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毛澤東的督促、鼓動，捕、殺人出現失控狀況，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殺人控制指標，尤其是殺人指標。貴州省委提出殺人數應達到總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決問題。西南、華南也要求突破指標。到1951年5月初，廣東、廣西兩省已經逮捕188679人，處決了57032人，其中廣東4月1個月即處決10488人。到四月底，華東地區共逮捕了358000餘人，處決了108400餘人，占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七八；中南地區到五月上旬，殺人超過20萬，接近人口總數千分之一點五。
這種捕、殺無序的情況，引起一些地方黨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前夕，中共山東分局即下發通知，規定，"山東無論在農村，無論在城市，鎮反殺的比例數，均應低於千分之一為妥"。（因為山東已經進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經殺了不少地主、惡霸，加起來早已超過千分之一的指標—筆者）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說："目前已個別發生逮捕範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且現已開始牽涉內部（地下黨、企業、政府、機關），與隱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更需要精細"，"我們擬即收縮—捕殺範圍加以限制，更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鬥爭。"他是最早提出鎮反收縮、限制捕殺範圍的省委領導。但是毛澤東沒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殺，並把處決人犯批准權收歸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達後，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從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這四個省又處死了5萬多人，且大多數沒有經過省委批准。由此看來，解鈴還需系鈴人。要糾正大捕、大殺的無序狀況，還得毛澤東親自出馬，發指示糾正才能見效。
毛澤東對殺人越來越多而且已經失控的狀況開始感到擔憂。4月20日，他致電各中央局書記，要求控制殺人比例："雖然2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是現在西南已達到千分之一，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亦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方已超過。一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的太多，不要規定一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分批集中生產"，"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計算，西南、中南、華東三區就有15萬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產力"（就是說，如果這三區按原來計劃殺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點五，就可以少殺15萬人以上，而實際上都超過千分之一，如果達到千分之一點五，則多殺30萬人—筆者），"貴州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一萬多一點，留下一萬多不殺，已經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這樣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況為由，允許貴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標，那麼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標多殺也沒有關係，糾正錯誤不堅決—筆者）。接着，他電告華南分局領導人："根據華南已殺五萬七千多，現押犯人尚有十六萬多的情況，華南兩省一市（廣東、廣西和廣州市—筆者）和豫、鄂、湘、贛一樣，從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個月，集中力量清理積案，總結經驗，教育幹部"。由於允許貴州突破指標，他的這一指示，華南兩省一市也不會堅決執行。
毛澤東這時感到光有他的批示、電報還不足以制止這一股強勁的捕人、殺人風，必須立即開會，把地方"諸侯"找來，當面親自佈置剎車，否則將會有更多的人頭落地。
"決議"一出台，中央立即轉發，電告各地，大規模的捕人、殺人風，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於慣性作用，會後有些地方仍然捕、殺了一些不應該捕、殺的人。如華東地區1951年5月統計共拘捕人犯358000名，殺了100840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統計數字是：捕了468385名，殺了139435名，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後幾個月里又逮捕了110000人，處決了40000人，所謂停止捕人、殺人四個月，打了一個大折扣。但是，隨着《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逐步貫徹，各地捕、殺人的勢頭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國實際捕、殺人數字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二、第三階段兩年時間裏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總數只有1951年初那幾個月捕人、殺人數字的四分之一左右，顯然，"決議"起到的作用是肯定無疑的。
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已經過去60年，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經過多年的戰爭，人民需要休養生息。新政權建立後，當政者應該採取寬容的政策，儘量彌合社會裂痕，贏得社會各界的擁護和支持，除非是非殺不可的人，不要輕易殺掉。日本侵華戰爭中遺留下來的1107名戰犯，他們每個人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幾年後就被特赦回國，而國內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沒有血債，沒有嚴重現行破壞活動，為什麼就不能給他們一條活路，非要殺掉呢？！如貴州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81個縣的縣長，在人民解放軍解放貴州時，有的起義、有的投誠，有的被捕後釋放，個別的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大多數人已經做了處理。可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片喊殺聲中，被全部殺掉。難道他們的罪行比日本戰犯罪行還大？對判處死刑的人，為什麼要那麼草率？安徽省桐城縣擬將16名反革命處死，報安慶地委審批，地委審查全部否決，退回來。縣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為同意，竟沒有拆開看批文內容，將16人拉到刑場槍決。這16人中有5個偽保長，4個三青團區分部委員，3個憲兵，2個一貫道壇主，6個地主。16個人沒有一個人有血債、沒有強姦婦女的行為。事後檢查，有11個人連逮捕條件都不夠，必須立即釋放。阜陽專區在槍斃幾個惡霸地主時，把同他們睡過覺的幾個"破鞋"也給槍斃了，其罪行是"不爭氣，給勞動人民丟了臉"。還有那些被錯殺的無辜的人，如很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腦袋幹革命，躲過國民黨特務無數次追殺倖存下來，卻被自己人給殺了，更是讓人匪夷所思。
由於沒有認真總結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在以後開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一再重複這些錯誤，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第一次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過後，接着是內部肅反，農業合作化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反右派鬥爭，大躍進運動，"四清"運動，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公安部門根據中央要求，都要佈置對敵鬥爭的內容，把鎮壓反革命作為推動這些政治運動順利進行的重要手段，所以1976年前，我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直沒有真正停止過，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條"、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專案審查等，還在繼續鎮壓反革命，同樣，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序辦事，完全是無法無天，使中國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極大的摧殘與傷害。
（作者為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