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劉再復🙏🙏告別李澤厚🙏🙏告別不了的革命
李澤厚（1930-2021）先生去世時，老茶在Clubhouse上開了個房間隆重紀念他。房間的題目很長：
「告別李澤厚，告別不了的革命。澤國一葦渡，厚德載湖湘。批判之批判，三論改史觀。歷程終於美，情本歸道山。嗟乎哲人萎，江盡曲不散。」
其中提到李的六本書，文字美輪美奐，思想玄而又玄，引領時代風騷👍
其時，查立@Himalaya_bear1分享了他和李先生的美好故事。李幫助輟學的他出了第一本譯書，康定斯基的劃時代著作《論藝術的精神》。
約1991年，我們「三隻貓」去李澤厚寓所拜見他，夫婦倆都很友善。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臨走前，他送我們一本小書《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一篇論文的單行本。
不恭地說，當時對李很失望，不過膽小如鼠一文人。
1989年5月13日李澤厚與蘇曉康等去「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勸說學生，蘇尚侃侃而談，李一直瑟瑟發抖。
文人膽小，不是過錯。但膽小者去奢談革命，其實有點滑稽，畫風不對。
無論怎樣定義革命，暴力也罷，和理非也好，政權的轉移都該是其中必有之義。否則就是反革命了。
告別革命，當然中共歡迎得很，從此紅色江山永固。
如果李、劉以此書作投名狀，獲得自由進出牆國的資格，尚可以理解。但李對此卻認真起來。
秦暉記述：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時，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發了一組反思文章。李澤厚看了很興奮，寫了篇讀者來信夸這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賀」，說這「使我更堅定自己的『告別革命』論」云云。我們覺得有點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說你讀錯了，我們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還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頭主義導致民粹主義，專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導致革命的危險，因此「堅持正義比『告別革命』更重要」，實際上這是為改革敲警鐘的。
結果李澤厚面子可能有點掛不住，又寫了一篇措詞很強烈的《以俄為鑑，避免革命》，說我這才發現你們的「本意所在」，你們是要「在近日數千萬人下崗的中國現實環境下促動革命」，那口氣就像在揭發「亂臣賊子」了。
我們回應說：其實早在1990年，即還在李先生「告別革命」之前數年，我們就曾在國內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義，警惕轉型社會的民粹主義危險。但我們認為，決不能以寡頭主義來反對民粹主義，因為寡頭主義與民粹主義看似相反，實則相成，以前者反後者猶如以油滅火，適足以增加民粹主義「革命」的危險。以俄國而論，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確「醞釀有因，由來有自」，問題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難道至今還相信《聯共（布）黨史》的誇耀，以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號布爾什維克的那幾個「激進知識分子」「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促動」的？
其實前沙皇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預見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將使俄國陷入「嚴重的革命動亂」，而憲政進程的中斷則是斯托雷平時代的一大錯誤。維特該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別革命」吧，但他對何以會有革命的認識卻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義」的方式謀「發展」於先，以不講憲政民主的方式求「正義」於後，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軌跡嗎？
16年後回頭看，其實今天「革命」議論的語境和當年並無實質變化，只是問題似乎更尖銳了。不過今天引起議論的托克維爾觀點與當年李澤厚先生的觀點倒很不一樣，其實托克維爾並不是個「告別革命」論者，多讀幾本他的書（不止《舊制度與大革命》）就知道，他不僅對美國革命是肯定的，對法國革命總體上其實也是歡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賓專政。他搞法國與美國的比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國的「舊制度」而排斥無論何種的「革命」，他只是遺憾法國的「革命」未能像美國的那樣處理好民主與自由的關係，避免雅各賓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結論更不是像李澤厚那樣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靠「發展」來消弭「革命」，恰恰相反，《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題之一就是指出法國革命並非因為經濟不繁榮，革命正是在「發展」成就不小的條件下爆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