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好漢囚禁軼事（六）：王魯湘（「怎麼出來的這張牌？」）
北明
選自《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河殤》總撰稿人之一，北師院中文系副教授王魯湘，繼體改所（獲取保候審的）女士之後，住進了我左側的三二六房間。這位江蘇沐陽人，對每日不得不花去國家幾十元人民幣這一點，似乎有些過意不去，所以整日將滿肚子沸騰的非學院派的學問按撫在五臟六腑之間，假裝做遵守紀律的模範。
我算過一次。昌平這個招待所的高級客房小摟一共四層，每層四間，每間包房每天五十元人民幣，審查緊張的日子裏，一、二、三、四層均住上了從囚車請來的我們這些知識界的「客人」。據招待員小董告訴我，前前後後，她在這裏所看見過的警察，不下八十人。從八九年十二月以後，這裏只有第三、四層的八個客房被佔用，但從十二月上溯至八九年八月初，二層也已住滿，甚至一層也住上了他們的人。據說，北京市公安局政保一處一科依仗老宋的熟人關係，得到了這個招待所給予的優惠條件：一間客房一天只須三十五元人民幣。這樣，自八九年八月至九O年五月，以平均每天佔有十四間客房為計，需人民幣近一萬五千元。
伙食費每人每天十元，而他們——警察們的伙食費只可能高於我們。按一個房間兩個人（一個看守，一個「客人」）、平均每天就餐總人數二十八人次計，再加上他們為數不少的不定期宴會，需人民幣一萬五干元。
警察們在距北京幾十公里以外的昌平縣辦公，夜班費、加班費、出差補助，估計每天每人至少十元。以十個月平均每天十四人次計，需人民幣四萬二干元。
交通費。政保一處一科擁有大約六、七輛小車（包括小麵包車和審查期間新添置的一輛奔茨車）。在八九年九月、十月兩個月期間，幾乎日夜出車，沒有一輛空閒，不是去抓人，就是去核實案情，內查外調。所有這一切，都須在北京、昌平、秦城以及其他我所無法知道的區域間作大幅度遠距離的往返。以平均五輛常備車輛每個台班二百元計，十個月下來，需人民幣三十萬元。
上述所有費用，統計人民幣三十萬二千元。
這（在1989——1990年間）是一筆不小的經費。
儘管夜班費、出差費、加班費以及其地一些變相的補助費用，裝進了警察的衣袋，但這筆開支畢竟是為了完成對我們的審查。按照這個道理，等於全部三十七萬二千元人民幣是讓我們這些在押人員「亨受」掉了。從一九八九年七月初被抓到一九九O年四月取保候審，以平均十四人次為計，每人大約「享受」掉人民幣二萬六千五百元。
所以說，王魯湘為此若感到「內疚」並努力作遵守紀律的「模範」，是有些「道理」的。我算了這麼一次之後也不得不考慮，一朝算完了政治賬，又要和我算經濟賬可怎麼辦？不說別的，僅那八千元食宿費用，我就還不起。弄不好，到時候只好讓他們給我再加幾年刑。
日子一天天過去。一日，隔壁房間突然響聲大作。
仔細傾聽，並非吼聲震天的吸塵器聲。時已隆冬，當然也不是空調製冷設備的聲音，而是王魯湘發出的聲音。他在高唱革命歷史歌曲：《黃水謠》。
「……奔流向東方，河流萬里長。水又急，浪又高，奔騰咆哮如虎狼……」
這傢伙終於按捺不住，開始自行娛樂了。他的門和我的門一步之遙，小董剛從我這裏提着吸塵器出去，走進他的屋。兩個門都敞着，那如「狼」似「虎」的聲音，甚至蓋過了我屋裏電視上兩個講授英語的老師的聲音。
「我是遵守紀津的模範哩」，昨天，他還和小董這麼表白自己，今天他就一反常態。不知是不是窗外終日響徹雲霄的昌平縣城的大嗽叭里的革命歌聲，激發了他的「革命」鬥志。
自從他「奔騰咆哮如虎狼」那日起，每日上午十時許，都能聽見他和招待員小董「聊天兒」。
一個大學教授和一個初中沒好好畢業的小丫頭所能「聊」的「天兒」畢竟不大。他們的對話十分枯燥：
小董：「您這什麼眼鏡兒？」
王魯湘：「近視鏡。」
「您近視？」
「我近視。」
「噢，您近視。」
「嗯，我近視。」
又一日：
小董：「您這件衣服是什麼料子？」
王魯湘：「什麼料子？」
「嗯，什麼料子……。
「什麼料子呢？」
「什麼？」
「喲，我不知道！」
「喲！您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
「唉，您不知道。」
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當招待員小董來打掃衛生，我總是拿起她提進來的吸塵器吸塵。主要是為了活動一下僵直的四肢。一天，我正用吸塵器在桌角那個地方拐來拐去，小董坐在沙發上說話了：
「您說，隔壁那個是大學教授？」
「是呀。」
「那我怎麼覺着他不像？」
「是嗎？」
「嗯，我看他不像。」
「怎麼不像？」
「他連自個兒的衣服什麼料子都不知道！」
我忍俊不禁，告訴她：「大學裏的教書先生都他那樣。」
「是呀？」
「真的。」我逗她。小董今年二十四歲，看上去只有十八歲。
「唉！」她好像挺失望，「不過」，她又說，「他從不看中學生英語節目，電大的他也不看，我問他別人都看你怎麼不看，他說太簡單了，他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