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公社有線廣播站準備傳達地區團代會精神
萊布尼茨說：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在數以千萬計的龐大知青群體中，每個人的際遇也不完全一樣。當年，我所遇到的當地農村村民和基層幹部，大都正直良善，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他們給予我的感受，是人性大於階級性；他們給予我的幫助，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在我迷茫絕望的時候，是他們為我打開了一扇窗！
——題記
01
1969年下鄉的頭兩個月，也許因為還有半年國家固定的口糧供應；也許因為人生這個彎道轉得太急，來不及對自己的身份確認到位，懵懵懂懂的我沒把插隊落戶和農民一樣掙工分養活自己，當成自己的真實生活。我們同落一戶的三個女生想來是一樣的懵懂，在以各種藉口逃避出工這個問題上，我們步調一致：一起去縣城閒逛；去別的知青戶串門；逢場必趕（農村五天一場）；接待來我們知青戶串門的同學也是不出工的充分理由。
然而，忘乎所以不等於理直氣壯，我們也需要自我壯膽，最大底氣是反正不上班不拿工分，生產隊又沒損失。就這樣三天兩頭的玩耍，給生產隊所有人都留下了極不好的印象。
並不是什麼突發事件的強烈刺激讓我猛醒，而是由於「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個鐵律。那個年代雖然通訊很不發達，像我們公社這種不通公路的地方，一封家書往來需要十天半個月，可我們的表現卻像無線電報一樣，很快就播報到了家長的耳朵里，還恰如農民們說的那句極樸素卻極具哲理的話：「帶東西越帶越少，帶話越帶越多」。在家長接受到的信息里，我們已經成了抽煙喝酒耍朋友的「天棒」（那時候對行為舉止比較出格，穿着打扮異於常態的另類青少年的稱呼）。父母急壞了，認為我正在滑向小流氓的邊緣，連連來信告誡加苦勸。
我哥哥下鄉第一天就讓自己一步到位了，不缺工少趕場幹活不挑不揀，他被最初落戶的南陽公社評為知青先進典型。我們隔壁新民六隊的幾個同學，在逃離未遂歸隊後就一直正常出工，導致我們生產隊的社員用一種特別誇張的口吻，故意在我們面前把她們放在龍門陣里：嘿呀，那幾個女子肯出工滴（拖長聲）！嘿呀，那幾個女子勤快滴（拖長聲）！嘿呀，那幾個女子才叫吃得苦……其實就是把她們推到我們面前作「照妖鏡」，讓我們自慚形穢無地自容。
這些近在咫尺最鮮活具體的榜樣，自然形成了對心靈強有力的撞擊，覺悟轉變也就在一瞬之間了，無需什麼改邪歸正的艱苦努力。其實，對我來說還有一層重要的原因，彼時，母親依然處在被掛起來的階級敵人位置上，這個底色讓我玩耍起來沒有別人那麼無憂無慮坦然瀟灑。
我們開始正常出工勞動，沒多久就把不好的印象糾正了。
到1970年年底，「廣闊天地練紅心，紮根農村幹革命」的「紮根」，出現了鬆動，招工——這個我們曾經以為的永遠夢幻，來到了現實當中。其時，正值一年最寒冷的隆冬，知青們卻走進了春風拂面桃花紅李花白菜花黃的五彩季節。
招工讓許多知青重新進入城市翻開了生活嶄新的一頁；也讓不少知青一次一次領略招工受阻的失望，乃至陷入對回城無限嚮往的絕望。
招工不同於下鄉，沒有浩大的聲勢，更非讓所有知青在同一時間，坐上大卡車戴着大紅花於鑼鼓喧天的歡樂聲中被迎接回城市。招工有名額限制，有暗中競爭，到後期還塗滿了神秘色彩——出現了各個招工單位帶着名單指標下來的特招。找關係走後門，流行病一樣迅速傳播，知青和知青的家長們紛紛利用或尋找建立關係的渠道，靜水深流，在表面的平靜下各顯神通，激烈的爭鬥此起彼伏。
02
自懂事始，我就對我們家沒有外公外婆以及舅舅姨媽這些親戚心存疑惑。進入中學後的某個周末夜晚，我鼓足勇氣問了父親。父親倒是沒有躲閃，他壓低嗓門告訴我：他們在台灣。
因為長期接受的教育，台灣在我們的心目中，是一個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地方，又是一個國民黨特務遍佈大街小巷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的外公舅舅姨媽們是不是國民黨特務，沒敢繼續追問。其實父親也不知道。
父親給出的答案，讓我內心閃動着巨大的驚嘆號，相伴而生的竟然還有那麼一點點自己與眾不同的感覺——台灣畢竟遙遠而神秘。
父親高估了我的心智成熟程度，高估了我對社會複雜性的認知程度，高估了我對紛繁人際關係的把握程度。父親的解惑讓我像那個看見了國王長着驢耳朵的理髮師，終於沒能壓制住內心秘密的翻滾。一次勞動課，全班在一個斜坡上挖土，我悄悄湊到身旁的密友耳邊，把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抖露出來。幾年後，我的幼稚帶給我的後果，準確地詮釋了「禍從口出」這個無比精闢的人生哲理。
1971年（具體月份不記得了），重慶市二輕局到蒼溪招工，我被生產隊和大隊推薦到公社，但還沒有正式通知去公社填寫招工表。
我並不知道也沒想到生產隊和大隊會首先推薦我，在傍晚收工後得知被推薦的小道消息，興奮異常。那天，晚霞很絢爛，似乎是為了配合我的心情。我站在院垻邊眺望層層疊疊的遠山，我仿佛看到了山巒之外的幸福生活在晚霞中徐徐展開。我當然想不到小道消息帶給我的熱切嚮往，不過是個白日之夢；更想不到炸碎美夢的那顆「炸彈」，是我親手遞出去的。
我是時隔兩年之後，才聽說了被舉報的全過程。我曾經唯一告知過我們家秘密的密友，在當日收工後，行跡匆匆趕往同大隊第二生產隊的知青戶。密友沒有直接舉報我，只是把我早幾年親手遞送的「炸彈」，擊鼓——傳花到了另外的人手裏。
這顆「炸彈」就是，我是台屬。
那年，我悄悄向她吐露秘密後，只聽她輕聲複述了一句「在台灣啊」，再沒多說一個字，完全看不出這件事會在她心裏留下更多的痕跡。對世事險惡一竅不通的我，以為所有同齡人都跟我一樣率性天真，殊不知幾年後，這秘密變成了重磅炸彈，在招工回城的關鍵時刻，被不動聲色地扔了出來。這一扔，不但我「躍農門」擱淺了，原本我試圖深藏於心的秘密，也突然成了貼在臉上的公開標記，人盡皆知。
聽說，我不太熟悉的二隊高中生，當晚懷揣剛剛得到的關於我的家庭具有重大問題這一信息，披星戴月直奔公社，把「台屬」這個「王炸」往公社幹部面前一扔，質問：為什麼推薦一個「台屬」而不推薦「紅五類」子女？這個質問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是體現階級立場的大是大非問題，公社幹部不能不重新審查推薦名單。公社本身有沒有關於我們的「台屬」檔案，不清楚；公社是怎樣更換被推薦名單的，不知道。擺在我面前的事實是，那次表格還沒填，政審還沒開始，回城美夢便被一個舉報秒殺。
到這年年底，由生產隊大隊公社逐級推薦的招工漸漸被「特招」取代。招工單位帶着具體的指標和名單下來，推薦有名無實，公社不過是按慣例履行相關手續而已，很多人悄無聲息地就離開了。
1972年新的一批知青下鄉，被安排在我們這批知青走空了的生產隊，我們的稱謂已經變成了「老知青」。一個「老」字，把我們這批知青拍在了招工浪潮退去後的沙灘上，絕望地沉寂下來。
絕望歸絕望，破罐破摔的，至少我在自己周圍沒見到，大家心裏都明白，真正摔破了，就再也不能復原。
03
之前，我所以被認為表現好，估計主要是因為我在知青戶里肯多出一點勞動力。
剛下鄉時，生產隊派人把劃給我們的自留地種上了各種應季蔬菜，還施了當時極為珍貴的化肥，養料充分的蔬菜鉚足了勁竄，豇豆四季豆一串串吊在藤上，我們摘到手軟；南瓜們的體重好多都超過了10斤，我們樂呵呵地抱回家吊在房樑上，儲備起來慢慢享用。
我們坐享其成不問耕耘只管收穫其樂融融。不過，這樣的神仙日子，在第一季蔬菜之後就翻篇了，我們需要自己出力打理園子才有菜吃。每天出工回來，都累得不想動彈，我便常常挑着糞桶去生產隊的集體豬圈，把豬糞挑到我們的自留地里，好歹弄出一些能吃的菜。
為了不耽誤白天出工，我也有半夜起身套牛拉磨磨麵粉的經歷。當時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心驚肉跳。我起床後輕輕拉開房門探頭一看，門外，萬物被如墨的天幕緊緊籠罩，遠遠近近連個蟲子的哼哼都沒有，四周那些影影綽綽的樹木灌木張牙舞爪，弄得院垻里滿噹噹陰森森的全是鬼氣，我扶着門框汗毛瞬間立正，兩條腿卻軟得立不起來。毛骨悚然的我，唯一的願望是逃回床上，把自己嚴嚴實實捂在鋪蓋窩裏。
但是，我沒法後悔。牛、蘿篩、蘿篩架、鍋籠等磨麵的一應工具，頭天晚上就借好了，麥子也洗淨曬乾，我只能硬着頭皮趁自己還沒魂飛魄散，一步跨出門檻，到牛棚牽牛，架牛，吆喝牛拉磨。超乎生理極限的恐懼，激勵着我奮力推拉蘿篩，把蘿篩弄出咵噠咵噠節奏均勻的聲響，沖開重重圍困的萬籟俱寂，為自己壯膽。一直熬到東方破曉，晨曦終於撕碎了黑色的天幕，快要繃斷的神經才鬆弛下來。這時，麵粉也磨好了，渾身灰撲撲的我長長出一口氣——逃出鬼門關了！
當生產隊只剩下我一個知青的時候，原先屬於集體戶的公共事務，就徹底變成了私人事務，再也沒有先進性可言。下鄉近4年，各種農活都熟悉了，埋頭勞動努力掙工分，成了我們的基本生活常態，「老」知青漸漸淹沒在廣闊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大眾之中。
怎樣才能在機會到來時候不被遺忘？唯有成為一名知青先進典型。但我一無可依靠的紅色家庭背景；二無出眾的文藝體育專長，我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努力，才能把這個個人的渺小目標變成現實。我對自己的前程沒有也做不出任何可行性規劃。
04
大山裏面，農民辛勞一年，口糧卻有近一半是紅苕，收完稻穀後開始挖紅苕。分紅苕和分其它糧食不同，無需集中在集體曬垻里統一分配。紅苕太多，全都背回去堆在一起容易漚爛，爛了的紅苕豬都不吃，更無法進入分配程序，社員還要承擔減少口糧的損失。收成完畢之後再統一分配效果不好，所以就直接在地里收多少分多少，大家各自背回家。
生產隊一直非常照顧我們，每次分給我們紅苕，都在我們的住房附近，不讓我們遠距離負重。
一次，我們在生產隊最高的一塊山地里挖紅苕，按慣例沒有分給我。人們紛紛背着自己分得的紅苕下山回家了。有一個年齡和我差不多的女孩，家中人口多勞力少。口糧是按人口分配的，所以她家分得的紅苕一次背不完，若等她背回家再來第二趟，天就完全黑了。生產隊照顧我，我不可以對別人的難處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心安理得地享受照顧，何況這戶人家成分是下中農，便自告奮勇幫忙。
記得那一背紅苕有一百二十幾斤，從山上往下背，對我來說是超負荷負重。我落在了最後。如果遠距離觀望，應該是一個小小的黑點貼着龐大的山體在緩緩移動。當地農民有句話，叫做「上山腿軟，下山腿打閃（發抖）」，背重物下山更艱難。農村的山路也算不得路，魯迅說「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所謂羊腸小道，指的就是這樣的路。山道上有的地方，一塊石頭就是一個天然的梯坎，高的能有40多公分，空手往下都需要小心。
那天我背着紅苕站在了這樣的梯坎上。左邊是陡壁，右邊是沒有遮攔的斜坡，背上是120多斤的重物，按正常的行走步態是無法走下梯坎的。前前後後已經沒有半個人影，仿佛陷入百年孤獨的我，在梯坎上站着，喘着粗氣原地轉了幾個圈，也沒想出任何下去的辦法。那一瞬，我突然深刻領悟到什麼叫做「呼天不應，叫地不靈」。
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我只好橫下心來閉眼一跳，雙腿劇烈且大幅度地「閃」了一下，我甚至聽到右邊膝蓋關節發出了沉悶的響聲，但背負120多斤重物的我站穩了，而且還能繼續前行。這才騰出心思瞄了一眼右邊光禿禿的斜坡，豆大的汗珠一粒一粒從額頭往下滴，好險啊！倘若我沒有站穩，那就必定是順坡滾下去，百十米沒有任何遮攔，丟了別人的口糧，自己的命撿不撿得回來，未可知。
我能以如此冒險的方式，安然無恙地闖過看似無解的難關，定是蒼天垂憐！
我落戶的大巴山區，因為某些歷史的原因，地處山腰的生產隊都極度缺少柴火。
嘉陵江每年汛期，上游都有大量的垃圾衝下來，其中不少是枯樹枝朽木塊，這些廢物來到我們缺乏柴火的下游，就變成了寶貝。每年時節一到，沿江山腰的各個生產隊都會自動放假一兩日，讓各家各戶到江邊打撈枯木朽枝。
汛期到來的時候，往往大雨滂沱，家家戶戶的男性青壯勞力，披上蓑衣戴着斗笠半夜裏來到江邊，用自製的專用網打撈。天亮時分，江邊便堆滿了分屬各家的這種垃圾。
在江邊打撈上游衝下來的垃圾，場面有多壯觀我沒見過，想像中應該是嘩嘩的雨聲江水聲、家人相互的叫喊聲、發現並撈到大木塊時的驚喜聲，混在一起比集市還嘈雜喧鬧。
嘉陵江在谷底，我們生產隊在山腰，從山腰到河谷這一段，是一仰頭帽子會掉的那種坡度，因此，背水撈柴是一件異常辛苦的勞力活。我們知青不用參加這種辛勤勞作，生產隊基本保障了我們煮飯的柴火用度，並不要求我們自己去江邊撈柴。所以，我們很期盼這兩天難得的假期，屋外的雨聲催眠曲一般，我們名正言順扯抻了睡大覺。
下鄉的頭兩年，我沒背過水撈柴，那種辛苦我沒有體會。到了第三年，袖手旁觀開始讓我感到不安，當然，也有爭取更好的表現潛在目的，我背上大背篼下河谷，幫生產隊比較缺少勞力的人戶背水撈柴。
背水撈柴屬於私活，沒有工分，但可以在別人家裏吃兩頓平時難得吃到的稠米湯（插上筷子不倒那種）、炕饃饃（烙餅）、麵條或乾飯。背着比半個人高的大背篼，背篼里滿滿地裝着濕漉漉的斷樹枝碎木渣，攀爬在陡峭的小道上，喘着牛一樣的粗氣，全身的毛孔就像打開的水龍頭，汗水湧泉似的往外噴。一般情況下，是早飯前背一次，上午往返兩三次，下午往返兩三次。一天下來就只剩下倒床的願望了。
這樣的艱辛我沒有白白付出，社員們口口相傳，很快，我就獲得了「吃苦耐勞助人為樂」的美譽，並且聲名遠播。還記得被招生到川維技校時，我和招生老師閒聊，老師問及在農村勞動的情況，我說我能背130多斤。招生的老師上上下下掃描小個子的我，眼睛裏射出來的，全是難以置信。
05
1973年初的某一天（具體時間不記得了），大隊團支部書記何天洪來找我。何天洪也是回鄉知識青年，啥時候回鄉的我不清楚，他的家住在新民三隊。
何天洪來到我幹活的地方喊，蔣蓉——
我應聲走到他跟前。
他說，韓部長（公社武裝部部長兼團委書記）喊我帶個話給你，要你趕緊寫個入團申請書。
又說，我們支部準備今天晚上開支部大會，討論你的入團申請。韓部長說了，他三天後要出差，準備在出差之前把你入團的事辦理一下。你抓緊時間把申請書寫了哈，晚上到新民二隊學校教室里開會哦。
公社的幹部，知青們都認識，只是熟悉程度不一。我和韓部長那時還不算特別熟識。我曾找他申辯過關於家庭成分的問題（韓部長調來我們公社時，我從推薦名單中被剔除的事，已經過去一段時間了）。談畢我並未得到期待的答覆，哪怕只是個表態，也沒有。韓部長沒有超越公事公辦的原則，只說了讓我回生產隊好好勞動的話。他給我的感覺是，待人平和友善，但內斂謹慎；喜怒不形於色，但絕不工於心計。
何天洪帶來的這個消息太突然，讓我一時難以消化，感覺有些恍惚，甚至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夕。入團對於當時的我，是一個奢望。招工都是因家庭問題被淘汰的，遑論加入革命的組織。所以我從來沒往那個方向想。
何天洪離開後我請了假，回到屋裏趴在床沿邊寫入團申請書，心裏還裝了點小小的激動，那個年代誰都知道，政治上進步了，別的事情才有可能推進。
當晚的團支部大會，給我留下刀砍斧鑿痕跡的，是會議的過程。
教室的講桌上點着一盞光線昏暗的煤油燈，我坐在靠中間的位置，把頭埋得很低，按程序宣讀自己的入團申請。入團動機比較流暢順利地讀完了，接下來要當眾宣讀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係情況。因為有招工被秒殺的經歷，家庭的一切，特別是家庭成分，就成了我最不願意拿出來示人的秘密。但我不能不寫，更不能不讀，參加革命組織最首要的一條，是不能對組織有任何隱瞞。
我從爺爺開始，聲音顫抖：爺爺XXX，成分地主、奶奶XXX，成分地主、父親XXX，家庭出身地主、叔叔、姑姑……，一連七八個地主從我口裏魚貫而出，我恨不得有個地縫鑽進去算了。我的聲音越來越細弱，弱到如同蚊子嗡嗡，而房間裏，似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靜得掉根針都算得上響動，每個人都能清楚地聽到「地主、地主……」，我不知他們有沒有被震驚到。
其實，寫這份申請我還頗費了一番思量，論直系親屬外公外婆應該算，論主要社會關係舅舅姨媽應該算。1971年招工生產隊大隊推薦我，因為他們這些直系親屬和主要社會關係，我被打回了原形，此次實在不敢再白紙黑字落下鐵證。幸好農村的傳統是主要看父系，母系可以忽略，我鑽了這個空子，逃避了更加難以啟齒的「台屬」問題。
終於完成了申請書的宣讀，我渾身汗濕，最潮濕的是雙眼。我不敢期待，甚至想逃出去什麼也不聽，包括表決。然而，新民大隊全體團員一致送給我的，是一個驚喜，大家發言紛紛認可我在農村的勞動表現，並不糾結我無法選擇的家庭成分。入團材料第二天送到公社，第三天我就被批准為共青團員。
入團為我的人生拉開了一道新的序幕。
沒多久，公社韓玉錦部長和區里主管知青工作的韓光德書記，就推薦我參加南充地區共青團代表大會。回來以後，公社又安排我在有線廣播站向全公社傳達會議精神，還讓我到公社小學、五龍區中學作「廣闊天地練紅心」的報告。
我就這樣成了公社和區裏的知青先進典型。
經公社武裝部長兼團委書記韓玉錦推薦，我當了大隊的團支部書記、公社團委委員、公社婦女委員會委員。一年內，各種榮譽接踵而至：參加蒼溪縣勞動模範大會；參加蒼溪縣知識青年代表大會；代表先進知青回北碚區參加婦女代表大會。後來聽父親講，我當時在父母的工作單位西南師院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父親參加西師組織的知青慰問團時，還沒出發就有人告訴他，我正在縣裏參加知識青年代表大會。
五十多年過去了，那個少不更事的我，如今已成了時間隧道另一端的模糊影子。而往事卻沒有如風如煙。那些質樸的鄉民，那些善良的基層幹部，以及他們竭盡全力給予我的幫助，在我心中歷久彌新。當招工回城的大門緊閉，當我萬念俱灰萬分沮喪，對前程感到迷茫絕望的時候，是他們為我打開了一扇別具風景的窗戶，讓我在全新的人生道路上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