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從廢止終身制到第三共和——中國當代自由主義思想人物史之十
說明：筆者原擬就幾個關鍵思想轉折向嚴家祺先生本人求證，因高齡精力不濟等原因未能成訪。因此本文嚴格依據其已經公開的著述、回憶錄和同時代資料。這樣既尊重老人，也交代史料邊界。
一個思想人物的價值，有時要幾十年以後才能看清。1979年，三十六歲的嚴家祺參加理論工作務虛會，提出「廢止終身制」。那時中國剛剛走出文革，毛澤東去世不到三年，「領袖終身掌權」仍是中國政治幾乎未經反思的傳統。嚴家祺後來回憶，「廢止終身制」這個用語，就是他在這次會議上明確提出的；鮑彤多年後也確認，自己記得最早在務虛會上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嚴家其。
近四十年後，2018年中國修憲，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已經流亡海外近三十年的嚴家祺再次公開反對，要求保留這一限制。歷史仿佛轉了一個圓圈。從青年嚴家祺到老年嚴家祺，真正沒有改變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一個現代國家，怎樣防止最高權力重新屬於一個人？
一、從理論物理走進政治學
嚴家祺1942年出生於江蘇武進。1959年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習應用數學和理論物理，1964年畢業後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後來轉向社會科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
這個知識背景很重要。中國八十年代知識分子大多從文學、哲學、歷史或者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政治思考。嚴家祺卻帶着明顯的自然科學訓練痕跡。他喜歡問：國家是什麼結構？權力怎樣產生？最高首腦如何更換？任期應該多長？國家元首與軍隊是什麼關係？中央與地方怎樣分權？政黨與政府是什麼關係？
這些問題後來構成《終身制和限任制》《國家政體》《首腦論》《權力與真理》等著作的基本主題。僅《首腦論》1986年出版後就產生很大影響；他與妻子高皋合作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也成為八十年代重要的文革研究著作。
嚴家祺因此不同於許多啟蒙知識分子。他首先不是追問什麼思想是真理？是追問：怎樣的制度才能使權力不再成為災難？
二、文革以後，他沒有滿足於「壞人幹壞事」
文革結束以後，中共對災難的官方解釋逐漸定型：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林彪、「四人幫」利用這些錯誤；恢復正確路線以後，社會主義制度仍然可以繼續運行。
嚴家祺沒有停在這裏。1979年前後，他寫《王朝循環原因論》《專制主義的兩個特徵》等文章，把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政治與現代最高權力結構放到一起考察。他後來回憶，這一時期已經開始從「終身制」、國家元首和軍權等角度研究中國政治。這個轉變非常關鍵，因為問題從毛澤東為什麼犯錯誤？變成為什麼一個人能夠擁有犯下如此巨大錯誤的權力？
傳統政治思維尋找明君，現代政治思維防止暴君；前者相信換一個好皇帝，後者追問為什麼還允許皇帝存在？嚴家其真正開始走向現代政治學，就是從這裏開始。
三、1979：為什麼必須廢止終身制？
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是文革以後中國思想解放的重要節點。會上討論領袖、人民、真理、民主、歷史等一系列過去不能討論的問題。其中一個尖銳問題就是：領袖應該終身任職，還是應該有明確任期？嚴家祺明確提出「廢止終身制」。
這裏不能製造另一個個人神話。中國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不是嚴家祺一個人推動的。文革結束後，中共本身面臨幹部老化、老人政治、權力交接和華國鋒「接班人」模式等現實問題。鄧小平隨後也明確提出制度改革，並推動幹部退休和新老交替。
嚴家祺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他把一個幹部人事問題變成了政治制度問題。不是某一個老人應該退休，是任何人都不應該終身掌握最高權力。這兩者看似只差一步，政治含義卻完全不同；前者解決誰下台，後者解決以後所有人怎樣下台。這就是制度。
四、從「終身制」進入「政體」
嚴家祺隨後越來越系統地研究國家政體和最高權力。1983年出版《終身制和限任制》，1986年出版《首腦論》。他討論的不再只是中國政治，而是把不同國家的元首制度、任期、權力結構放在比較政治的框架中觀察。
這一時期嚴家其最鮮明的特點，是試圖把政治去神秘化。領袖不是神，政黨不是歷史化身，國家也不是抽象道德實體，它們都是政治組織；既然是組織，就可以分析結構；既然是權力，就必須研究邊界；既然是職位，就必須研究產生、更換和退出機制。這種看起來十分普通的政治學常識，在毛時代卻具有相當強的顛覆性。
極權政治最重要的機制之一，就是把政治人格化和神聖化。人民愛領袖，領袖代表黨，黨代表人民。；質疑領袖便等於反黨，反黨又等於反人民。嚴家祺做的事情，是把這一整套神聖語言重新拆回制度問題：誰授權？任多久？誰監督？怎樣更換？政治由此重新成為可以分析的東西。
五、他曾相信共產黨內部可以完成政治現代化
這一點必須寫清楚，否則無法理解1989年的思想斷裂。八十年代的嚴家祺不是反對派，他加入過中共，並進入體制內政治研究的核心位置。1986年，鄧小平重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趙紫陽1986年9月的信明確提出辦公室由鮑彤、嚴家其祺、賀光輝等負責；10月成立後，嚴家其成為負責人之一。
這裏也不需要誇大嚴家祺的角色。他本人後來專門澄清，自己雖然是政改辦負責人之一，實際主要是研究人員，發表意見；真正主持日常工作和發揮核心作用的是鮑彤等人。但這已經使他站到了八十年代中國政治改革實驗非常接近中心的位置。討論的問題包括：黨政分開，黨內民主，權力下放，幹部制度，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公務員制度，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
嚴家其當時顯然仍然相信共產黨可以主動改革自己，或者至少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力量，可以推動國家逐漸走向制度化和民主化。這正是八十年代改革主義最重要的歷史假設。
六、政改很快撞上了一堵牆
八十年代政治改革存在一個根本矛盾。可以討論共產黨怎樣領導，卻很難討論為什麼只能共產黨領導；可以改革幹部制度，可以研究公務員制度，可以黨政分開，甚至可以增加人大作用，但如果最高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不能被討論，那麼所有改革最終都有一個不可觸碰的天花板：一黨壟斷。
嚴家祺當時已經不斷試探這個邊界。他後來回憶，自己在政改辦討論中甚至提出中央政治局是否應該取消常委等制度問題；在其他研究中也討論國家元首、國家軍委以及比較憲法。
但八十年代的嚴家祺還沒有完全放棄體制內改革。真正使這一假設破裂的，是1989年。
七、五一七：從研究最高權力，到公開挑戰最高權力
1989年學生運動開始後，嚴家其逐漸捲入知識界聲援行動。5月17日，他與包遵信等知識分子發表《五一七宣言》。這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文本，它沒有再把政治危機歸結為李鵬等某幾個保守派官員，而是直接指向鄧小平實際擁有的最高權力。宣言開頭就用極尖銳的語言提出：清王朝已經滅亡，卻仍存在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這句話與嚴家祺十年前提出的「廢止終身制」，實際上首尾相接。
1979年，他在理論上問：為什麼最高領導人可以終身掌權？1989年，他在現實政治中發現：即使沒有皇帝稱號，甚至沒有擔任國家元首，一個人仍然可能憑藉黨內資歷、軍權和個人威望成為最終決策者。這意味着：廢除名義上的終身制，並沒有自動廢除個人最高權力。
這可能是嚴家祺思想發展中最關鍵的一步。制度不能只規定一個人任職幾年，還必須解決權力究竟從哪裏來。
八、六四完成了他的政治決裂
六四鎮壓以後，嚴家祺其成為被追捕對象。他與妻子高皋南下，經廣東秘密進入香港，隨後飛往法國。嚴家其後來留下相當詳細的逃亡回憶；關於「黃雀行動」的史料則顯示，他的逃亡發生在這一大規模營救網絡正式展開的早期階段，因此簡單說「嚴家祺由黃雀行動救出」並不完全準確。這裏真正重要的不是逃亡傳奇，而是他的政治身份發生了根本變化。幾個月以前，他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是政治體制改革研究的參與者；幾個月以後，他成為流亡政治反對者。
1989年7月，嚴家祺、吾爾開希、萬潤南、劉賓雁、蘇紹智等發起成立民主中國陣線；9月，民陣在巴黎正式成立，嚴家祺當選首任主席。其綱領明確包括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公正、發展民營經濟和結束一黨專政。
這才是嚴家祺真正越過體制邊界的標誌。過去的問題是怎樣改革共產黨統治，現在的問題變成怎樣建立一種不需要共產黨永久壟斷權力的制度；從改革一黨體制，到接受競爭政治，思想性質已經改變。
九、他沒有從改革主義走向革命主義
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1989年的流血完全可以使一個人得出另一種結論：既然和平改革失敗，那麼只能暴力革命。嚴家祺其沒有走這條路。他後來回憶，民陣早期明確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他本人甚至反覆強調，成立民陣不是為了發動另一場革命，而是要使中國從「革命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轉折。中國近現代政治最大的陷阱之一，就是：反對舊革命的人，最後又發動一場新革命；敵人變了，革命邏輯沒變。共產黨曾經認為舊國家機器必須砸爛，舊統治階級必須消滅，革命者代表歷史，暴力天然具有正當性；如果反對共產黨的人仍然相信同樣邏輯，只不過把「階級敵人」換成「共產黨人」，那麼制度變了沒有不知道，政治人格卻仍然活在共產黨革命傳統里。
嚴家祺越來越希望結束的，正是這種循環，不是再造一個正確的革命黨，而是建立：不需要革命也能夠更換政府的制度。
十、流亡以後，他開始重新設計「中國」
1989年以前，嚴家祺主要研究的是現存國家怎樣改革，流亡以後，他的問題擴大成未來中國應該是什麼國家？1992年，他先後出版《聯邦中國構想》和《第三共和：未來中國的選擇》。「第三共和」這個概念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意味着嚴家祺已經不再滿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進一步改革，他開始把未來中國理解成一次新的共和建構。
與此同時，聯邦制進入他的思想中心。事實上，1989年6月離開香港前，他已經在公開信中提出，未來中國應以三權分立、聯邦制、軍隊非政治化和國家化等作為憲法原則，並以法治結束王朝循環。
從這裏可以清楚看到嚴家祺的思想變化。1979：限制領袖任期；1980年代：改革政治體制；1989：結束個人最高權力與一黨壟斷；1990年代：重新設計整個共和國。這不是突然「反共」，是一層層制度問題把他推到了這裏。
十一、為什麼是聯邦中國？
嚴家祺認為，中國未來的國家結構不能簡單繼續高度中央集權。台灣、香港、西藏、新疆以及不同地區之間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政治和社會條件，如果仍然只允許中央以單一模式治理整個中國，國家統一本身就可能不斷製造衝突。所以他嘗試用聯邦制解決統一與自治，中央與地方，國家完整與地區差異，大陸與台灣，這些長期糾纏的問題。
這套方案當然遠遠談不上最終答案。尤其台灣已經形成獨立的民主政治共同體，香港的制度處境也發生巨大變化，新疆、西藏更涉及民族認同、人權與歷史爭議。九十年代知識分子從「中國怎樣統一」出發設計聯邦制，與今天從各政治共同體主體意願出發思考國家關係，已經存在明顯差異。
嚴家祺的制度主義在這裏也暴露出自己的局限：他有時過於相信制度設計能夠解決歷史認同問題。政治不只是結構，還有記憶，民族，利益，情感，創傷，以及當事人的自由選擇。但嚴家其至少完成了一個重要突破：國家結構本身不是神聖不可討論的；統一採取什麼形式，也應該接受政治理性和人民意願的檢驗。
十二、2018：他年輕時的問題又回來了
2018年，中國修憲，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嚴家祺立即公開反對。他指出，1982年憲法有關國家主席任期的規定體現了改革年代廢除終身制的方向，因此不應該刪除。
這裏也必須做一個政治學上的區分。中國實際最高權力並不主要來自國家主席職位，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長期都沒有相同的憲法兩屆限制。所以，不能簡單把2018年修憲等同於法律上直接建立「國家主席終身制」。但它摧毀了一項極重要的政治信號：最高權力應該定期交接。更重要的是，隨後中國政治越來越明顯地重新個人化，領袖核心化，意識形態個人化，權力進一步集中，任期預期弱化。
嚴家祺1979年提出的問題因此重新具有現實意義：現代政治能不能把國家命運寄托在一個人的自我克制上？答案顯然仍然是：不能。
十三、嚴家其是不是自由主義者？
這個問題需要嚴格區分。1979年的嚴家其，還不能簡單稱為完整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他首先是一個政治制度改革者，他相信科學政治學，相信制度化，相信共產黨內部存在推動政治現代化的可能；到八十年代中後期，他越來越接近憲政民主；1989以後，他明確接受基本人權，多黨競爭，結束一黨專政，法治，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聯邦主義。這時已經可以把他歸入制度自由主義或者憲政民主主義。
但他的自由主義與胡平、劉曉波又很不同。胡平從人的自由進入政治；劉曉波從人的尊嚴進入政治；楊小凱從市場、產權和制度進入政治。嚴家祺最鮮明的入口則是政體，他始終在研究國家最高權力怎樣組織，怎樣產生，怎樣限制，怎樣交接。他首先是一位政體自由主義者。
十四、也不要把嚴家其神化成「未被採用的總設計師」
嚴家祺的局限同樣應該寫清楚。首先，他雖然參加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但並不是整個八十年代政改的「總設計師」。他本人對此非常克制，明確說自己在政改辦主要充當研究人員。其次，他的思想有明顯的制度工程色彩，從自然科學轉入政治學的知識路徑，使他特別擅長分類，建模，比較，設計結構，但真實政治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制度方程式。第三，流亡以後提出的「聯邦中國」「第三共和」乃至後來更加宏大的世界制度構想，其中一些內容帶有較強理想主義色彩。第四，八十年代的嚴家其同樣沒有完全預見市場化可以與一黨專政長期共存，經濟現代化甚至可能增強一個威權國家的治理和控制能力。這一點後來楊小凱「後發劣勢」的思考，反而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解釋。
但思想史從來不要求一個人預言全部未來。真正重要的是：他是否足夠早地提出了後來無法迴避的問題。嚴家其提出了。
十五、誰來限制最高權力？
嚴家祺一生寫過很多問題，終身制，國家政體，國家首腦，政治改革，聯邦制，第三共和，民主轉型，後來甚至把興趣擴展到更加宏大的全球制度問題。但把這些思想剝到最後，其實始終只有一個問題：最高權力應該怎樣存在？
毛時代的答案是領袖正確，所以服從領袖；改革時代一度給出的答案是選擇比較開明的領導人，並建立任期和退休制度。嚴家祺最終走得更遠，問題不是怎樣找到一個好領袖，是怎樣建立一種即使領袖不好，國家也不會因此陷入災難的制度。
1979年，他提出廢止終身制；1986年，他進入政治體制改革研究；1989年，他發現僅僅改革共產黨怎樣執政已經不夠；流亡以後，他開始思考第三共和與新的國家結構；2018年，他又眼看着中國最高權力的任期約束出現倒退。一個三十六歲青年學者提出的問題，陪伴一個老人走過了近半個世紀：
誰來限制最高權力？現代政治的答案並不神秘，不是明君，不是聖人，也不是永遠正確的黨；是任期、分權、法治、選舉、議會、獨立司法、自由社會和合法反對派。嚴家其未必為未來中國找到了全部答案，但他很早就發現了一條現代政治最樸素的常識：共和國之所以是共和國，不在於最高掌權者叫什麼，而在於任何人都不能把國家變成自己的國家。
從「廢止終身制」到「第三共和」，這就是嚴家其在中國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史上最值得留下的一條思想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