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的兩個異常：一邊是存款利率跌破1%；一邊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按照傳統的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或利率平價理論，中美利差倒掛如此嚴重(美聯儲維持高位，國內存款利率破1%)，人民幣理應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因此，匯率「逆勢走強」(或利差倒掛下的反常穩定)，確實違背了完全自由市場下的資本流動規律。
這種傳統規律的「打破」，恰恰是因為資本賬戶非完全可兌換和強力的宏觀審慎工具(如逆周期因子、離岸央票、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等)。也就是說，它不是規律失效了，而是引入了強大的外生變量(行政與管制)。麥金農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論，核心特徵就是政府通過控制利率和資本跨境流動，使實際利率低於市場均衡水平。
這樣做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降低公共部門(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國有企業)的債務利息負擔。當老百姓的存款利率(名義利率)被壓低，甚至實際利率(扣除通脹)極低時，實際上就是儲戶在補貼債務人(政府和泛財政主體)。這是一種隱形的「財富轉移」或「鑄幣稅」，本質上是用居民端資產負債表的損耗，來空間置換企業和政府端的債務展期(通過低息化債、地方債置換等)。
金融抑制最大的代價就是資源錯配。資金無法通過價格(市場化利率)流向效率最高的私營部門，而是被定向輸送給需要剛性兌付的債務主體，這必然導致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下降。以時間換空間」意味着壞賬沒有被真正出清，只是被拉長、平攤到了未來。長期壓低利率還會導致銀行淨息差(NIM)極度收窄，削弱銀行體系自身的風險抵禦能力和資本補充能力，從長遠來看，這反而是在銀行體系內部「蓄水」積累系統性風險。
經驗事實表明，在利差倒掛背景下本幣匯率的逆勢穩定，映射出宏觀審慎當局對跨境資本套利機制的有效阻斷。在此約束下，內生性低利率政策成為化解存量公共債務的政策工具：通過壓縮負債端成本，政策通過隱性契約將部分債務重組成本內生化地轉嫁至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這種基於非出清狀態的逆周期跨期均衡，雖在短期內維繫了信用鏈條的穩定性，但長期來看，其內生的負外部性顯著：不僅壓制了銀行的內源性資本補充能力，更因價格信號失真降低了資本邊際產出效率，從而對全要素生產率(TFP)的長期增長形成統計學意義上的負向約束。
（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