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天」青海糾「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書記高峰為首的領導班子，在經濟、文化非常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強制推行「大躍進」。在牧區，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一步走，向共產主義過渡，引起社會極大震動，使青海人民吃盡苦頭。1957年底統計青海人口265萬，到1962年降到205萬，減少60萬。減去從勞改單位釋放回內地的5萬多人，還有50多萬。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餓死45萬人，佔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當時，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只知道青海問題嚴重，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並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被調任青海省委任第二書記兼省長，行前周恩來與其談話。同時，內蒙古自治區區黨委書記楊植霖調任西北局書記，兼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黨、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於河北省平山縣，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任中共平山縣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冀區黨委副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軍政委、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願軍兵團政治部主任調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副部長，在副部長中是最年輕的。
青海省在「大躍進」年代，不僅經濟遭到空前破壞，人民群眾死、傷慘重，公檢法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還運用專政手段殘酷鎮壓毫無過錯的人民群眾，人間地獄般的狀況，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樹州，途中被一群婦女攔住車子，下車詢問，那些婦女說，他們那裏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種」，使王昭非常震驚。他認識到，青海省的問題具有典型性與普遍性，問題發生在青海，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對省委和各級黨委領導班子進行了必要的調整、改組，對幾十名問題特別嚴重的領導人撤職、降職，對其中少數人作了司法處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長薛克明是執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被開除黨籍、公職；公、檢、法機關領導大換班，公安廳長被降職調到樂都縣當了排名最後的副縣長；省檢察長、法院院長被免職。這些在整風運動中受到處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過來藉助造反派批鬥王昭，文革後，有的人不僅官復原職，還升了官。
王昭單槍匹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數。省委領導層的大格局基本未變，原來的五位副書記繼續留任，只從公安部帶來王仲方擔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糾「左」只是在系統內部進行整風，主要方式是自我糾正；特別嚴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組幫助和督促檢查。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左的思想影響，以左糾左也是存在的，對少數人的處理造成了新的冤案。從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複查平反了本省錯捕、錯判的全部案件，釋放了還活着的各類人員17000多人。
由於王昭的到來，解散食堂、採取緊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狀況迅速得到扭轉。儘管生活仍然極端困難，每人每天在1961年還吃不到半斤糧，但是不用進食堂，用野菜、樹皮加以補充，不至於餓死。如果繼續在食堂喝大鍋清湯，那就非餓死不可。所以人們發自內心擁護王昭，呼其為「王青天」。
當時，青海農牧業生產遭到毀滅性破壞，短時期內難以恢復。王昭通過實際考察，為了調動農、牧民生產積極性，在偏僻農村允許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允許作業組承包一定數量的土地；在牧區允許牧民個人承包餵養牛羊；在城市積極組織生產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還向中央有關部門申請給青海多調撥生產資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數農牧民家裏有了鐵鍋和菜刀，布票由原來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應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這時，毛澤東要求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1963年秋，王昭親自掛帥，兩位省委副書記參加，從省直機關抽調30多名廳、局幹部、300多名普通幹部組成「四清」工作團，浩浩蕩蕩開進離西寧市幾十公里的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展社教試點。
筆者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公安部，剛剛報到，即因王昭要人，調去青海省公安廳工作。開始第一年的具體工作在複查案件辦公室，閱讀、整理公安機關（包括勞改、勞教部門）上報的整風運動材料，接觸大量血腥、悲慘、荒唐、令人髮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參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運動全過程。
在「四清」工作團動員大會上，王昭按照毛澤東的口徑，大談特談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大談特談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必要性。對工作團每一個成員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強調要住在貧下中農家裏，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准搞特殊化，要緊緊依靠貧下中農，通過社教運動，把被地、富、反、壞、右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他規定了嚴格的八條紀律，工作隊員違犯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違者開除公職，是黨員的要開除黨籍；和女社員發生兩性關係的，以壞分子論處，等等。
沒有下去之前，工作隊員並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之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農村實在太苦了。和農民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但是要和農民同吃飯，就意味着挨餓和得浮腫病。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最貧困的農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是發了霉的青稞面饃，晚上是乾菜根泡後用水煮，在裏面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糊，調料只有干辣椒面。對一個患有糖尿病的他來說，這是難以生存的。
公安廳派一位警衛人員跟着王昭，想給他單獨弄點吃的，遭到嚴厲批評。一起下去的那兩位省委副書記，只呆了一個多星期，就找藉口回西寧，然後乾脆住進醫院了。死心眼的王昭，身患糖尿病，卻硬着頭皮，堅持在那裏。直到發高燒，才不得不回西寧治病。稍有好轉，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衛在內，幾個幹部經過商量，找各種藉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寧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個多月的「四清」結束後，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隊員得了浮腫病。7個工作隊員實在餓得受不了，違反紀律偷帶食品、或叫家屬偷偷送吃食，如餅乾、糖果之類，或偷偷到平安鎮上買高價食物，被發現後開除黨籍或公職。
此後，王昭不遺餘力地貫徹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在青海省大搞「四清」運動，積極貫徹西北局指示，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重新補劃地主、富農成分（牧區劃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層幹部，把「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轉嫁到基層幹部頭上。
王昭把開始好轉的青海經濟再次推向絕境。農村的赤貧他是知道的，親身經歷過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澤東要求各個省委都要搞社教試點，而且要向中央報告。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不親自出馬，你王昭帶這個頭幹什麼？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療疾病。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還患有肺氣腫等多種疾病。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勞有着密切關係。青海除東部農業區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區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帶科技人員到高寒牧區了解地質、礦藏、牧場、草地，研究發展青海省農牧業生產和石油、有色金屬、鹽湖開採。在那裏，氣候變化極快，有時在一個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經歷春、夏、秋、冬四個季節。高原嚴重缺氧，對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樹，在翻越5600米的巴彥喀拉山時，由於氧氣袋裏的氧氣已經用完，他頓時休克。司機加快速度開車，想在最短時間裏翻過山嶺到地勢較低的地方。山是翻過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處，車也翻了。王昭腰部、頸部受傷，後經醫院治療，脖子還是轉動不靈，腰不能伸直，這樣仍然堅持工作。他是真想改變青海的落後面貌啊！
「四清運動」中王昭的左傾路線
在「四清」運動中，王昭帶隊來到平安公社，要為今後全省開展社教運動樹立樣板。王昭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第一個標題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推行「大躍進」時的種種強迫命令、多吃多佔，把群眾對「大躍進」說過的牢騷話、小偷小摸行為，都說成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復辟；把部分基層幹部在左傾路線逼迫下的違法亂紀，說成階級敵人篡奪領導權；把個別地主、富農家庭成員的任何行為，說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隊、生產隊90%的幹部被批鬥，37人被鬥後自殺，19人被逮捕。在對敵鬥爭階段，開展了對「五類分子」的群眾批鬥會。可是，儘管工作組員一再交代怎麼說話、怎麼批判，積極分子上台後，還是不知說什麼。因為「五類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現行破壞活動根本沒有，臨時編造也編不出來。大會往往冷場。
為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教運動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幾乎每個工作組都遇到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的苦。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要事先導演社員如何上台憶苦思甜，反覆教。可是他們一旦上了台，有些說着說着就聯繫上了「大躍進」，幹部如何打他們，他家裏的人是怎麼餓死的……說着說着就泣不成聲。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有的幹部被當場活活打死。
據湟中縣統計，全縣「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基層幹部自殺。到1966年，青海13個縣「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99%以上都是生產大隊、生產隊裏的幹部，公社、縣裏的幹部有40多人自殺。
按「四清」運動設想，要把農村被壞人篡奪領導權的村幹部撤換、改組，把得到群眾擁護的好人選出來當幹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昭親自蹲點的那個大隊，選出來的黨支部書記叫劉××。原來是個有名的懶漢，土改以後沒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獨身一人生活。工作組進村時，要挑選最貧困的農家住。他家最窮，兩間破草房不能住人。還是工作組出錢派人維修，才能住人。靠這樣的人來當大隊幹部，是沒有能力領導大隊的。後來王昭被捕入獄，他也受到牽連，被多次遊街毒打，不久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