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片：位於蘇格蘭愛丁堡（Edinburgh）的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雕像。從技術官僚到中央計劃者，改造社會的誘惑始終存在。亞當·斯密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危險
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被廣泛認為是現代經濟學之父。雖然此前已有西班牙16世紀和17世紀的薩拉曼卡學派（School of Salamanca）和法國18世紀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等經濟學思想先驅，但是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綜合性經濟學專着。
值此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250周年之際，人們必將花費大量筆墨來頌揚他的豐功偉績，這很理所當然。我撰寫此文，心裏既充滿喜悅又略顯謙遜：分享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的十句在今天依然意義非凡的名言，以展現亞當‧斯密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我喜歡將這些觀點融入我的講座中——無論是關於市場、政治經濟學、憲政經濟學，還是關於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亞當‧斯密的著作涉獵廣泛，堪稱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時代之王」（a man for all seasons）。
教誨1：看不見的手顯威力
「他引導產業發展，力求使其產品價值最大化，目的僅僅是為了自身利益。在這一點上，如同在許多其它情況下一樣，他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實現一個並非他本意的目標……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往往比他真正想要促進社會利益的時候，更能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我從未見過那些假裝為公共利益而進行貿易的人做出過多少好事。」
亞當‧斯密最廣為人知的概念或許就是「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奧地利經濟學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對此概念的運用可謂淋漓盡致，並以此為基礎闡述了自發秩序的核心思想。尤其是英國現代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他強調了「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人類設計的結果」（the result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然而，形形色色的干預主義者（interventionists）仍然妄圖凌駕於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之上。
教誨2：人民不是棋子
「看不見的手」的另一面是社會和經濟工程。亞當‧斯密對社會工程師（social engineer）的心理進行了極具前瞻性的描述，這些人自詡為專家，卻狂妄地認為自己可以掌控整個經濟。
「制度主義者（the man of system）……往往自以為是，他們常常沉迷於自己理想政府方案的所謂美好，以至於無法容忍方案的任何細微偏差。他們會不顧一切地、一絲不苟地推行這套方案，既不顧及重大利益，也不顧及可能與之相悖的強烈偏見。他們似乎認為自己可以像在棋盤上擺放棋子一樣輕鬆地安排一個龐大社會中的不同成員。他們沒有意識到，棋盤上的棋子除了人為設定的規則之外，沒有其它運行規律；但在人類社會這盤巨大的棋盤上，每一枚棋子都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與立法機關可能賦予它的規律截然不同。」
教誨3：集體行動不能強加於人
關於「制度主義者」的引文篇幅較長，值得分成兩部分。在第二部分中，斯密哀嘆社會工程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如果政策制定者謹慎行事，既尊重人性又尊重地方知識，那麼最終結果可能只是比現狀略有改善。順便說一下，這是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2013）和美國經濟學家戈登‧圖洛克（Gordon Tullock，1922—2014）關於國家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the state）理論的基礎。
「如果這兩個原則一致且朝着同一方向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會輕鬆諧和，很可能幸福成功。如果它們相反或相悖，發展就會痛苦不堪，社會也必然始終處於高度混亂之中。」
教誨4：市場協調努力
亞當‧斯密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勞動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但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模型，供求知若渴的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學生用生產圖表進行計算。對斯密而言，它意義更為深遠，是一種克服人類局限性的合作工具：
「這種勞動分工帶來了諸多好處，但它最初並非人類智慧的產物……它是人類天性中某種傾向的必然結果，儘管這種傾向非常緩慢和漸進……即以物易物、交換物品的傾向。」
勞動分工解決了一個社會問題：
「因此，人類只能在社會中生存，其天性也使其適應這種生存狀態。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需要彼此的幫助，也同樣容易受到彼此的傷害。當人們出於愛、感激、友誼和尊重而相互提供必要的幫助時，社會就會繁榮幸福。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被愛和情感的紐帶緊緊聯繫在一起，仿佛被吸引到一個共同的、互助互利的中心。
「但是，即便必要的援助並非出於如此慷慨無私的動機，即便社團成員之間缺乏相互的愛與情誼，社團雖不那麼幸福融洽，卻也未必會解散。社團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間，如同在不同的商人之間一樣，出於對自身效用的認知而維繫，即便彼此之間沒有任何愛與情誼；即便社團中的任何人都不認為自己對他人承擔任何義務或懷有感恩之心，社團仍然可以通過按照既定價值進行的利益交換來維持。」
教誨5：自利實際上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斯密對市場協調激勵機制的潛力感到興奮。在另一句著名的妙語中，他提醒我們，市場可以將私人利益轉化為公共諧和：
「我們期待晚餐不是出於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善意，而是出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注。」
就近期的例子而言，我們不禁想起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和阿特‧卡登（Art Carden，兩人均為美國經濟研究所／AIER的研究員）。他們合作的著作標題本身就說明了一切：《別打攪我，我會讓你致富：資產階級交易如何使世界富裕起來》（Leave Me Alone, and I』ll Make You Rich: How the Bourgeois Deal Enriched the World，2020）。
教誨6：社會創造繁榮無需許可
資產階級契約有時被法國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重農主義者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用「不管不問，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法語）來描述。亞當‧斯密不僅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更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教授，他很快指出，資產階級契約在工具層面上的確是好的——但它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礎：「每個人，只要不違反正義的法則，就完全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教誨7：合作將大家聯繫在一起
斯密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比《國富論》早了近二十年。在論證市場如何通過迎合和引導私人利益來增進公共利益的同時，斯密也明確指出，人類本質上是合作的動物：
「無論人們認為人多麼自私，顯然人的本性中都存在一些原則，使人關心他人的命運，並使他人的幸福對他而言成為必要，儘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的快樂，他從中得不到任何好處。」
教誨8：存在個人責任……但要有所限制
斯密在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的同時，也對人類能力的局限性保持着清醒的認識。他警告說：
「宇宙偉大體系的管理……是上帝的職責，而非人類的職責。人類被賦予的職責要卑微得多，但也更適合人類能力的不足和理解力的局限：那就是關心自身的幸福，關心家人、朋友和國家的幸福。即便人類致力於思考更崇高的事物，也絕不能成為他們忽視卑微職責的藉口。」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市場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其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書中，也秉持着類似的理念解釋道：「（古典）自由主義完全且專門地將其關注點限定於世俗生活和世俗事業。而宗教的領域則不屬於這個世界。因此，自由主義和宗教可以並存，互不干涉。」斯密、米塞斯以及古典自由主義傳統，恰恰是對那些試圖通過世俗手段來掌控宇宙的左右翼人士的有力反駁。
教誨9：串謀威脅競爭
如果說斯密擔憂的是政治上的「制度主義者」（man of systems），那麼他也同樣擔憂企業串通起來損害消費者利益，而不是通過競爭服務市場。「即便是為了消遣娛樂，同行也很少聚在一起，但同行間的談話最終往往會演變成對公眾的陰謀，或是某種抬高物價的詭計……」
然而，斯密告誡我們不要試圖通過國家手段阻止行業串謀：「事實上，任何能夠執行或符合自由和正義的法律都無法阻止此類聚合……」但他確實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案，即促進自由貿易，減少阻礙競爭的監管：「雖然法律不能阻止同一行業的人們有時聚集在一起，但它不應該為這種聚合提供便利；更不應該使這種聚合成為必要。」
教誨10：制度驅動經濟增長
我是一名制度經濟學家（institutional economist）。最初，我投身經濟學領域，是因為我對發展經濟和消除（或至少減輕）貧困有興趣。我和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1937—2023）一樣（儘管我未必能取得同樣的成就），都對這類問題着迷。他觀察到一些國家富裕，一些國家貧窮，一些國家增長緩慢，一些國家增長迅速，並評論道：「我不明白，面對這樣的數據，人們怎麼可能不將其視為一種可能性。印度政府是否能採取某些措施，使印度經濟像印度尼西亞或埃及那樣增長？如果可以，具體該怎麼做？如果不行，究竟是『印度的本質』（nature of India）中的什麼因素導致了這種局面？此類問題對人類福祉的影響簡直令人震驚：一旦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很難再去思考其它事情了。」
縱觀過去，國際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成效確實令人惱火，原因有二。首先，它徹底失敗了——確切地說，是國際援助（internationalaid）徹底失敗了，而且耗資巨大；在那些體制內人士徒勞的努力背後，市場一直在穩步運轉，過去兩百年來貧困人口已經大幅減少。其次，經濟增長的秘訣如此顯而易見。從19世紀初的美國和西歐，到中共第一代黨魁毛澤東（1893—1976）去世後的中國，再到結束許可證制度（licensing raj，指印度在1950年代至1991年間實施的嚴格國家經濟管制體系）後的印度，以及所有擁抱全球化和市場改革的國家，這個秘訣每次都奏效。早在1755年，也就是《國富論》出版二十年前，甚至在啟蒙運動的理念被轉化為經濟政策之前，亞當‧斯密就提出了這個秘訣：「一個國家要從最原始的野蠻狀態走向最富裕的狀態，除了和平、寬鬆的稅收和尚可接受的司法之外，幾乎不需要其它條件……其餘的都會自然而然地到來。」據信，這段引文出自1755年亞當‧斯密的一次講座記錄，該記錄收錄於蘇格蘭倫理學家杜格爾德‧斯圖爾特（Dugald Stewart，1753—1828）的講義中。
用更現代的話語來講，和平的作用不言而喻，低稅率和透明的稅收也是如此。「可接受的司法行政」（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可以理解為法治。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而經濟自由與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密切相關。新發展經濟學（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摒棄了由體制內的官僚自上而下強加的複雜宏觀經濟政策，提出了一種激進而簡明的解決方案：聚焦於微觀經濟學、制度、激勵機制以及奧地利學派傳統中的知識傳承。
斯密警告我們，當自負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忽視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時會發生什麼：「所有阻礙這個自然進程、強迫事物進入另一條道路或試圖將社會發展停滯在某個特定階段的政府都是不自然的，為了維持自身，它們必然會採取壓迫和暴政的手段。」
由此，我們得出亘古不變的真理：暴政是貧困的催化器，而自由則是繁榮的助產士。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的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出版物《每日經濟》（The Daily Economy）。
作者簡介：
尼古拉‧溫澤爾（Nikolai G. Wenzel）是西班牙赫斯佩里德斯大學（Universidad de las Hespérides）的經濟學教授，也是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副研究員。他是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莫利納里經濟研究所（Institut Economique Molinari）的研究員，也是總部位於德州的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由經濟學家、企業領袖和其他古典自由主義支持者組成的國際性組織）的成員。
原文：10 Enduring Lessons From Adam Smith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