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廣州黃花崗炮台，前排左起王開舜、胡及愚。
2009年8月，王仞山、王琦姐妹找到我，看繼父於汝聽的死亡檔案。2002年3月9日，我在潘家園淘到一本公安機關1963年7月造冊的死亡右派檔案——《右派死亡情況調查表》（簡稱「調查表」），裏面收入94位死亡北京右派，於汝聽名列其中。王家姐妹說，隨着父親胡及愚和母親王開舜近兩年先後去世，她們開始調查了解繼父的情況。她們對我講述了於汝聽與王開舜那段以悲劇告終的短暫婚姻，讓人唏噓不已。
一
要了解於汝聽與王開舜的婚姻，得先從胡及愚、王開舜談起。胡及愚1921年出生，父親是湖南寧鄉大地主，幼年時父母因患傳染病雙亡，祖母將其撫養成人。1944年，胡及愚與同鄉女子王開舜結婚。王開舜的祖父是清末秀才，後家境敗落。王開舜在湖南省立一中學習時與在桂林「淮南俄專」學習俄語的胡及愚相識。1946年春，胡及愚去上海辦出版社，王開舜因胡的祖母去世，從家鄉遷居長沙，為地下黨傳送情報。1948年7月加入中共外圍組織——共產主義青年聯盟。
胡及愚1947年春參加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在中共華南局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政治經濟系讀書。1947年底該學院被港英當局查封，胡及愚返回長沙迎接解放。胡及愚在港期間了解到文聯下屬單位新文化出版社需要資金印刷出版毛澤東著作，便將父親留給他名下的田產全部變賣，委託王開舜親自將錢款送達香港，周而復、馮乃超代表中共接受了這筆捐款。1949年冬，胡及愚夫婦從長沙同赴北京新聞出版總署所屬國際書店工作。胡及愚以俄文專長分在編譯科，王開舜在期刊科搞發行。
變故突發於1953年。當時全國正在土改，胡及愚認為母親留給姐姐和他的金飾是剝削所得，說服姐姐將倆人全部金飾兌換成現金3000元寄給家鄉的農會。誰知農會的幾個二流子反以為有利可圖，遂變本加厲來向他敲詐錢財，並給其單位寫信，稱胡及愚當年變賣田產是為破壞土改，還誣告他身背三條人命，要求把胡及愚逮捕法辦。1954年1月，國際書店未經核實就將胡及愚交北京公安局，帶回湖南寧鄉收押。當地公安局雖查無實據，卻仍以胡及愚出身地主家庭判刑一年，送湖南岳陽城陵磯農場勞改。城陵磯一帶瘧疾、痢疾和血吸蟲病橫行，勞改期間胡及愚儘管身患瘧疾和痢疾，仍需挑土築堤。胡及愚所在勞改隊原有犯人320名，半年下來僅剩幾十人，其餘人員都因病死亡。胡及愚幸虧服用了王開舜從家裏寄來的「奎寧」和「痢特靈」，才保住性命。胡後又身患嚴重血吸蟲病，在血吸蟲病醫院治療。醫生翻閱檔案時，才知他已刑滿，胡及愚也於此時才知道為何判刑及所判刑期。經兩年治療，胡及愚病情逐漸好轉，痊癒後他來到湖南益陽瀏家湖農場以放鴨打魚為生。為避免連累家人，他在醫院治療期間斷絕了與家人的聯繫。
就在胡及愚被捕的第二天，王開舜也被叫到國際書店保衛科，通知她胡及愚因家鄉農會告發已被逮捕。王開舜夜晚一人獨自落淚，她想不明白，丈夫1947年變賣田產支援革命，為何會於解放後的土改掛鈎，難道出身不好也能成為判刑的根據？在年終總結會上，書店領導將胡及愚定性為反革命惡霸地主分子。
1954年7月，蔣牧良收到胡及愚來信，說他在農場得了肺癆、瘧疾和痢疾，生命危在旦夕，希望趕快寄藥。蔣牧良是胡及愚的老師，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蔣接信後立即將胡及愚的情況轉告王開舜。王開舜既驚喜丈夫尚在人間，又為他的病擔憂，她趕快把藥和衣服寄去。
此事被單位知道後，領導嚴厲批評王開舜寄東西給丈夫沒通過組織允許和檢查，是立場問題。同時加強了對王開舜的監視，戶籍警經常上門查詢，更有同學在王開舜大女兒胡利年座位寫「地主狗崽子」，對她進行辱罵。丈夫走後一年多，為減輕負擔，王開舜被迫將要上學的二女兒王仞山託付給在長沙的姐姐代養。1955年肅反開始，在科里生活會上，領導點名要王開舜分清敵我矛盾，站穩立場。勸告她「做什麼事都要從政治上考慮」，為個人和孩子前途，應堅決和丈夫一刀兩斷。儘管王開舜明白丈夫是冤枉的，感情難捨，但為摘掉「反革命地主家屬」帽子，為不讓人家罵孩子「地主狗崽子」，她心一橫，懷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寫下離婚報告，交給組織。1956年春，人事科通知王開舜，胡及愚已經找到，在醫院治療血吸蟲病，生死難卜，他已同意離婚。聽到這個消息，王開舜深感自責，無奈木已成舟。
二
一天，書店人事科長李立行對王開舜說，過刊進口科科長於汝聽喜歡她，希望她能考慮。於汝聽和王開舜同住一院，胡及愚出事後，於汝聽經常照顧王家，應該說王開舜對於汝聽有一定了解和好感。加上生活、政治雙重壓力和親朋好友不斷勸說，王開舜經反覆權衡，最終同意於汝聽走進她的生活。
1956年3月6日，李立行將兩人叫到辦公室開結婚證明，祝倆人白頭諧老，並一再叮囑於汝聽要善待孩子。於汝聽說，「她是善良的，是我追求的對象，我願意和她組織家庭，會使她和孩子幸福的，謝謝領導的關心……」當天，兩人到派出所結婚登記，後又接回寄養在親戚家的仞山，本破碎家庭煥發生機。婚後，王開舜有時想到重病中的前夫仍暗自傷心。不過，於汝聽對家人的關心照顧多少減輕了這種傷痛。不久，北京師範學院招收在職幹部培訓，於汝聽積極支持妻子學習深造，擔負起接送孩子上幼兒園和照顧孩子上學的任務，生活雖苦，卻和睦安祥。
據調查表記載，於汝聽死於1961年4月6日，時年39歲。於汝聽1922年出生於江蘇金壇一官僚地主家庭，1933年畢業於南京金陵中學。對於汝聽解放前的工作經歷，王韌山姐妹和於汝聽的親戚都不清楚，僅據「調查表」記錄如下：「(19)43年加入國民黨兵工署工作，又參加偽政治部上海辦事處科員、偽第一補給司令部科員、外事處科員。解放後留用加入國際書店。」於汝聽在國際書店時的好友趙映書對我說，於當時在過刊進口科當科長，過刊「即過期刊物」，該科主要負責收購國外有科研價值的過期雜誌提供給國內科研機構。於汝聽精通英語等四國外語，在單位被視為才子。他不是黨員，只管業務，組織為此專門配備黨員副科長對他進行監督。作為業務幹部，於汝聽對某些不懂外語還頤指氣使的解放區幹部很反感。趙映書回憶：「我們當年都單身，工作沒什麼接觸，業餘時間一起出去玩。他這人很豪爽樂觀，喜歡交友，誰找他幫忙，他都願幫……當時同情王開舜的人很多，但能像於汝聽走到那一步，得有相當的勇氣。王開舜的丈夫被抓走，三個孩子又那么小，很多人不敢接觸她，於汝聽的行為是種俠義之舉，等於救了這個家。」對這一點，王仞山有更深切體會。她說，「於汝聽曾對媽媽說，『我不要孩子了，我們有這三個孩子就夠了。無論如何要讓這三個孩子上大學。』他把這個家救活了，否則我媽媽帶着我們三個孩子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來了，我們就感覺踏實，有着落。」然而，1957年反右運動把於汝聽推向深淵，王開舜一家的生活又被甩出正常運行軌道，開始劇烈顛簸。
據調查表記載，於汝聽被打成右派送去教養的主要理由是「該人思想反動，利（用）黨整風之機大肆向党進攻。公開為儲安平『黨天下』辯護，並反對別人說儲安平的言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並說『黨在企業內部的活動是否必要，還要從根本上考慮。』並提出黨組織是『小集團』，黨員是『家奴』。污衊肅反運動『作法過火了，店內鬥了20多人，有不少鬥錯了。』對胡風問題說『胡風是不是反革命，我不掌握材料。』」，1958年3月1日，於汝聽被收容勞教，起初押往東北興凱湖農場，後轉至清河農場。
對於汝聽離家時的情形，王仞山有清晰印象：「他走的時候在家裏收拾箱子，還跟我打招呼呢，說要走，我以為是臨時出差，很平靜，完全沒有那種淒悽慘慘的氣氛。」估計當時連於汝聽自己也沒想到，此去將蹈入死地，屍骨無存。於汝聽到勞改農場後，曾給王開舜寫信，希望將來出去後能跟她一起去山區教書，過平靜的生活。王仞山曾給於汝聽畫了一匹帶翅膀的馬寄去，他回信說，「看到白妞（王仞山小名）畫的馬，我特別想騎馬回去。」然而，於汝聽永遠也回不去了。
「調查表」記載，1961年4月6日17時50分，於汝聽因貧血性浮腫合併肺水腫死於清河農場勞改處，，埋葬地點為北磚窯公墓81號。1961年4月8日，清河農場「通知其妻王開舜」，於汝聽已經病亡。1958年3月，第二機械工業部幹部趙文韜被打成右派送清河農場三分場勞動教養，1961年底摘右派帽子遣送回家。他對我說，「清河農場三年困難時期死的人沒別的病，全是餓死的。」由此推之，於汝聽也不例外。
趙映書說，於汝聽去世消息是由國際書店通過他告訴王開舜，因為他與王開舜比較熟。當趙映書把於汝聽的死訊告訴王開舜時，她的面部表情異常平靜。「她肯定是心裏強忍着。」王仞山的回憶證實了趙映書的猜測：「當時我正上5年級，妹妹上小學一二年級。有天回家，看見家裏人都板着臉，氣氛凝重。媽媽說，爸爸沒了。當時媽媽躺在床上哭了，要我把妹妹看好。」對於汝聽的死，王開舜在她生前撰寫的回憶錄《難圓的夢》裏寫道：「我與於雖生活只有一年，但畢竟夫妻一場，使我傷心絕望。」她曾對女兒吐露心曲：「我這輩子靠一個走一個，看來只有靠自己了。」
三
反右運動後，王開舜通過在師範學院進修，分到北京崇文區女十五中當語文教師。該校後改稱廣渠門中學，社會知名的「宏志班」就在這所學校。
此時，王開舜唯一的依靠和支柱就是自己的孩子。三個上學的孩子為減輕家庭負擔，在學校就餐時只買米飯就免費醬油拌飯吃。她自己則稀飯饅頭就鹹菜。1959年的一天，王開舜的姐姐王開頌接到胡及愚從湖南益陽瀏家湖農場寄來的信，說他在血吸蟲病醫院住了兩年，病已痊癒，刑期也滿了，正在農場放鴨子。胡及愚在信里表達了他的複雜心情：「……按理她應另結婚，會原諒她的，但又不是我所願，我捨不得她也對不起她！我已無家可歸了！」顯然，這是一封投石問路的信。王開舜的姐姐看完後，出於同情，將信轉給胡及愚的大女兒胡利年，父女之間開始書信往來。1961年過年前夕，胡及愚回到闊別已久的北京。這個過年對王開舜來說有特殊意義，這是離別多年後的親人團聚。此時，於汝聽卻正在死亡邊緣掙扎。4月6日，他離開了這讓他愛恨交加的風雪人間。
於汝聽走了，王開舜一家的苦難並未結束。文革開始後，女15中紅衛兵把黨支部書記和校長都揪了出來，命令他們喝彼此撒的尿，讓他們互相揪打，王開舜也受到衝擊。她在《難圓的夢》裏回憶：「『造反派』把我打的遍體鱗傷，剪陰陽頭（即頭髮中間剪成十字），又令我跪在地上，還不解氣，又綁在院內樹上，用皮鞭木棍抽打，接着關進牛棚，罵我是臭地主婆，反革命家屬。有一次被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後脊背，導致脊背受傷，請假看病，不被准許。後回湖南家鄉勞動負重，如背草、擔秧，竟致脊椎傷勢發展為弓形，無法伸直。」
1966年八九月份，紅衛兵開始大串聯，學校的「牛鬼蛇神都要處理，」王開舜被兩名紅衛兵押送回原籍湖南寧鄉。當時十八歲的大女兒胡利年正在北京師範學院上學，二女兒王仞山1965年報名去了黑龍江北大荒農場，小女兒王琦只有10歲。走的時候王琦扯着媽媽的衣襟哭訴「媽媽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們會餓死的！」負責押送的「董超」、「薛霸」把王開舜交給長沙公安局後，便到韶山「朝聖」去了。第二天，王開舜又從收容所被遣送到寧鄉縣公安局。她對寧鄉公安局的人說，我與丈夫十年前已離婚，父母早亡，娘家無一親人。於是公安局讓她一人獨自回娘家所在的寧鄉塔門泉麥田公社前進大隊。在這裏，階級鬥爭味道很淡，一些遠房親戚和昔日校友給予幫助。麥田公社領導認為她家不應劃為地主，而只能算是破落地主家庭，於是開證明讓她回北京去落實政策。王開舜想到回北京很難說明情況，便準備先到寧鄉縣城，然後到長沙去找姐姐。誰知汽車到縣城後，她卻在縣汽車站意外碰到前夫胡及愚。胡及愚說，他從女兒那裏得知王開舜被遣送回鄉後，怕她在農村無法生活，便自願申請返鄉，不想在此相遇。倆人經一番商議，感覺家鄉階級鬥爭沒有北京激烈，決定一起去胡及愚老家湖南寧鄉鐵沖，重新開始共同生活。
回到鐵沖，胡、王二人找到大隊書記劉濟龍為他們簽了「復婚證明」。劉為人正直、坦率，他安排胡及愚夫婦到收成好，旱澇保收的界頭生產隊。生活是艱辛的，住在茅棚里的胡及愚夫婦不但要承擔修水庫、雙搶等極其繁重的勞動，還要遭受「三隻虎」的歧視打罵和侮辱。所謂「三隻虎」，是指當地大隊的隊長、副隊長等三人。他們無惡不作，橫行鄉里，當地群眾稱他們為「老虎」。就是這三人，在1954年要求縣法院槍斃胡及愚，未獲支持。了解內情的貧下中農悄悄告訴胡及愚夫婦，胡在1953年寄回的3000元全被「三隻虎」瓜分，並未交給農會。為此他們才捏造罪狀誣告，企圖殺人滅口。胡及愚至此才了解受冤判刑由來，慶幸自己回鄉後未提及半句有關那筆錢的事。在雙搶割稻中，彎腰割稻很累，王開舜受傷的脊背彎的時間長了了就痛，要經常伸直腰站立一會，但為趕任務，，只能拼命割。胡及愚也不輕鬆，隊裏的二流子欺負他，讓他挑150斤重稻穀，摔倒在稻田裏，吐血不止。每次運動都少不了把他們夫婦拉出批鬥示眾，兩人幾次在鬼門關前轉悠。他們的女兒作為「右二代」，在文革中也備受屈辱。
1978年，王開舜落實政策調寧鄉縣教育局，在縣辦高中黃村鎮寧鄉三中高中部任語文教員兼班主任。五年後離休遷居北京。1980年2月，胡及愚的問題也徹底澄清，恢復名譽。1988年，胡及愚由長沙遷回北京，按政策辦理了離休手續。在以後的歲月中，胡及愚夫婦在北京過着平淡恬靜生活。在平靜的日子裏，不知他們是否有時還會想起曾給這個破碎家庭帶來溫暖和關懷的於如聽。
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國際書店過刊科人員合影，前排左四穿白衣者為於汝聽。
2013年4月6日定稿於平雅居
《老照片》2013年6月第89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