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底，一隻幾塊錢的竹製玩具，突然把華為送上了熱搜。這個玩具叫「竹知了」，搖起來會發出「哇、哇」的聲音。網友配上余承東發佈問界M9時台下此起彼伏的「哇」，調侃它是「1000萬以內最好的玩具」。結果，相關視頻被華為終端集中投訴，一些作品遭到下架。
華為大概以為，把視頻刪掉，笑聲也就沒有了。結果恰恰相反：竹知了銷量暴漲，網友開始用更多版本模仿那一聲「哇」。一隻沒有晶片、沒有電池、沒有智能駕駛的竹玩具，居然成了華為最難封鎖的輿論對手。
這件事真正值得問的，不是華為為什麼怕一隻竹知了，而是：從前誰批評華為，誰就可能被罵成「恨國黨」；今天為什麼連不少曾經掏真金白銀支持華為的人，也加入了群嘲？那些逢華為必護、把買華為當作愛國投票的「華為孝子」，究竟是怎樣被製造出來的，又是怎樣被華為親手轉化為華為噴子的？曾經的民族脊樑是如何一夜之間成了萬人恨的。
答案不是一句「產品不好」能夠概括的。華為最成功的產品，從來不只是手機和汽車，而是一套完整的身份敘事：它靠偷、模仿和複製完成早期追趕，再用技術進步、輿論包裝和國家力量，把一家商業公司塑造成民族脊樑；然後把消費者的愛國感變成溢價，把忠誠變成可以反覆收割的愛國韭菜。問題是，當愛國消費者發現自己不僅被收割，而且收割之後連一句解釋都等不到時，「支持國貨」的自豪，就會反轉成「被當韭菜」的羞辱。
一、民族脊樑
華為最成功的包裝，是把後來的技術成就，倒過來證明自己從第一天起就是「自主創新」。它確實從交換機做到通信設備，再做到5G，最終擠進愛立信、諾基亞長期把持的市場；但結果是真的，不等於它講述的起點也是真的。華為把一段靠偷、仿製和低價競爭完成的追趕史，重新剪輯成一部中國科技從零突圍的英雄史。公眾看到的是終點線上揮舞的國旗，卻很少有人追問：它最初是踩着誰的技術起跑，又省掉了誰已經付過的研發成本？
2003年1月，思科在美國得州起訴華為。起訴書不是泛泛地說「華為模仿我」，而是列出了極其具體的指控：華為路由器作業系統中出現了與思科IOS相同的原始碼、相同的文件名、相同的命令行界面、相同的幫助文本；連思科軟件里的錯誤和拼寫失誤，也跟着出現在華為產品中。思科還指控，華為的產品手冊大段複製思科材料。
這像什麼？一個學生交上來的答案，不但解題步驟和同桌一樣，連同桌算錯的地方、寫錯的字都一模一樣。你很難再把它解釋成「英雄所見略同」。
這場官司最有畫面感的證物，不是實驗室里一串普通人看不懂的代碼，而是兩本可以擺在法官面前逐頁翻看的說明書。思科稱，華為Quidway路由器手冊複製了思科的章節結構、文字和圖表；打開設備的在線幫助，命令名稱、參數順序和屏幕顯示也高度相似。對網絡工程師來說，這意味着一個熟悉思科設備的人，幾乎不必重新學習，就能操作價格更低的華為設備。華為複製的不只是幾行程序，而是思科花多年建立的整套使用習慣。
思科為什麼如此憤怒？因為華為當時正用低價進攻國際市場。研發一套路由器作業系統，最貴的不是把機器組裝出來，而是讓軟件穩定、讓成千上萬條命令可以工作、讓工程師願意使用。華為如果從思科已經驗證過的代碼、界面和手冊出發，就等於省掉了對手最昂貴、最漫長的一段試錯，卻能在投標時用價格把思科趕出去。
華為在法庭文件中承認，相關模塊存在「明顯複製」，稱涉及代碼不到150萬行中的2%，並刪除了該模塊。後來由雙方同意的中立專家檢查代碼，思科公佈的報告摘要稱，華為人員曾接觸、複製並不當使用思科代碼，而且問題並不限於華為承認的那一個模塊。2004年，雙方和解，華為修改了命令行、幫助界面、手冊和部分原始碼。
十多年後，類似的故事又在美國運營商T-Mobile的實驗室里上演。T-Mobile有一台測試手機耐用性的機械人，叫「Tappy」。華為想購買或授權這項技術，被T-Mobile拒絕。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還原的過程像一部笨拙的商業間諜片。華為工程師本來只能在T-Mobile員工陪同下進入實驗室，卻一次次追問Tappy的技術細節；有人趁陪同人員不在時拍照，有人測量機械人尺寸。最誇張的一次，一名工程師把機械臂部件帶出實驗室，第二天又聲稱是「無意中」裝進了包里。T-Mobile隨後禁止相關人員進入實驗室，並威脅終止合作。2017年，美國民事陪審團判給T-Mobile480萬美元，依據主要是違約；2019年的刑事起訴則包含竊取商業秘密等指控。
事情敗露以後，華為美國公司把責任推給個別員工。美國司法部後來在刑事起訴書中指控，華為總部曾設置內部獎勵，鼓勵員工從競爭對手那裏搜集有價值的機密資料。思科案里複製的是已經成熟的軟件，Tappy案里盯上的是尚未公開的測試工具。兩件事跨越十多年，目標不同，方法卻一脈相承：先把別人的研發成果拿到手，再讓個別員工替整個體系承擔罪責。
把思科案和Tappy案放在一起，看到的不是一個偶然失誤，而是一種追趕路徑：先接近別人的成熟技術，能買就買，不能買就拆、測、仿、複製；再依靠中國巨大的市場、工程師紅利和強悍的商業執行力，把複製來的起點變成自己的規模優勢。華為後來確實做出了大量研發和創新，但後來的創新，洗不掉早年的技術原罪。一個人後來跑得快，不代表他起跑時沒有搶跑。
二、華為孝子
偷來和仿來的技術，只能幫助企業追趕，卻不能自動製造「民族脊樑」。真正讓華為與其他公司不同的，是它把消費者組織成了一個帶有身份認同的群體。
2012年，華為成立「花粉俱樂部」。「花粉」不是普通會員：他們有等級、有積分、有「花瓣」，可以參加內測、同城活動和校園活動，還可能得到新品和獎品。買一部手機，本來只是一次交易；進入花粉體系以後，消費者會參加討論、幫忙測試、製作內容、維護品牌，甚至主動同批評者爭辯。短短几年，花粉規模被報道達到兩千萬。
這套設計的高明之處，是把「我買了華為」悄悄改寫成「我是華為人」。顧客會嫌產品貴，粉絲卻會替品牌解釋；顧客遇到問題會退貨，粉絲會把忍耐理解成陪伴國產科技成長。華為先完成了從消費者到粉絲的改造，2019年的美國制裁，進一步把所謂的花粉進一步改造成華為信徒。
花粉的養成不是一句空口號。簽到、發帖、回帖可以獲得花瓣，等級高意味着更早拿到系統內測資格，也更接近新品試用和線下活動。一個用戶為了升級，會每天回到社區；為了證明自己是「資深花粉」，會主動回答新手問題，分享使用技巧。企業只付出少量樣機和活動成本，就得到一支免費的測試隊、客服隊和宣傳隊。更重要的是，等級記錄把用戶幾年積累的時間和榮譽鎖在品牌里：換手機容易，放棄「老花粉」的身份卻會產生心理成本。
2019年5月，美國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當天，海思總裁何庭波發表公開信，使用的不是普通商業語言，而是「悲壯的長征」「至暗時刻」「時代英雄」「挺直脊樑」。晶片供應鏈危機被命名為「備胎轉正」，企業的庫存和研發安排，被講成一場民族生死戰。
這封信厲害在哪裏？它把三組原本不同的關係捆在了一起：美國制裁華為，等於美國打壓中國；華為渡過危機，等於中國科技突圍；消費者購買華為，等於普通人為國貨而戰。此後，產品缺點不再只是產品缺點，批評華為也不再只是消費者評價，而可能被解釋為「給美國遞刀子」。
公開信把華為寫成了一支正在長征的軍隊，任正非又給這場戰爭配上了一幅人人都能看懂的畫面。2019年5月，他從網上找來一張二戰蘇聯伊爾—2攻擊機的照片。飛機被打得千瘡百孔，卻仍在空中飛行。華為把它做成海報，配上「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任正非說：「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一邊飛一邊修飛機，爭取能夠飛回來。」從這一刻起，美國不再是商業競爭者，而是向中國戰機開火的敵人；華為不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架替國家挨打的飛機；消費者購買華為，也就成了幫助這架彈痕累累的中國戰機返航。
2021年9月，孟晚舟乘坐中國政府包機回國，身穿紅裙走下舷梯。央視直播中，她說「祖國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機場燈光、國旗、紅裙和全國直播，共同完成了一場極具感染力的國家儀式。那一夜，孟晚舟不是一家公司的高管，華為也不再只是一家公司；它成為國家受難、抗爭和勝利的具象化符號。
到了2023年，華為新品發佈會被媒體稱為「中國人的科技春晚」，「遙遙領先」成了全民口號。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網站刊發的節目文字甚至把這種口號解釋為青年對美國衰落的嘲諷和民族自信。2026年《開放時代》的一篇論文把這個過程概括得更直白：華為獲得官方賦權，購買華為產品逐漸成為一種日常化的愛國政治行動。
Mate60 Pro上市時，這種政治消費終於有了最完整的街頭畫面。2023年9月3日下午六點零八分，海口萬象城等多地華為門店開始交機，消費者提前排隊，拿到手機的人在鏡頭前拆箱。華為沒有公佈晶片細節，市場卻迅速把它解釋成中國突破美國封鎖的證據。路透社報道，華為隨後舉行發佈會，開場首先感謝「全國人民的支持」。一部手機甚至選擇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期間突然開賣，上市時間本身都被解讀成了政治回擊。
幾個月後，福建漳州的消費者應潔仍在排隊。她從11月下旬留下聯繫方式，到通知有貨時，門店又要求搭配購買兩百元以上的配件。正常情況下，缺貨和捆綁銷售會消耗品牌好感；但在Mate60的敘事裏，等待反而成了稀缺證明，搶到手機像領取一枚「突破封鎖」的紀念章。消費者不僅容忍缺貨，有些人還主動在社交媒體展示訂單，告訴別人自己為國產晶片投了一票。
這就是「華為孝子」的生產線。花粉俱樂部提供組織，技術封鎖提供敵人，官方敘事提供民族主義的正當性，孟晚舟歸國提供情感高潮，「遙遙領先」提供隨時可以復讀的口號。消費者買到的不只是一台機器，而是一張「我支持中國」的身份證。華為因此獲得了一般企業夢寐以求的特權：只要披着民族脊樑的外衣，價格可以更高，缺點可以被原諒，質疑者還會被華為孝子圍攻。
三、愛國開始標價
當一個品牌獲得了道德豁免，收割就開始了。
2023年，華為nova11 SE上市，起售價1999元，搭載的是高通驍龍6804G晶片。同一顆晶片，此前已經出現在降到七百元左右的OPPO A36上。華為用OLED屏幕、256GB存儲、66W快充和一億像素主攝，把一顆過時的入門晶片包裝進接近兩千元的新機。配置表上最值錢的那一項，不是硬件，而是機身背後的華為商標。
驍龍680發佈於2021年，只支持4G，性能定位本來就是入門級。到了2023年，同價位市場已經可以買到性能高出一截的5G手機。消費者付出的1999元，一部分買給了屏幕和存儲，另一部分明確買給了品牌。華為沒有在包裝盒上寫「愛國稅」，民族脊樑的人設卻替它完成了定價。
為什麼仍有人購買？因為櫃枱賣的不是驍龍680，而是華為兩個字。在「支持華為就是支持中國科技」的敘事裏，產品溢價被包裝成愛國稅，消費者為落後的配置多付錢，反而可能獲得一種道德優越感。正常市場裏，企業要用性能說服顧客；在民族主義市場裏，企業只需讓顧客說服自己：貴一點、慢一點，都算為國產科技渡劫。
但手機上的幾百、一千元，還只是小收割。真正把這種模式推到極端的，是問界汽車。
2022年問界M7第一次發佈，售價31.98萬到37.98萬元，余承東卻把比較對象直接抬到百萬級。他說，M7的舒適性將超越豐田埃爾法、雷克薩斯LM，後來又把它概括成「百萬以內體驗最好的SUV」。這就是余承東發佈會最常用的比較術：講價格，只講自己比豪車便宜；講舒適，只挑座椅和空間；講智能，只挑華為最強的項目。每一次都只切出對自己有利的一小塊，最後卻把幾塊局部勝利拼成「全面最好」。一輛三十多萬元的新車，就這樣在舞台上跨過幾十萬元的技術、底盤和品牌差距，直接站到了百萬豪車頭上。
河南車主小段在問界M7發佈後盲訂了六座智駕版。當時沒有試駕車，甚至沒有完整實車照片。他後來回憶，自己主要衝着華為技術去，一張宣傳圖讓他「頭腦發熱」。圖裏的第二排座椅看上去寬大舒適，可交車以後，他發現實物與宣傳圖並不相同。維權沒有結果，他只能接受。
更刺激的事情還在後面。買車不到一年，M7兩次更新。2024年5月31日發佈的M7 Ultra，不但換上192線激光雷達，增加CDC連續可變阻尼減振器、座椅防夾等配置，第二排座椅還終於變成了小段當初在宣傳圖里看到的樣子。相近版本的新車，價格反而便宜約三千元。
小段花近三十萬元買下的，不只是舊配置，而是一次極具諷刺意味的時間差：宣傳圖先把未來的座椅賣給他，真正的座椅後來再賣給下一批人。他說，企業不僅要追求新用戶，也應當用心維護「過往道路上支持過它的用戶」。這句話很克制，翻譯一下就是：我最困難的時候相信你，你卻把我的相信當成最好割的一茬韭菜。
這才是「用愛國割韭菜」的極端案例。普通車企賣車，消費者會比較價格、配置和折舊；問界背靠華為光環，許多消費者先完成情感投票，再補做產品判斷。華為把「相信國產技術」的政治信用，兌換成了盲訂、溢價和對不成熟產品的容忍。所謂基本盤，就是明知道第一代可能有問題，仍願意替你承擔風險的人。企業若把這批人當成免費測試員，愛國就不再是信仰，而是賬單。
四、收完錢以後，誰還認識老車主
割韭菜和無視基本盤，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讓忠誠信徒付出更高價格，後者是錢到賬以後，連他們的憤怒也不再值得認真回應。
北京車主小唐是一名產品經理。買車前，他專門詢問銷售近期會不會改款。據小唐轉述，銷售告訴他，至少要到2025年初。於是他在2023年11月下訂問界M7四驅智駕版，落地接近30萬元，等了近四個月才提車。
結果車還沒有做第一次保養，2024年5月31日，M7 Ultra就發佈了。激光雷達從126線升級到192線，探測距離從150米增加到250米，又補上CDC懸架、座椅和安全配置；相近版本還便宜三千元。更極端的車主，5月30日剛提車，5月31日就看到新款上市。昨天還是「遙遙領先」，今天就成了被留在身後的老款。
最諷刺的是，2023年新M7上市時，余承東剛剛宣佈華為投入五億元，把它做成「智能座艙天花板」「智能駕駛天花板」「智能安全天花板」，甚至聲稱帶來「比遙遙領先更領先」的體驗。八個月後，M7 Ultra登場，同一輛車又被包裝成「超凡顏值、超凡駕控、超凡安全、超凡智駕、超凡空間」，同時宣佈「加量不加價」。對新用戶，這叫性能升級、價格更香；對剛剛提車的老用戶，它等於由余承東親口宣佈：你花三十萬元買到的三個「天花板」，八個月就被新的五個「超凡」頂穿了。
小唐說，自己是第二次被「背刺」。他最氣的並不只是技術疊代，而是信息不對稱：企業早已掌握換代時間，銷售端卻仍在催促消費者下單；老用戶承擔漫長等待和高價格，新用戶反而更快、更便宜地拿到更強配置。面對車主追問，問界用戶關愛熱線的回答是：「沒有更多的消息透露，請關注後續的官方消息。」
發佈會直播時，小唐所在的車主群已經炸了。有人剛提車，車牌還沒有裝上；有人等車一百天，真正開上路只有六十天。余承東在台上每宣佈一項升級，准車主聽到的是驚喜，老車主聽到的卻是自己車輛的二手價格又掉了一截。小唐的原話是：「看發佈會我氣得要死。」他甚至想去拉橫幅。這個場景比任何市場調查都更能說明基本盤的斷裂：同一場發佈會，一邊在製造新粉絲，另一邊在製造反對者。
這句話就是華為失去基本盤的瞬間。支持者願意陪你渡過「至暗時刻」，願意相信「遙遙領先」，願意拿三十萬元提前投票；等他們成為老車主，得到的卻是一句標準客服話術。你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是民族科技的同行者；他們需要你的時候，他們只是已經完成付款的訂單。
憤怒很快從群聊走到門店。鄭州一家問界門店外，車主拉起橫幅：「等車100天，開車60天變老款」「十八萬輛韭菜無處申冤」「售後超級差，買完就後悔」。「十八萬」來自余承東此前公開宣佈的累計大定數字。發佈會上用十八萬證明市場擁護，維權現場十八萬就變成了華為孝子的哀鳴。
那天還下着雨。汽車之家轉載的現場圖片顯示，銷售人員為拉橫幅的車主撐傘，還送來餐食。這個細節很有意思：門店知道車主是來維權的，也知道他們的處境值得安撫，卻沒有能力給出升級、補償或明確解釋。於是現場出現了中國式售後的荒誕一幕——企業可以給憤怒者一把傘，卻不能回答橫幅上的問題；可以讓他們別淋雨，卻不能讓剛買的新車不在一夜之間變成老款。
這裏最荒誕的是，華為通過「華為深度賦能」獲得了問界的技術光環、流量和成交；一旦出現爭議，消費者面對的卻可能是賽力斯、門店、銷售、客服和不同技術版本之間的責任切割。賣車時，「華為」是最醒目的信用擔保；出事後，消費者才被提醒：你買的是問界，不等於所有東西都是華為。
基本盤不是因為華為更新產品而離開。所有科技產品都會疊代。基本盤離開，是因為他們發現：華為要求消費者用信仰看待購買，卻用最冷酷的商業規則對待信徒。它享受粉絲經濟的溢價，卻拒絕承擔粉絲經濟的義務。
五、「哇」聲一片
2023年12月26日，余承東發佈問界M9，宣佈這是「1000萬以內最好的SUV」。發佈會現場，配合每一個誇張賣點，台下都會響起整齊而熱烈的「哇」。這種表演當時被當成華為氣勢：企業敢吹，粉絲敢信，媒體敢捧。它讓發佈會不再是產品介紹，而像一場勝利慶典。
三年後，同一聲「哇」從掌聲變成了笑聲。網友並沒有編造一句新口號，只是用竹知了的聲音復刻了發佈會觀眾的讚美和余承東的口頭禪原聲，華為苦心經營的宏大敘事就突然泄了氣。因為「1000萬以內最好」本來就是不可證偽的誇張話術；當它被移植到三塊錢的竹知了上，大家才發現，所謂高端、科技、豪華和領先，很多時候靠的也是一群人配合發出驚嘆。
華為終端選擇向平台集中投訴，傳播效果最後只剩下一句話：一家號稱不怕美國封鎖的科技巨頭，怕一隻竹知了發出「哇」。企業越想壓住，公眾越要讓它響。人們反抗的已經不是一次投訴，而是華為持續多年的話語特權——華為可以誇張，消費者不能諷刺；華為可以定義愛國，用戶不能定義自己的受騙感；華為可以讓舊產品一夜落後，老用戶卻連發牢騷都可能被說成攻擊國產科技。
所以，竹知了事件不是華為聲譽逆轉的原因，它只是把早已積累的情緒變成了一個人人都看得懂的聲音。思科案留下的是華為技術神話的原罪，民族主義營銷製造的是道德溢價，手機和汽車收割的是經濟利益，快速改款和冷漠客服摧毀的則是情感契約。四筆賬積在一起，曾經保護華為的人，終於開始用華為最熟悉的口號反諷華為。
「萬人恨」不是一張銷量統計表，而是華為道德特權崩塌之後的輿論反轉。它仍然賣出大量產品，也仍然擁有真實技術；它失去的是過去那種「不容批評」的豁免權。以前，華為只要舉起民族脊樑的旗幟，基本盤就會替它解釋一切；現在，越來越多買過、等過、支持過的人，開始先問價格、配置、責任和售後，再決定要不要相信口號。
就在這期節目製作完成的今天，2026年8月4日，國家網信辦公佈了一批「整治惡意炒作涉企信息」的案例。「電車小飛」因為發佈涉及理想汽車的所謂不實信息，在商業詆毀案中經過一審、二審敗訴，賬號被關閉。同一份通報里，還有賬號因為「炒作涉企負面信息」「惡意唱衰企業發展前景」被關閉；一批測評賬號因為被認定發佈「虛假不實網絡測評」受到處置。第三類尤其值得注意：「G2觀」系列賬號被指翻炒企業舊聞，惡意攻擊企業高管，並以刪帖為名索要財物，最終被關閉。
敲詐企業、捏造事實，自有法律可以處理。真正危險的，是「炒作負面信息」「唱衰企業」「攻擊企業高管」這些不斷擴大的口袋罪。企業投訴、部門來函、平台刪帖封號連成一條線以後，批評一款產品，可以被解釋為破壞營商環境；嘲笑一句廣告，可以被解釋為損害企業聲譽；諷刺一名高管，也可能被裝進「惡意攻擊企業高管」的袋子裏。
再回頭看余承東。他可以把三十多萬元的M7說成「百萬以內體驗最好」，把上一代產品說成三個「天花板」，八個月後再用五個「超凡」把它頂穿；還可以把五十萬元左右的M9宣佈為「1000萬以內最好的SUV」。這些無法驗證的宏大口號被稱為營銷，是企業高管的表達自由。消費者拿一隻三塊錢的竹知了，模仿發佈會上的一聲「哇」，卻遭到集中投訴和視頻下架。余承東誇大其詞，身後是華為的品牌機器；普通人拆穿誇張，頭頂卻出現了「損害企業聲譽」和「攻擊企業高管」的紅線。
這就是竹知了狂歡最後抵達的地方。過去，華為依靠「華為孝子」圍攻批評者；基本盤被割走以後，平台投訴和行政保護開始接替他們的位置。華為可以讓視頻消失，可以讓賬號閉嘴，卻無法讓那些買過、等過、支持過、最後又被當成舊訂單的人重新相信「遙遙領先」。行政力量能夠保護余承東繼續吹牛，卻保護不了華為已經破產的信用。
一隻竹知了之所以引發狂歡，不是因為它會發出一聲「哇」，而是因為無數人終於聽懂：台上的「哇」是在替企業製造神話，台下的「哇」是在替被收割者討回嘲笑的權利。當一個企業高管誇下海口受到保護，一隻竹知了重複他的聲音卻要被封口，華為失去的就不只是基本盤，而是被扯下的那塊民族脊樑的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