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寶珊這人是富有傳奇的。他在民國時期，是國軍陸軍上將，擔任過甘肅省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傅作義任華北剿總司令時，他是副總司令。但他同時又與中共高層有密切交往，1926年劉伯承瀘順起義失敗逃至西安，是鄧寶珊給了他600銀元和一紙通行證，助其順利抵達南昌。
也是這一年，鄧小平要去蘇聯，缺少路費，鄧寶珊二話沒說，直接給了200大洋。
抗戰期間，鄧寶珊曾多次前往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坦誠交談。1944年12月，毛澤東在給他的信中說：「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因為這層關係，1948年底，傅作義委託鄧寶珊代表他同解放軍談判，達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
新政權成立後，毛澤東第一時間物色的甘肅省政府主席，就是鄧寶珊。鄧寶珊是甘肅人，曾做過甘肅省主席，由他主持甘肅再合適不過。但鄧寶珊對此任命最初是拒絕的，後來是毛澤東親自把他請進中南海，經過一番勸說，他才欣然答應的。
會見時，毛澤東特別告訴鄧寶珊：「我讓你去甘肅，是因為你在那裏人熟，威信高。」話說到這種程度，鄧寶珊哪裏還能推辭。
1950年1月8日，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依據規定，省政府由省長、副省長和秘書長、廳長、局長、主任等組成，實行省長負責制，受國務院領導。
最初幾年，鄧寶珊有職有權，他也兢兢業業，事必躬親。他甚至親自前往會寧和定西考察，那裏是有名的乾旱區，車子上坡時突然拋錨，56歲的鄧寶珊帶頭下來推車。隨行人員勸他不必一定要去基層，他答覆說：「不親眼看看，心裏不踏實。」
然而從1956年年底起，一切開始發生變化，鄧寶珊發現他正在漸漸被人輕視。
尤其是在從青海調來甘肅擔任省委書記的張仲良改任第一書記之後，鄧寶珊的處境就變了。張仲良認為鄧寶珊的存在對他隨心所欲獨攬大權是一種障礙，處處嚴加防範，不予配合。在張仲良的帶動下，省政府下轄的某些廳局長，也開始對鄧寶珊不再尊重。
有一天，鄧寶珊親自主持召集廳局長會議，通知的開會時間都已經過了一個半小時了，仍然有大半廳局長不見人影。面對眼前寥寥無幾的到會者，鄧寶珊無奈地苦笑了一聲，說：「不等了，咱們還是開會吧。」
鄧寶珊知道，某個人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就是要徹底剝奪他的權威，將他邊緣化。從此，除了禮儀性質的場合，再也沒有人出面請鄧寶珊主持任何工作。
即便如此，到了57年反右期間，儘管鄧寶珊已經夠謹小慎微，緘默不語，仍然受到了衝擊。
這年的6月8日，省府大院內貼出起了充滿火藥味的大字報。交通廳長楊子恆等一批民主人士，率先成為了運動對象。隨着大字報數量的激增，火力越來越猛，其中很多是無限上綱、憑空捏造的荒謬指控。很快，便有大字報貼到了鄧寶珊辦公室的樓道，儘管未直接點名，但揚言要「挖出甘肅右派分子的總後台」，宣稱「甘肅右派分子背後有一把保護傘」的措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矛頭是直指鄧寶珊的。
當時，被打成右派的省長，近的有青海的孫作賓，遠的有浙江的沙文漢。鄧寶珊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正在焦慮之時，氣勢洶洶的大字報突然降溫，使鄧寶珊安然無恙，免於一劫。後來才知道，是遠在北京的周恩來和鄧小平聽說了他的處境，對甘肅的局面進行了干預。
鄧寶珊雖然逃過一劫，但眼見知識界眾多傑出人才，以及自己相交多年的老友、老部下，一個個被冠以「牛鬼蛇神」的罪名，心中的悲涼始終難以平息。
想到自己尚且自身難保，卻被大字報誣稱是「保護傘」，結果又能保護誰呢？
8月的一天，午後的陽光刺得人有些晃眼，鄧寶珊想去政府大樓看看。此時，四周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歌曲：「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走進大院時，他看見幾個新近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正拿着鐵杴在清理垃圾。其中一人，是他在省農牧廳的老部下甄載明。甄載明一見到老上級，避之唯恐不及，慌亂中急忙拉低帽沿遮住臉面，就匆匆地躲開了。
隔天之後，鄧寶珊特意將甄載明請到家中，關上房門，和他進行了一次深入交談。
「你覺得自己有罪嗎？」
甄載明搖了搖頭，眼眶裏頓時蓄滿了眼淚。
鄧寶珊像長兄一樣地安慰他：「我了解你，你有什麼罪呢？別人可以曲解你，你卻不能輕賤自己。你要抬頭做人，事情總歸有明朗的一天。」
甄載明淚眼婆娑地說：「解放前，您曾幫我脫離國民黨的牢獄之災，然而如今，你也險些深陷其中！」
鄧寶珊揮了揮手，似要擺脫這種陰影：「不談這個。總之我們一定要相信自己，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這次交談，對甄載明影響極大，即使遭到了反右的重創，他仍堅韌地活着走到了90高齡。
傅作恭就沒有這樣幸運了，他的慘死才是鄧寶珊最該深感內疚的事情。
傅作恭是傅作義的堂弟，畢業於金陵大學林業系，後來被傅作義安排在綏遠擔任農場場長。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部長，將傅作恭安排在水利部工作。1953年，鄧寶珊去北京出差，在傅作義家見到了傅作恭，交談之下，發現傅作恭不但是林業專家，對水利建設也相當內行。甘肅正需要這樣的人才，於是希望傅作恭能到甘肅工作。傅作恭本來在北京生活得好好的，但禁不住鄧寶珊一番盛情邀請，就答應了，在1953年2月來到了蘭州。之後，每逢佳節，鄧寶珊都會邀請傅作恭來家中做客。在水利及林業方面遇到問題，鄧寶珊都會向傅作恭請教諮詢。
1958年，引洮工程上馬，傅作恭對引洮入甘工程提出意見，認為脫離實際，好大喜功，民力無法承受，結果成為批鬥目標，定為右派，甚至被褫奪公職，下放到夾皮溝勞改農場強制勞動。
鄧寶珊屢次托人輾轉傳信，希望能與傅作恭見上一面，卻始終未能達成心願。最終，傅作恭因飢餓與無法承受的勞動強度，悲慘離世。
堂堂一省之長，竟然救不了自己鍾愛的下屬，情何以堪？
就在傅作恭遭受苦難的同時，甘肅的百姓也在承受着同樣的磨難。
1958年10月，全省農業工作會議召開之際，浮誇之風盛行，竟將當年甘肅省的糧食總產量從1957年的85億斤誇大到220億斤！
無獨有偶，禮縣一位鄉村團支書竟吹噓自己種植的土豆，畝產量到了驚人的16萬斤。這位團支書隨後被邀請到大會上分享他的高產神話經驗。各大報也紛紛廣泛報道，盛讚省委書記張仲良領導有方。鄧寶珊雖然明知是虛誇，卻只能沉默不語。
1958年下半年起，甘肅農村開始出現人口外流、浮腫病蔓延乃至野有餓殍的情況。逃荒的饑民給鄰近省份帶來極大困擾，這些省份紛紛向上反映，強烈要求甘肅省制止人口外流。
面對這種壓力，張仲良卻認為是地縣黨委執行不力所致。於是在這年寒冬時節，派出四個農村工作團，分別前往河西、隴東、隴南和中部區域，查處所謂糧食「瞞產」的問題。
隴東工作團的副省長李培福，在走訪中發現，許多公社和生產大隊的糧食徵購任務，竟然超過了實際的糧食產量。許多食堂已陷入困境，被迫停辦；部分公社甚至吃光了種子儲備，靜寧縣的界石鋪公社就有高達三萬畝的土地未能播種。
李培福在調查中發現情況嚴重，於是火速返回蘭州，向省委進行匯報，請求儘快為基層調撥糧食。誰知張仲良聞聽此事後勃然大怒，不僅拒絕提供糧食，還疾言厲色地訓斥李培福右傾。
滿腹委屈的李培福向鄧寶珊訴苦，鄧寶珊卻無能為力，只能嘆氣。此前鄧寶珊也已多次向張仲良反映過類似情況，張仲良都一概置若罔聞，毫不理睬。一省大權都集中在省委第一書記手裏，別的書記都成了陪襯，他這個黨外民主人士的省長，又焉能有所作為。
不過，當年卻有則「馬路消息」，在甘肅廣為流傳，其真偽難辨。
消息說：在最困難的時候，鄧寶珊為救民於水火，冒着丟烏紗的風險，帶着百姓充飢的樹皮糠菜糰子「進京面聖」。他以為奸臣當道，最高領導不知下情。走進中南海，才知道連最高領導也數月不見葷腥，餓死人的省份不止甘肅一省。即便如此，聽了鄧寶珊的反映，最高領導仍然感到吃驚：這個張仲良，竟然搞得連省城蘭州也快斷糧了？
於是派員去甘肅微服暗訪，走到山丹縣，被縣委書記劉逢浩下令逮捕。劉逢浩是張仲良最信任的書記；山丹縣是大躍進中的「紅旗縣」，反右傾時將一大批幹部整得家破人亡。在河西走廊，山丹縣餓死的人最多，不少村莊餓死者無人掩埋。劉逢浩的口號是：「寧肯人吃草，不叫紅旗倒！」
這個劉逢浩也是膽大包天，竟敢抓捕欽差大臣，這才使最高領導層決心解決甘肅問題。1961年初西北局召開蘭州會議，中央派工作組督導工作，從省外調集糧食救援甘肅。
蘭州會上，鑑於張仲良所犯嚴重錯誤，將其從第一書記貶為第三書記；後為平息民憤，又將其調往江蘇易地任職。
接下來的幾年，鄧寶珊與新調來的第一書記汪鋒相處和諧。
汪鋒還記得鄧寶珊的救助之恩。1931年冬，汪鋒在西安時。有天在街頭受到特務追蹤，便跑到鄧寶珊的辦事處處躲藏。特務追到門外，不敢貿然進入。汪鋒在辦事處住了兩天，經葛霽雲介紹認識了鄧寶珊。鄧寶珊了解到他是被追捕的共產黨員，很包容地說：「你儘管住下，多久都行！」
因為這層關係，鄧寶珊又能正常工作，甘肅局面也逐漸趨於好轉。
然而好景不長，1966年又一場運動拉開序幕。這年10月，鄧寶珊遭遇抄家，一群紅衛兵翻箱倒櫃，搜出了一把日本戰刀。那是1943年冬天，他途經延安，送了賀龍一個名貴的法國烟斗，賀龍則回贈他從日軍手中繳獲的日本戰刀。這段歷史擱在平時很容易說清，但恰逢當時賀龍正在蒙受誣陷，鄧寶珊不想牽扯賀龍，於是選擇了沉默。就在紅衛兵氣勢洶洶之際，有人翻出一本影集，發現其中竟然有鄧寶珊和毛澤東合影的照片，不禁感覺有些愕然。此時，正好蘭州軍區聞訊派人趕來救護，抄家的紅衛兵這才不再糾纏，隨手拿起一些東西揚長而去。
很快，遠在北京的周恩來得知了鄧寶珊被抄家的消息，立刻派來一架軍用飛機，將鄧寶珊悄悄接到北京，安排在一家部隊醫院。
兩年後，74歲的鄧寶珊在醫院病逝。沒有哀樂，沒有花圈，惟《人民日報》在最後一版的不顯眼處，發佈了一條短訊。
直到1979年4月24日，才在北京為鄧寶珊補辦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2026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