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34年，明朝嘉靖十三年，地點是貴州。
這一年，一個叫做王杏的御史從京師來到了貴陽，沒有什麼大事兒，就是奉命巡按。
王杏是浙江奉化人，嘉靖八年的進士，而且他有一個學術背景，那就是他推崇王陽明的學派，跟王畿啊，羅洪先啊都是好朋友。
他到貴州之後做什麼呢？主要是監察地方官員，覆核刑事案件。
而就在這平淡無奇的日常工作中，讓王杏翻到一樁百思不得其解的案件。
這個案子，其實並不複雜。
貴州當地的民婦宋氏，被指控，說她用剪刀刺傷丈夫林樾的陰囊，並導致了林樾的死亡。
那麼按照《大明律》，妻子殺害丈夫，屬於惡逆，要凌遲處死，地方衙門已經擬定了這個判決，案件層層上報，就等着中央批准了。
但是，王杏把卷宗拿過來一看，他感覺不對勁。
怎麼說不對勁，這巡按御史，有一個重要的職責，叫做審錄，審錄就是要重新審查死刑類案件，尤其是案件的卷宗，要詳勘細查，發現有冤情，就要及時翻案，而王杏在審錄的過程中很快發現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卷宗的屍檢記錄不一致。
第一次驗屍，驗得林樾是頭部，肋部有傷口，頸部有勒痕，卻並沒有任何陰囊部的損傷。
這個用剪刀刺破陰囊，是第二次驗屍的時候突然出現的。
您想，林樾是死於陰囊破裂，足見傷勢很重，就不會是簡單的擦傷，割傷，而一個成年男子的生殖器遭到如此嚴重的創傷，第一次屍檢不可能會沒發現或者忘記記錄，唯一的可能，所謂的刺傷陰囊，是第二次驗屍主觀故意加上去的，是偽造出來的死因。
這讓王杏意識到，這個案子的證據鏈，從一開始就不完整。
但是王杏也沒有立刻推翻原判，而是接着翻閱所有的口供和證據，那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王杏得出了一個結論，即：
宋氏的確「攻擊」了丈夫林樾，但不是用剪刀刺傷他的陰囊，而是用棍子擊打在了他的身上，林樾被妻子打了之後，他很憤怒，他很羞愧，他覺得沒有自尊，沒有面子，或者因為各種各樣不得而知的其它原因，他選擇了上吊自盡。
那如果事實是這樣，宋氏就不是「親手故殺丈夫」，而變成了「毆夫致其自盡」，前者是凌遲，後者是絞刑，這性質完全不一樣。
王杏決定重新審理，而在這次審理中，宋氏則供認出了一個此前她從未提到的情節，宋氏說：
自己不是莫名其妙的要毆打丈夫，實在是因為家門不幸，丈夫竟然和兒媳婦陳氏有姦情，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自己實在氣不過才動手打了他，丈夫則是因為受到責罵，自覺無顏，所以才選擇了上吊自盡。
那如果事實真像宋氏所說，那這案子就徹底翻了，宋氏連「毆夫逼死丈夫」都算不上了，她只不過是一個揭發亂倫的受害者。
所以王杏打算改判，把宋氏的罪名降為「不應事重」，這是《大明律》中的兜底條款，意思是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但你的確做了不該做的事情，那麼也要懲處你，怎麼懲處？
杖八十。
您看，王杏一介入，宋氏的命運從凌遲變成了杖八十，這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但是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如果宋氏真的是冤枉的，案情真的如她所說，她為什麼不早說呢？
這個質疑不僅作者有，當時的人也有，王杏把案子往上報，報到了他的直屬單位都察院，時任都察院最高長官（左都御史）的王廷相就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是吧，宋氏最初面臨的處罰是凌遲處死，這是多麼令人悚懼，多麼殘酷的刑罰，在這樣的大刑面前，宋氏如果手裏早就有「丈夫和兒媳婦亂倫」這張底牌，她早就該用了，為什麼還要等到王杏來巡按。
你運氣好你能等來王杏，你運氣不好，難道你就握着這張可以洗清冤屈的底牌，然後含冤而死了？
而且更加耐人尋味的是，宋氏說的兒媳婦陳氏，在案發的時候還活着，但在王杏為其翻案的嘉靖十四年，已經病故了。
也就是說，宋氏提供的線索，完全是死無對證。
當然了，宋氏現在才說，不代表她說的就是假的，她晚說，完全是有合理性的。
因為，翁奸子婦在明代是嚴重亂倫，傳出去一家人臉上無光，子孫後代都永永遠遠的抬不起頭來，宋氏遲遲不說，完全可能是因為這種輿論上的壓力，作為一個生活在封建禮教下的古代女性，她可能認為，家中清白要大於她自己的生命。
（王廷相畫像）
只不過，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宋氏的確是這麼想的，但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她是在撒謊，而王廷相和王杏，面對這件殘缺不全的案件，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斷，前者認為宋氏是完全把王杏當成了救命稻草抓住從而狡辯，妄圖脫罪，而後者則堅持認為屍檢和口供都存在嚴重問題，宋氏不該處死。
兩個人都有說法，也都很有道理，但本案的最終決定權，並不在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因為明清兩代的命案，都是逐級匯報制度，都察院也要往上報，最後這個案子還是要由皇帝來處理。
王廷相十分貼心，他在將本案匯報給皇帝的時候，說這個案子啊，下邊人意見不一，各種意見都有，所以建議皇帝另外派御史來查一下，我正好有個推薦，都察院有位御史叫倪嵩，辦事得力，交給他辦准沒錯。
嘉靖皇帝批准了王廷相的建議，於是倪嵩被下派到貴州，重新審理此案。
遺憾的是，從此後，關於本案的史料就中斷了。
今天關於這個案子的主要記載，來自於王廷相本人的一本詩集，叫《內台集》，這本書中只記載到皇帝派倪嵩去重新調查，至於之後的事情，王廷相沒有記錄，因為無論如何，在王廷相看來，案子已經移交，跟自己就無關了。
王杏也有一本文集，叫做《按貴錄》，記載他巡按貴州時的一些經歷，那這本文集很有可能完整的收錄了他翻案的全過程，但作者沒有找到本書的正文。
案情不複雜，案子不獵奇，也沒有一波三折，各種翻轉，但這卻幾乎是作者今年最感興趣的一樁案件。
感興趣的點不在於宋氏到底有沒有殺夫，而在於這件事本身可以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我們注意一下這個案子的時間線，從最初的凌遲擬罪，到王杏第一次翻案改絞，到第二次翻案改為杖八十，再到王廷相駁回，再到皇帝過問，再派御史，一個地方上的殺夫案，在明代中期的司法體系里，嚴絲合縫的走完了它該走的流程。
這能說明兩件事情。
明代的死刑覆核制度，確實給了每一個犯罪嫌疑人翻案的空間，地方衙門判了死刑，不等於人就真的要死了，要逐級上報，要層層覆核，這期間犯人可以隨時翻供，而翻供就必須重審，一些明代史料表明，如果官員拒絕重審，還要為此而承擔責任。
第二，雖然有這個制度，但這個制度能不能真正的發揮作用，還要看具體執行的人，畢竟王杏在接手本案時，本案已屬舊案，事發多年，有多少本地官員經手此案？又有多少御史曾巡按貴州，但卻只有一個王杏敢於一連兩次推翻原判，而王廷相作為都察院的長官，儘管他反對王杏的意見，但他沒有簡單粗暴的維持原判，而是上報皇帝，並且很合理的要求換人重審。
可以說，儘管兩個人意見相左，但不妨礙兩個人都是當時的司法體系里相當有經驗，相當有操守的官員。
作者為此案還查閱了一些資料，但目前來說，沒有可靠的史料可以證明宋氏最後被處死，也沒有史料證明她脫罪了，唯一能查閱到的一些相關記載是，王杏後來被降職，但和本案無關，是因為另外的一些事情。
宋氏殺夫案，它就不是一樁已經證實的冤案，也不是一樁鐵證如山的殺夫案，它是一樁證據不閉合，而最終裁決又在現有的史料中失蹤的明代疑案。
回歸案情，在林樾的屍檢報告上，至少發現了頭頂傷口，囟門傷，額角傷，肋部傷，頸部索痕，甚至是陰囊的傷口，屍體留下了太多的傷痕，但卷宗上卻留下了太少的答案。
作者唯一能確定的是，五百年前那個決定宋氏生死的最後判決，直到今天，仍然沒有被人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