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太史公的屈原列傳儘管有不少疏漏矛盾之處，但太史公距離屈原不過一百來年的時間，可以聽到耆老口耳相傳的故事，還可能見到漏網之魚的戰國史籍特別是楚國史籍，總之他決不可能為一個烏有之人立傳。此外，漢文帝（一般以為是漢武帝，誤，詳見今人王雲度考證）招淮南王安為離騷作傳，賈誼寫吊屈原賦，漢武時嚴助、朱買臣等人也以楚辭得官，均能證明屈原及楚辭在漢代人心中是真實存在的。說起來質疑屈原是否存在也是民國時期疑古風氣作祟，管它可疑不可疑的一概疑之，距離屈原不過百數十年的漢文帝、賈誼、劉安、漢武帝、司馬遷、劉向，以及再後的班固、王逸都不懷疑屈原及楚辭的真實性，兩千多年後的人憑啥言之鑿鑿地說屈原不存在，楚辭非屈原所作呢？
如今大多數人一談到屈原自沉，就說是為了愛國。這說法似是而非。屈原是個人主義者，而且是精英主義者，一定要說愛國，也近似於密爾筆下的共和愛國主義者，而非始於朱熹，成於乾隆，變於民國，定於當代的那種愛國者。
楚辭在西漢始廣為流傳，但西漢人並不以忠君愛國推崇屈原。司馬遷推許的是屈原的人格與志向，「其志潔……其行廉……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揚雄認為屈原不該自沉，應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個炮轟屈原的是東漢人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忿懟君主，文采雖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對屈原不待見，因為他持儒家的道德標準，認為屈原不夠忠君，老是數落懷王，也不夠中庸，總愛展示自己的個性與才能。拋開班固迂腐的價值判斷不論，他其實說到了點子上。屈原個性極強，是狂放張揚的反叛者，而非溫良恭謙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對象，那就是他內心的準則與理想，而不是某個君主，也不是國家。
戰國時代沒有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連秦漢後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沒有，當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戰國的人不愛什麼國，所以殉國者沒幾個，周遊列國的縱橫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為楚人的伍子胥借吳國軍隊報私仇，大敗楚國，還對楚平王掘墓鞭屍。如果屈原愛國，他能對伍子胥讚許有加嗎？
戰國時忠君觀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則留，不合則去。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說，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如果一個國家政治黑暗，那麼從貴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潤，還忠什麼君呢？拿楚國人來說，析公、雍子奔晉，伍子胥、伯噽逃吳，文種、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戰國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離騷中才反覆說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勸他走，但他終於還是沒走。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於自己的理想。他對懷王當然有感情，但那是因為他們曾為共同的理想一起奮鬥。
現在問題來了，屈原的理想是什麼？兩個字可以概括，美政。內涵如何？大概就是舉賢授能與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賢人政治與法家法制主義的混搭。今天看來沒什麼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來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對理想的表達與堅持，以及最後以身殉道。
在小說《堂吉訶德》中，一個理髮師扮成的騎士跟堂吉訶德決鬥——其實不過是打架，堂吉訶德不是對手，被打倒在地，鬍子亂了，滿臉血污，狼狽不堪。堂吉訶德怎麼說的？他說：「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騎士，我輸了，但是我的愛人杜爾西內婭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這個真理不會因為我的失敗而改變，現在，騎士，請刺下你的長矛吧！」
某種意義上，屈原就是戰國的堂吉訶德，他的理想或許跟杜爾西內婭一樣只是個村姑，他也輸了，但他捍衛理想的決心不會因為他的失敗而改變，並且可以任憑別人為此對他刺下長矛。
與堂吉訶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處於幻覺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麼平庸。進言之，屈原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是精英主義而非平民主義。
屈原的個人主義，當然不能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現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強調個人自治和個人自由的道德與政治哲學。作為一種關乎人性的理論，個人主義主張，只有賦予一個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責任，允許他選擇自己的目標以及實現該目標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務於他的利益。屈原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的個人主義有重疊之處，那就是追求個人自由與強調個人責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濃厚的宗族觀念與故土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