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遇上託孤重臣，往往不是佳話的開始，而是宮廷鬥爭的序幕。諸葛亮與張居正都曾輔佐幼主，總攬朝政，也都承擔過近乎「相父」的角色。然而諸葛亮去世後，劉禪為之發哀，維護其名譽，繼續任用其所舉薦的人；張居正去世不久，萬曆便追奪官爵、查抄家產，禍及子孫。二人的結局相差如此之大，不能只用劉禪寬厚、萬曆刻薄解釋。
章武三年，劉備病重於永安，召諸葛亮託付後事。《三國志》記載，劉備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隨後又敕令劉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事之如父」不是劉禪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劉備為蜀漢設計的權力秩序。夷陵戰敗以後，蜀漢元氣大傷，劉禪年少，朝廷內部又有荊州舊部、益州本地士族與劉璋舊臣。此時若由幼主直接掌權，國家未必能夠維持。劉備以託孤遺命賦予諸葛亮最高權威，同時又以父子倫理約束君臣雙方。
劉禪即位時十六歲。諸葛亮任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後來又率軍駐紮漢中。《三國志》說，當時「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從權力規模來看，諸葛亮遠在張居正之上，不僅掌握行政，還控制軍隊，長期獨立率領主力北伐。
但諸葛亮擁有權力，卻沒有把權力變成家產。他曾向劉禪上表，說明自己家有桑樹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足以供給子弟衣食；在外任職所得俸祿，隨時用於公事，不另經營產業。諸葛亮去世後，家中果然沒有多餘財產。他的兒子諸葛瞻後來尚公主、襲爵任官，卻沒有在諸葛亮生前形成盤踞朝廷的家族集團。
更重要的是，諸葛亮並未在宮廷中時時管束劉禪。早年他坐鎮成都，後來多年駐軍漢中，君臣在空間上有所分離。劉禪保留皇帝的祭祀與名義權威，諸葛亮負責處理政務和戰爭。雙方雖然不是平等合作，卻各有位置，不必每天爭奪同一張桌子上的權力。
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病逝五丈原。《華陽國志》記載，劉禪「素服發哀三日」。官員李邈上書，把諸葛亮比作可能威脅君主的權臣，聲稱其死亡值得慶幸。劉禪大怒，將李邈下獄誅殺。這至少說明，劉禪不允許臣下借諸葛亮之死發動政治清算。
不過，劉禪也不是毫無皇權意識。諸葛亮死後，他沒有再任命丞相，而是讓蔣琬、費禕等人分別承擔行政、軍事責任。蜀中百姓要求為諸葛亮立廟，朝廷最初以不合禮制為由拒絕，直到景耀六年才在沔陽立廟。劉禪一面維護諸葛亮的名譽，一面溫和地收回最高權力。這不是軟弱，而是一種相當穩妥的政治處理。
張居正面對的卻是另一套制度。
隆慶六年，十歲的萬曆即位。張居正依靠李太后和司禮監太監馮保，成為內閣首輔。他推行考成法，整頓官僚，清查土地，改革賦役，使明朝財政有所恢復。但明代內閣並非法定宰相機構。首輔權力再大，名義上仍只是替皇帝起草意見的臣子。因此，張居正的實際權力越大，與皇權名義之間的衝突就越明顯。
張居正又兼任萬曆的老師，嚴格約束少年皇帝的讀書、賞賜和娛樂。萬曆表面敬稱「張先生」，背後卻必須面對一個現實：自己雖然是皇帝，生活與政務卻同時受到張居正、李太后和馮保管束。諸葛亮替劉禪治理一個瀕臨危亡的國家，張居正則直接進入萬曆的日常生活。前者容易被理解為救國，後者更容易被感受為壓制。
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次年馮保失勢，反對張居正的官員紛紛上疏。張居正長期推行考成法，又在父親去世後接受「奪情」，拒絕離職守喪，早已得罪大批官僚。過去被權勢壓住的政治賬，此時一併翻出。《明史》在肯定其功業的同時，也記載他晚年「益偏恣」，用人黜陟有時出於愛憎，身邊用事者亦有受賄行為。
查抄張家所得財產，又使政治清算披上了懲治貪腐的外衣。萬曆追奪張居正官爵，削去諡號，查抄家產，其長子張敬修在刑訊壓力下自縊，家屬多人遭難。清算固然帶有萬曆擺脫舊日管束、重新確立皇權的個人情緒，但也由失勢宦官、受壓官僚和地方利益集團共同推動，不只是一個少年長大後的賭氣。
諸葛亮與張居正的差別，因此不只在兩位皇帝。諸葛亮的權力來自先帝公開託孤，張居正的權力來自隨時可能瓦解的宮廷聯盟；諸葛亮清廉自守，沒有留下龐大家產和家族勢力，張居正則給政敵留下了足以攻擊的材料；劉禪若否定諸葛亮，便等於動搖蜀漢自身的開國神話，萬曆否定張居正，卻正好可以宣告皇帝已經親政。
劉禪的寬厚與諸葛亮的自製，當然難得；萬曆的怨恨與張居正的強勢，也確實影響了結局。但歷史上的君臣關係，從來不只是兩個人的性格相撞。劉備留下的是一套彼此約束的託孤秩序，明代留下的卻是一個不允許權臣長期分享最高權力的皇權制度。
同樣近似「相父」，一個是先帝交給幼主的護國人，一個是少年皇帝長大後必須擺脫的代行者。身後榮辱的差別，早已埋藏在他們各自獲得權力的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