伴賀子珍。臨行前，毛澤東說：「你讓賀子珍到這裏來，這是歷史造成的事實了，我們還是按照中國的老傳統辦吧。」(《毛澤東和他的百位親屬》第69頁，資料來源於《賀子珍的路》一書)賀怡去瀋陽陪伴賀子珍是什麼時候?《毛澤東和他的百位親屬》說是1949年5月之前。毛本人1949年3月25日入駐北京，此後賀子珍把李敏送到北京香山毛的住處，又給毛寫信訴說自己的寂寞，還接到過李敏從北京的來信。可見毛說「讓賀子珍到這裏來」，是指到北京來，這與賀子珍說「住在羊肉胡同」相契合。但說1948年底賀子珍就知道要去北京，住在羊肉胡同，可能不太靠譜。當時北京尚在國民黨將領傅作義手裏，直到1949年2月，才與解放軍達成協議，宣佈和平解放，交接城防。賀子珍怎麼會在幾個月前就知道可以入住北京城，並點名說要住在羊肉胡同?令人不解。
賀子珍5月進京，途中受到兩位自稱是組織部的幹部攔阻，困頓天津。說這事是康生乾的，沒有一點事實依據。康生時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只是一隅大員，勢力不可能延伸到京、津一帶，派人攔阻賀進京，根本不具備可能性。況且康、毛當時的關係並不好。據《康生評傳》所附大事記記載，1949年6月，中共華東局機關遷至上海，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離魯去滬(意思是想當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央沒有表態。康生甚為不滿，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先於是在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在青島榮成路四號別墅養病1年，1950年5月初至7月中旬又去杭州養了兩個多月，從1950年7月23日到1955年在北京醫院養病5年。自感到「中央不信任」的康生，在這時候貿然插手毛澤東的家庭事務，派人去阻攔賀子珍進京，除非吃了豹子膽!此事是否與江青有關係呢?查《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49年5月5日，毛澤東曾派人把民主人士柳亞子從頤和園接到香山敘談，做陪的有朱德、江青及李訥，可見那時江青還沒有離開北京。5月21日，毛在給柳的覆信中說「各信及大作均收敬悉，謝甚!贈我瓊瑤，豈有討厭之理?江青攜小女去東北治病去了」。毛說江青及李訥去東北治病，是因為不便明說二人赴蘇，卻可以證明江青離開北京當在5日之後，21日之前(葉永烈《江青傳》說她4月赴蘇，筆者一度採信，看來是錯的)。如果江青臨走之前聽到一點賀要進京的風聲，按她的脾氣秉性，會在這個關鍵時刻對隨時可能威脅自己「第一夫人」地位的「危險」置之不顧，跑到蘇聯去治病?她到莫斯科後，蘇聯醫生沒有發現有什麼器官性的疾病，很快便轉到療養院去，優哉游哉地療養了幾個月。即使此間聽到什麼風聲，她也會立即趕回北京維護自己在毛家的地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只能說明一點，即賀進京一直是在知情人極為有限的情形下秘密進行的，除了毛和賀家姐妹外，他人並不知情。
問題的根子還在毛本人。毛處理與賀的關係，背景是江青已於5月赴蘇聯，開國大典舉行後才回國。毛澤東對賀的妹妹賀怡說「讓賀子珍到這裏來」，可能是一時感情衝動，表明他對賀還是有感情的，卻沒有考慮兩任夫人齊聚京城可能帶來的麻煩。後來想明白了，必然要阻止賀入京。所以那兩位自稱組織部門的幹部，無論是毛親自派去的也好，還是由其他領導人派去的，得到毛的默認也好，都反映了毛本人的意願。毛澤東自食前言，作為彌補，1949年8月，他派衛士閻長貴送李敏到天津與賀同渡暑假，以後賀到上海，李敏在寒暑假時抽時間前去陪伴，都是毛主動提出或者同意的。
1959年在廬山，江青察覺到毛澤東會見了前妻賀子珍，也曾對毛出言不恭。
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一書曾披露王光美的一段回憶：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20幾號，毛主席的衛士給我們辦公室的劉振德秘書打來電話，說毛主席邀請我到蘆林水庫游泳。我感到意外：毛主席怎麼突然約我游泳?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別的事，我就趕緊找出遊泳衣。臨出門前我覺得有點冷，又找了雙絲襪穿上。少奇看了我一眼，說：「噢，還穿絲襪!」
蘆林水庫離毛主席住的「美廬」很近。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經常來這裏游泳，有時就邀請一些別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隨便聊一聊。聽說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應邀來這裏同主席一起游泳。
我到蘆林水庫的時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個招呼，就下去遊了。我問主席：「看我游得怎麼樣?」主席說：「你游得及格。」後來休息的時候，主席又關切地問我：「少奇同志身體怎麼樣?」我告訴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還沒有好。最近因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勞，所以到了這裏也沒有參加什麼活動。」毛主席聽完後，認真地說：「請你轉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嘛!開完會後讓他找個地方休息休息。」
……
這期間毛主席又幾次約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同志來電話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業夫同志還坐了汽車來找我。
後來江青也上了廬山。她是從廣州過來的，還帶了幾個幫助她攝影的攝影師。她上山後，整天忙着選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們去蘆林水庫游泳。我們到了那裏，見到江青，還有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靜，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同志的夫人余叔也來了。大家說說笑笑，江青還為我們照了張合影。不一會兒，不知什麼人打來電話，告訴江青說天上的雲彩過來了，請她快去攝影。原來她已經在廬山仙人洞選好了景，派人在那裏等着，雲彩一來就去照。江青立即撂下我們走了。於是我們就下水庫游泳。毛主席也遊了。
游完泳上來已經是晌午，主席留我們吃飯。飯擺好了，江青還沒有回來，催了兩次，仍不見蹤影。大家說：「請毛主席先用餐，好早點休息，我們等江青同志來了再吃。」毛主席說：「咱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坐好，江青回來了。她一見這場面很不高興，立即沉下臉來，生氣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說什麼。我沒想到，江青當着這麼多人還有孩子們的面，說出這樣的話，很是意外，只好裝沒聽見，忙給她讓座，問她攝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靜下來。後來，毛主席為江青那天拍的廬山仙人洞照片題了「暮色蒼茫看勁松」的詩。
江青當着這麼多外人的面，說出這麼不得體的話，確有前因——就是毛澤東不久前在廬山約見賀子珍。在中共歷史上，高級領導人出現生活變故，離婚再娶之事頗多。但許多新夫人對其前妻及子女並未表現出極力排斥的態度。江青個性強，喜怒哀樂多在公開場合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就家庭關係而言，這種處世方式在「文革」前主要體現在兩件事上。一是1957年1月，《詩刊》創刊，發表了毛澤東詩詞18首。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曾是毛澤東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的「閨密」，記起當年毛曾寫過一首《虞美人》詞，楊開慧給她看過。於是給毛澤東去信，請求毛把舊作《虞美人》抄寄贈她。5月，毛寫回信給李，說：「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寫了罷。有《遊仙》一首為贈」：「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蝶戀花·答李淑一》)據說江青對此詞極為不悅，當着毛澤東大聲說「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並給在上海的導演鄭君里寫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參見葉永烈《江青傳》，第234頁)。二是毛澤東1959年召開廬山會議時秘密會見了前妻賀子珍。賀子珍當是住在南昌，7月8日由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和副省長方志純的夫人朱旦華(原毛澤民妻子)陪着上山，與毛澤東見面談話。本來第二天還準備見面，卻有工作人員告訴賀「毛主席有事已經下山，請你也馬上下山」。這是因為當天晚上，在杭州的江青已獲悉賀子珍上廬山的消息，連夜給毛澤東打電話，立即從杭州趕往廬山(同上書，第239——242頁)。
江青與毛澤東難以做「生活夫妻」，只能各過各的。但她在政治上的敏感卻頗受毛澤東賞識。江青知道自己應當扮演這樣的角色，也樂於扮演這樣的角色，兩人的日常生活逐漸脫離了一般家庭的固有軌道。
「文革」風起，江青以「文藝革命旗手」的身份從重重帷幕之後一躍而進入政治舞台的聚光燈下。其實，江青從1963年起搞京劇「改編」，「文革」前夕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搞所謂林彪委託的「軍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已然把「政治夫妻」的生涯演繹得有聲有色。「文革」中，她在公開場合經常掛在嘴邊兒的一句話，就是「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大家啦」，儘管此時與毛並不住在一個屋檐下，甚至很長時間見不上一面。
三、「文革」中江青的普通一日
毛澤東發動「文革」以後，「新中國第一家庭」的日常生活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夫妻從分食發展到分居，江青真正過起了獨自一人的生活。一開始，住在釣魚台國賓館的江青，下午只要不開會，幾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澤東，也就是「回家」。但從1973年起，毛在生活上討厭起江青了。有一天毛問汪東興，誰能擋住江青不讓她到我這裏來?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後，江青去看毛確實受到警衛戰士的阻攔。江青的司機李子元說，有一次，江青要到中南海游泳池去，當車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個路口時，被值勤的警衛戰士擋住，江青說：「你看我是誰?我回家你怎麼擋?」警衛戰士理直氣壯地說：「這是上面的命令!」氣得江青要打警衛戰士，警衛戰士仍然堅持不讓車過，江青無奈，不得不讓汽車改道，取消了這次「回家」之行(閻長貴《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就厭惡見到江青嗎》，《炎黃春秋》，2008年第8期)。直到1975年12月26日毛的生日，不僅毛的女兒李敏、李訥和身邊工作人員吳旭君、俞雅菊等來到游泳池住地參加生日宴會，很長時間見不到毛的夫人江青也趕來了。半年前，毛曾特意吩咐：「沒有我的同意，不許打開鐵門」(即毛住所的最後一道大門)。這是特意針對江青的。這次江青進了門，還帶來了在釣魚台做好的毛喜歡吃的胖頭魚湯和肉絲炒辣椒(參見《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108-109頁)。這是毛澤東與江青最後一次共同進餐。
那麼，搬入釣魚台後，江青的日常生活是個什麼樣子?「文革」之前，江青雖然已官至副部級，因沒有具體工作，也沒有配秘書。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立後，江青以第一副組長的身份處理黨政事務，確有配備秘書的需要。她的第一任機要秘書閻長貴從1967年1月9日起幹這項工作，整整1年之後由楊銀祿接任，楊幹了5年半。下面就看一看他們眼裏的江青是怎麼渡過普通一日的。
閻長貴說：
我一般一天取兩次江青批示過的文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有時候江青要立即發走和處理的文件，她就按鈴叫我馬上去取。在江青的辦公室、臥室和餐廳，都安裝着叫秘書、護士、服務員和警衛員的電鈴，按規定，電鈴響一下是叫秘書，響兩下是叫護士或服務員，響三下是叫警衛員。……我每天的工作大體就是這樣，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覺了，我一時一刻都不能離開，也沒有休息日。如果她按鈴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她每天除工作和開會外，就是看樣板戲、看電影。每天午飯時，警衛員和護士要挑幾個電影片名送給江青，由她選定一部(閻長貴《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文史參考》2012年第5期)。
閻長貴在1968年初因處理一封群眾來信的小事，被江青下令押送到秦城監獄裏蹲了7年多的號子。
接替閻長貴擔任秘書的是楊銀祿。他對江青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已稍有不同。
楊銀祿說：
江青由於植物神經衰弱和多年養成的習慣，晚上難以正常入睡，她喜歡熬夜，用各種方法打發時光。她和常人的生活習慣正好翻了個個兒。
就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開始說起吧。
在正常情況下，江青每天下午1時左右醒來，先是打幾個慵懶的哈欠，再象徵性地張開雙臂，做兩個擴胸運動，然後準備起床，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習慣地伸手打兩聲電鈴通知護士。護士聽到鈴聲，便把事先準備好的漱口水、麥片粥用托盤快捷輕盈地端到江青的床邊，小心翼翼地放在床頭柜上，然後慢慢地將厚絨布窗簾拉開半邊，透進一點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護士幫助她漱口、吃麥片粥;而後又幫她換上另一件睡袍，攙扶她到衛生間解大小便、洗手、洗臉;再往後，護士給她脫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襪，這才到辦公室辦公。
江青到辦公室後，閱讀、閱批文件、看資料是每天的必修課。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徵。她在寬敞高大的辦公室里體味着權力、地位、高貴和柔和的燈光。辦公時，她習慣吃些新鮮可口的水果，仿佛為了消解一種生命的緊張。她辦公的時間多則一個小時，少則幾分鐘。興奮中常常夾帶着一些煩惱和不安，每天的內心活動和表情都深不可測。然後，她打鈴3下通知警衛員準備到室外散步。散步時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有時學開汽車。江青騎馬的技術高超，馬背上的江青神氣活現。散完步，即到17號樓，或是打撲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電影。在17號樓一般要消耗兩個小時。警衛員估計她玩兒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藥送到她手裏，吃完藥回到她的住樓吃午飯。
江青的午飯一般是下午4時左右開始。飯後，她再吃一次鎮靜藥，由護士攙扶到臥室上床睡覺。下午6時左右起床後，中央有會就去參加會議;沒有會，看半個小時的文件，就再到戶外散步、騎馬、開車，到17號樓打撲克、打兵乓球等。晚上8時左右，回住樓吃晚飯。晚飯後，約上住在釣魚台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後來還有王洪文，到17號樓禮堂看電影。有時還約上電影界的導演、攝影師、燈光、美術及著名演員陪看，說是教他們學習文化藝術。有時看外國原聲電影，就請去外語翻譯。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對電影尤為着迷，有時一連看兩三部電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覆看。我們說：「江青看《紅菱艷》，百看不厭。」如果她出去參加會議，無論回到住地多麼晚，也到17號樓看上一部電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寬大的銀幕前才能使過去的時光重現。她看完電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樓睡覺。
回住樓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藥;回住樓之後，洗澡、漱口、沖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後，吃第二次安眠藥，上床之後，再吃第三次安眠藥。護士還要在她的床頭柜上放一份備用安眠藥。凌晨4時左右，江青帶着無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進入夢鄉。
江青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天的生活(《秘書楊銀祿回憶：江青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華》2009年第11期)。
從二人的回憶看，江青的作息時間較之戰爭年代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李銀橋曾說即使在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期間，她的生活起居仍極為規律，清早即起，入夜即睡，所以跟習慣於晚上辦公，清晨入睡的毛澤東「過不到一起去」。到了1967年，給江青當秘書的閻長貴每天上、下午各給她送一次文件，可見她上午還是辦公的，只是什麼時間開始辦公尚不清楚，但筆者估計不會太早。最明顯的例證是1967年7月20日凌晨，武漢部分軍人和「百萬雄師」成員衝擊東湖賓館，直接威脅到住在那裏的毛澤東人身安全，甚至讓北京方面懷疑發生了「兵變」。令人不解的是，雖然武漢方面早在20日早上就把此事報告了北京，在京的主要領導人林彪、周恩來與毛的夫人江青等人卻一直拖到下午才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應對之策。丈夫遇險，妻子急於營救乃人之常情。江青在下午討論局勢的會議上又極力主張林、周親赴武漢險境，可見並非對毛的安危漠不關心。為什麼整整一個上午在京最高領導人都沒有緊急會商?唯一的合理解釋是，毛夫人江青在20日上午依然擁枕高睡，身邊工作人員直到她醒後才告知「720」事件的發生。因江青獲知時間太晚，會議只能推遲到下午舉行。到了1968年以後，楊銀祿擔任秘書期間，江青的作息時間基本成型——每天13時起床，吃過早飯後辦公及娛樂;16時吃午飯，然後午睡;18時起床，辦公或娛樂;20時吃晚飯，然後看電影，次日凌晨4時入睡。從作息時間上講，此時的江青與毛澤東十分接近，可惜他們再也沒有共同渡過一天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