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小鎮有兩位比較出名的醫生，一位是街南頭的老中醫張立正，一位是公社衛生所吳所長。鄉民有個頭疼腦熱，都喜歡找他們看看。
吳所長當時不到40歲，清瘦個，皮膚白皙，說話慢條斯理的，很溫和。他畢業於衛校，在衛生所當醫生十幾年了。一次奶奶領我找他看病，從他與奶奶的聊天中，得知他老家在劉昇，在我們小鎮東邊，相距有30里地。
1966年的冬天，文革風暴席捲神州大地，到處都在響應毛主席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走資派。
正如前文所述，我所在的公社副書記被打成了走資派，學校的老校長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吳所長這位文弱書生，則成了「白專典型」，「反動學術權威」。
一個衛校畢業生，基層衛生所的醫生，竟然成了醫學上的反動學術權威，這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在那個貧窮落後的年代，像吳所長那樣有學歷、懂專業的人不多，吳所長在我們小鎮算是文化比較高的人，在鄉民中又有一定的威望，再加上他在文革初期站錯了隊，被打倒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被打成反對學術權威後，吳所長就不能再給鄉民看病了，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檢討和接受批鬥。
剛開始批鬥他時，言辭相對還比較溫和，吳所長也從善意出發看待眼前這場文革運動。吳所長真誠地檢討自己，剖析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比如，他說自己的醫術不夠精湛，與黨和人民的要求有很大距離。有些病限於衛生所條件簡陋，沒辦法治；而有些病，本可治好卻因業務水平不過硬，只得讓病人轉到上級醫院治療，加重了病人的負擔。以後要努力鑽石業務，提高醫術水平，更好地為鄉民服務。
然而，吳所長的真誠並沒有取得造反派的同情和諒解，造反派的本意就是要打倒他。所以，越到後來火藥味越濃，批判會逐漸演化成人身攻擊。比如，有說他不學無術，徒有虛名的。有說他故意裝好人討好病人，騙得榮譽的。甚至於把那些危重病人因沒有搶救過來，也把責任推到他頭上。總之是滿盆子污水潑向他。
他明白了，那些人是在有意整自己，檢討和辯解毫無用處。他深知，那些整他的人，有的是因膽小而賣友求榮，急於表明自己是在步步緊跟毛主席，以免文革這場災難禍害到自己頭上；有的是為自己的一己之私，利用文革的便利，故意構陷、整治他人，把他人當做墊背的，踩着別人肩膀往上爬。還有的是藉機泄憤報復。當然，也有真正的糊塗蛋，還真的以為自己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防止中國變成修正主義，被人當槍使，自己還渾然不知。
跟這些人沒有什麼好說的。所以，以後再批鬥他時，他不像先前那樣配合了，而是緘口不言。
這更激起了造反派的惱怒。那時候武鬥雖然還沒有開始，但「車輪戰術」卻相當普遍。即，誰要是不按造反派的意思去檢討，造反派就輪番上陣，無休止地召開批鬥會，讓被批鬥者不得安寧，從精神上折磨批鬥對象。
造反派幾乎每天晚上都要開吳所長的批鬥會至深夜，還隔三差五在吳所長的臥室門口張貼「勒令書」，勒令吳所長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寫出書面檢討，否則，「後果自負」。
那時候，許多單位的一把手或副手，都被打成了走資派或「黑幫分子」，都在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但多數挨整的人比較順從，造反派叫怎麼說就怎麼說，這些人拼命糟蹋自己，以求自保。
吳所長雖說學歷不算高，但知識分子固有的那種正直磊落和堅貞不屈的操守卻深深蘊藏在看似柔弱的身軀里。批鬥他時，他只是靜靜地聽着，既不檢討，也不辯駁。
也許吳所長對那些顛倒黑白、栽贓陷害、玷污他人清白，貶損他人人格，踐踏他人尊嚴為樂事的人，鄙視之極；也許吳所長憤怒到了極點；也許他預感到接下來的風暴會更劇烈，他無法承受。
1966年隆冬的一個上午，人們沒有發現他的身影，就到他宿舍里查看。吳所長已訣別人世了，桌子上放着沒吃完的安眠藥。
消息一傳開，小鎮上許多人去送別吳所長，都說吳所長是個好人。我特地跑到他宿舍里，只見他面色蒼白，面頰深陷，靜靜地躺在床上。
吳所長寧可一死，也要捍衛自己的清白和做人的尊嚴，以脆弱的生命踐行「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訓。
他以飛蛾撲火的悲壯表示對文革的強烈不滿，他仿佛是一把刺向邪惡的利劍，又似一束黑暗中的火把，照亮苟活者的靈魂，促使人們警醒。他是悲催的，也是偉大的。
吳所長是位令人肅然起敬的人，是位值得記念的義士。
201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