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肄業生，掀起了一場學術界打假風暴。
自2026年4月9日起，自媒體博主「耿同學講故事」連續發聲，質疑生物醫學領域五位教授發表在《自然》（Nature）及其子刊上的論文存在數據造假。
被點名者都頂着「傑青」或「長江」的「帽子」，這被視為僅次於兩院院士的人才計劃。在科研圈裏，「傑青」俗稱「小院士」。
最早被「打」的，是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2026年5月6日，距離耿同學公開舉報尚不足一個月，同濟大學公佈調查結果，認定涉事論文的實驗數據存在學術不端。
作為論文的通訊作者，即課題的總負責人，王平被免去生科院院長職務，專業技術崗位等級下降兩級。
如此迅速的處理，在以往高校查處學術不端事件中並不多見。
接着，耿同學又舉報了四名教授發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論文中疑似數據造假。其中，涉及中山大學兩人，南開大學和上海大學各一人。
因涉及學者數量多、級別高，疑似數據造假的手段粗糙，再加上涉事高校對此迅速作出回應，這場打假備受社會關注。
打假的影響已傳導至高校。一所涉事高校啟動論文自查，要求上報可能存在的學術不端情況，並稱「主動上報可酌情從輕處理」；也有學生向耿同學反饋，導師已開始要求他們提交實驗原始數據。
一位生物醫學領域教授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老師們眼下擔憂的是，過去某篇論文裏，學生提交的實驗數據是否也「埋着雷」，「弄不好現在就要爆炸」。
在他看來，更重要的不是一味加壓與懲罰，而是追問造假為何屢禁不止，進而推動制度性優化。
「造假還造這麼簡單」
2026年4月7日，耿同學建的微信群「畢業論文打卡群」里，有人轉來一篇公眾號文章，質疑同濟大學王平團隊發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論文數據異常。
文章附的圖表裏，有兩列數據的差值全是0.3；還有兩列數據的差值呈規律性的加減；第5列數據的末位數字則全是5。涉事論文發表於2025年1月，題為《人類HDAC6通過感知纈氨酸豐度來調節DNA損傷》（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
「這也太懶了吧，」群里有人吐槽，「造假還造這麼簡單。」有人附和，「哪怕用個隨機數呢？」
即便長期關注圈內的學術造假，耿同學也被這樣的「漏洞」震住了：發佈在頂級期刊上的論文竟能留下如此拙劣的破綻。
「如果不是我親眼看到，我都不會信。」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耿同學並非外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攻讀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時，他就開始做自媒體，網名從「耿同學想當老師」，到「耿同學想退學」，最後變成了「耿同學講故事」。2025年，讀博第五年，他辦理退學，之後全職運營賬號，定位是生物醫學科普，全網粉絲有三百多萬。
這個二百多人的「畢業論文打卡群」，最初是他幾年前為互相激勵畢業論文寫作而建，後來就成了粉絲聊天群，不時分享科研圈的「瓜」。其中的活躍分子，多是生物醫學領域的學生。
在學術打假中，生物醫學佔據了大量比例。耿同學解釋，這和學科特點有關：生物醫學不像數學物理，依賴邏輯推演，而是更多依賴實驗結論，需要大量的數據和圖片，這就給造假者提供了空間。
不過，對群友而言，很多人是頭一回把注意力放到「原始數據」上。
一方面，只有少數學術期刊要求作者提交並公開原始數據，這些數據並不在正文呈現，而是以附件形式上傳。生命科學領域三大頂尖學術期刊《自然》、《細胞》（Cell）、《科學》（Science），目前只有《自然》及其子刊在2022年後對論文作者公開原始數據提出硬性要求。
另一方面，科研人員平日很少去翻論文的原始數據。多位生物醫學領域研究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通常只有在重複實驗時遇到問題，才會倒回去查看原作者的實驗數據比對。
更棘手的是，原始數據的體量之大，幾乎沒法靠「人眼巡邏」。
「畢業論文打卡群」里轉發的那篇文章，出自國內生命科學領域自媒體iNature旗下的「誠信科研」團隊。團隊學術顧問劉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然》及其子刊一篇論文平均約6500個數據點，想在海量信息中逐一核查，幾乎不可能。
早在2024年，團隊成員就發現王平團隊此次被打假論文中的圖片問題：不同時段的實驗圖像出現重複；不同實驗使用同一圖像，僅做了明暗度調整。之後，他們將疑點匿名發佈在同行評議論壇PubPeer上，學者常在這一平台對已發表論文提出質疑。
論文的第一作者金佳麗在PubPeer上回應稱，圖片問題是因為圖版位置錯誤，已聯繫編輯勘誤。事發時，金佳麗是同濟大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癌症中心研究員。
本以為風波就此結束，數據問題卻又浮出水面。
2025年年末，「誠信科研」團隊與第三方公司合作開發AI工具，用以識別論文中存在的數據錯誤。也因此，王平的涉事論文又進入團隊視野。
接到線索的4月7日晚，耿同學從《自然》官網下載了王平涉事論文的原始數據，發現了更多蹊蹺：一張表格里，多數數據只保留到小數點後一位；少數保留到小數點後兩位的，末位幾乎只在4和5之間跳動。另一張圖表的280個數據中，末位為5的竟有212次。即便不懂生物醫學，也能看出這背離了實驗數據末位應隨機分佈的常識。
4月9日，耿同學發佈打假視頻。一周後，同濟大學發佈情況說明，稱已成立調查組並啟動調查程序。
2026年4月9日，耿同學指出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發表的一篇論文存在數據造假，開啟了一場學術界打假風暴。（圖片來源｜@耿同學講故事視頻截圖）
「勿枉勿縱」
2026年5月6日，同濟大學發佈情況通報：經查驗實驗數據、訪談相關人員等工作，確認王平團隊論文中被質疑的14張圖表所涉實驗和數據由金佳麗完成和提供，存在學術不端、記錄方式不規範和圖片誤用等問題。
金佳麗因此被解除與學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關係。
校方同時認定，王平對實驗數據和論文質量「失察失管」，未盡到通訊作者在數據真實性、可重複性等方面的應盡責任。處理結果是，免去王平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職務，專業技術崗位等級下調兩級，取消其崗位聘用、工資晉級、職務晉升、科研項目申報、評獎評優等資格24個月。
王平回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2026年5月19日，他短訊回復稱，「現在不是很合適」。
同濟大學處理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超出了多位受訪學者意料。在此之前，對學術造假的舉報往往難以獲得高校回應。
耿同學沒有停下打假的步伐。王平事件後，陸續有網友向他提供線索。他隨後又舉報了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佺、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鄺棟明、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實驗研究部副主任康鐵邦和上海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院長蘇佳燦，認為他們發表的論文同樣疑似數據造假。
涉事的三所高校均已發佈情況說明，稱已第一時間成立調查組。截至發稿，尚未公佈調查結論。
2026年5月22日，《自然》系列期刊發言人回應南方周末記者稱，已注意到相關論文，目前仍在調查中。
被耿同學舉報的5名教授，均為涉事論文的通訊作者，也即課題組負責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簡稱PI），在學生口中常被稱為「老闆」。
國內高校普遍推行的PI制源自美國科研管理模式，由PI統籌資源，負責課題申報、經費使用與成果管理等。
一所「雙一流」高校藥學院教授王敏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國內課題組的分工有三層：研究生負責一線原始數據採集；博士後、講師或副教授完成初步加工與分析；最終由PI在科學問題與結論層面把關，繼而提出理論創新。
當數據到PI手裏時，原始數據已被加工成柱狀圖或曲線圖等統計圖表。
在王敏看來，當一個團隊幾十名研究生同時推進多項課題時，PI沒有精力核查所有數據，即便進行了核查，也難以發現所有問題。
類似困境並非中國獨有。1996年，時任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發現，組內一名研究生在多項關於白血病遺傳機制的研究中系統性地偽造了實驗數據，最終導致柯林斯作為通訊作者的5篇論文被撤。
十年後，《細胞》雜誌採訪柯林斯時，他坦言，這起事件徹底改變了他管理團隊的方式。「以往我只從技術層面審視實驗數據，卻從未懷疑數據本身的真偽。如今，這份警惕已然刻入日常。」
「PI也不是萬能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冬雁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搞科研工作的一個特點，就是研究組內要有基本信任。「把所有人都當成賊，這樣的邏輯也不對。」
當然，他認為PI作為項目負責人，肯定需要承擔責任。但責任輕重，具體案例還需具體分析：當前論文裏的問題，究竟是少數圖表錯誤，還是全篇大面積失真？造假髮生在學生、老師，還是團隊多環節？如果PI承擔監管責任，又該如何衡量「失察」的程度？PI平日是否審查組員結果？是個體行為，還是多人合謀？
「要勿枉勿縱，分清責任，不要搞輿論審判。」金冬雁強調，「得讓學術回歸學術。」
「怪象」
「AI系統什麼時候能上線？」耿同學事件後，「誠信科研」團隊學術顧問劉盼收到好幾位生物醫學領域老師的問詢。一位老師的論文即將投稿，擔心數據「踩雷」，想先用AI自查一遍。
華人學術偵探、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小鼠神經行為中心主任楊沐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AI在識別生物醫學領域的圖像造假上已逐漸成熟。她2020年入場學術打假，「前兩年幾乎打不出來成果」，到2022年左右開始藉助AI，撤稿量才有顯著提升。迄今，她推動撤稿約350篇。
對一些研究者來說，投稿前讓AI把數據和圖像「過一遍」，正在變成新的自保動作。
類似的自查壓力，也開始在一些實驗室內部顯現。一所高校的科研助理留意到，他所在課題組的PI在組會上更認真地核對原始數據，還比對出學生提交的數據與實驗儀器上的記錄有出入。
不過，受訪學者和學生均認為，僅靠「加碼核查」並不能一勞永逸，應當追問造假背後的制度性誘因。
「千萬要杜絕的是打靶式科研。」一所「雙一流」高校生命科學院教授魏國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一旦導師先有了結論，再讓學生往裏填，做不出來被硬逼着做，就容易出問題。
前述「雙一流」高校藥學院教授王敏直言：「壓力是導致數據注水的最大根源。」在當下的評價體系里，不少職稱、人才「帽子」等評定都卡着「年齡」，「每個老師都希望數據真實，但也希望最快拿到數據」。
例如，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設立的青年科學基金項目（C類），被認為是面向科研青年的「第一桶金」，要求男性未滿35周歲，女性未滿40周歲；申請青年科學基金項目（A類），也即俗稱的「傑青」，要求男性未滿45周歲，女性未滿48周歲；兩院院士增選，年齡原則上不超過65周歲。
北京一所高校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吳雨婷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過一次組會：一名研究生沒完成當周任務，導師當眾責問，「你就相當於這周什麼都沒做唄？」「我當初招你進來是對你飽含期待的，現在很失望。」
即便是旁聽者，她也感到「心驚膽戰」。在她看來，學生常被推向兩個選擇：要麼繼續提交沒那麼吻合預期的數據，被要求反覆重做；要麼「美化」數據，讓圖像更「好看」，實驗才能繼續。
「沒有任何一個PI會明着說『你就給我去造假』。」南方一所高校臨床醫學專業的博士生姚遠說，有的老師會精神施壓：「為什麼別人行你不行？」「錢花了，時間花了，為什麼我要的結果還沒給到我？」
「科學研究不是投錢就一定有產出。」魏國棟說。他主持的課題周期通常在三四年，有的做到一半耗費巨大卻仍推不動，「該停還得停」。
為避免學生造假，他更傾向招收「少一些功利心，不太要強，比較老實」的學生。但「對一個人的判斷要看很多年」，因而他主要從長期觀察過的碩士生中遴選博士生。
對學生來說，除了導師壓力，還有畢業壓力。
耿同學2025年退學，也和自己實驗進展不順有關。博士學制通常4年，最長可延至6年，2025年是他讀博的第五年，「快要畢業了，換句話說，也快畢不了業了」。
他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採訪時回憶，做動物實驗動輒數周乃至數月出數據，失敗更是常態。他舉例說，要論證一個藥物更有效，同樣的實驗重複20次，其中19次是陰性，1次是陽性，這算不算有效？「理智告訴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這麼多實驗，拿到一個結果，你告訴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多位受訪學生向南方周末記者提起一個「怪象」：往往臨近畢業時，同學實驗的成功率突然變高。
「科研失敗率本來就很高，」姚遠說「但念到博士的人，作為優績主義的勝出者，難以接受自己拿不到畢業證。」
2026年5月4日，耿同學舉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實驗研究部副主任康鐵邦發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論文存在數據和圖像造假的嫌疑。（圖片來源｜@耿同學講故事視頻截圖）
無奈
6年前剛做學術偵探時，推動論文撤稿，甚至有人因她的打假失去工作，都會讓楊沐感到興奮。如今，她不再盯着被她打假的個體。
在她看來，大多數人都被日益內卷的風氣推着走。只處理某個造假者，「是一種很懶的解決方式，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耿同學也在視頻里說，他想做的並非曝光更多人，而是讓學術研究更真實。他建議，學院可招募組建團隊，以第三方身份對校內教師已發表論文開展重複實驗。
王敏介紹，大型藥企的研發部門，往往設有獨立的質量控制部，核實原始數據並進行第三方監督。而高校受限於人力和經費，類似機制尚未建立，也為監管留下空當。
國內一家關注科研誠信的研究團隊「5GH」負責人伍廣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放眼全球，如何推動重複實驗，仍沒有成熟方案。
他曾和一支瑞士團隊交流，對方計劃用4年檢查100項社會學研究是否存在錯誤。兩年多過去，到2026年年初只完成了8項。
伍廣亨覺得，這類工作難以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原因之一是重複實驗缺乏創新性，難以換來發表文章的機會。另外，不確定性極高，「就像買彩票一樣，找出有問題的文章概率很低。即便『中獎』，收益也不高」。
楊沐則把問題延伸到出版機構。「學術界要發文章，出版機構要賺錢，兩者互相依賴。」而目前，從論文投稿到發表，出版機構並不會審核原始數據。
魏國棟多次參與《Nature》子刊審稿。他解釋，審稿人並不負責檢驗數據真偽，而是「默認它是真實的」，主要審核邏輯上是否自洽、有沒有數據閉環、哪些實驗有瑕疵，以及是否需要補充對照等。
他覺得，當前對數據的校正，多發生在論文發表後。比如，一項研究引發國際學者重視後，跟進研究就能檢驗其數據是否可靠，「發表一篇論文並不算一個科學成果，它的評價究竟好壞，還是需要時間來檢驗」。
楊沐則建議，出版機構應投入更多人力用於科研誠信。
她曾與《自然》的出版機構施普林格·自然、《細胞》的出版機構愛思唯爾的工作人員接觸。在她看來，相較發表論文的數量，兩家的科研誠信團隊人手明顯不足，「愛思唯爾大概一百人出頭，施普林格·自然大約三四十人」。
前不久，楊沐與愛思唯爾科研誠信團隊工作人員開會，得知一個數據：她累計向愛思唯爾提交了約3300份學術打假報告，對方目前只處理了600份，不到五分之一。
「我一聽就傻了。」這位每周花費30小時打假的學術偵探，打算接下來減少工作時間。這多少有些無奈，「他們還在處理我2024年提交的報告」。
（為保護受訪者，文中王敏、魏國棟、吳雨婷、姚遠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