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林批孔」風雲人物楊榮國
1973年「批孔」運動中，楊榮國迎合江青等發動批林批孔的需要，對其《簡明中國哲學史》一書作了相應的修訂，在書中加入了關於儒法鬥爭的內容，並寫下了《孔子：頑固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一文，獲得毛澤東的讚賞，寫下「楊文頗好」的評語。
之後，楊榮國扶搖直上，成為大紅大紫的「批林批孔」學者，為江青一夥發動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立下汗馬功勞。
客觀地說，「反孔」是楊榮國一貫的學術思想，這篇文章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指揮捧下出籠，不必過分苛責。但為學界所質疑的是文章突破了最起碼的學術底線，拋棄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如他在《儒法兩家的鬥爭和孔子反動思想的影響》中說「南子長得漂亮，孔子對她有野心，特地去會見她，由此可見孔子的所謂品性，所謂道德，看出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孔子並不那么正派」，這幾乎是對孔子進行人身攻擊了。
當江青等借反對「走後門」發難，把矛頭對向周總理等老幹部時，楊榮國又在其批孔巡迴報告中不顧歷史學家的本分，妄將「子見南子」解釋為孔子「想到衛國去做官，走內線」，以及「孔子走後門，想通過南子在衛君面前講些好話，使自己能在衛國上台，做大官」等等。
因此，一些業內學者認為楊榮國不僅僅是被「四人幫」利用，而是相當主動地投靠，完全背棄了一個學者應有的良知和道德底線。
五、陳寅恪得意弟子周一良
（一）作為被「公認可以傳陳寅恪之學」的陳寅恪得意弟子，卻早在文革前就與老師異趣殊途，漸行漸遠。他醉心政治，努力緊跟，歷次政治運動都沖在前面。文革中，他燒掉博士證書，認為「過去幾十年遠離革命，如今不應再失時機，而應積極投身革命，接受鍛煉和考驗」，他還較早加入造反組織，成為少見的造反學者之一。
（二）周一良的表現得到了肯定，很快就被招入臭名昭著的「梁效」寫作組。他以「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的奉獻報答組織，炮製出一發發重磅炸彈，為能「服務於革命路線」而欣喜若狂。
四人幫倒台後，他面對組織的審查，面對學界的指責，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章「配合甚囂塵上的儒法鬥爭，……客觀上也構成'四人幫』反革命輿論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又極力為自己開脫，以「我自己還以為是為毛主席革命路線出力」自辯，用輕飄飄的「畢竟是書生」的太息來自嘲，用「組織上調我進梁效，並非個人報名，談不到經驗教訓。」來自解。唯獨缺少深刻的自省。這與同是北大教授、同樣陷入梁效的馮友蘭先生成為鮮明對照。而周一良先生的「一個老朋友」譴責他「無恥之尤」，被一些人認為也不算過分了。
六、左翼詩人袁水拍
「文化大革命」初期，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袁水拍成了重點打倒的「大判官」，曾自殺未遂。73年以後，五七幹校的人陸續回城，原來的領導幹部有的被結合，有的被冷落；有的升遷，有的黜降。袁水拍不僅重新「登場」，而且在1976年高升文化部副部長。有人說是因為江青滿意他在批判《武訓傳》時的表現而主動籠絡，但更多的人把這歸於袁水拍的阿諛逢迎，據說有人還背地裏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袁會拍」。
「四人幫」垮台後，袁水拍成為被清算對象。文化界一些同人對他多有詬病，不屑往來；與他同在《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小組工作過的老同事錢鍾書，在札記中寫道：「袁水拍諂附『四人幫』得官，事敗被唾罵，輒曰：吾妻欲吾作官，勉從其意，故降志為之。」穆旦在給巴金的信中說：「聽說袁水拍正在挨批，因為他是文化部副部長。大概為『四人幫』染污了，很可惜。」詩人曾卓說：「袁水拍『文革』中當上文化部副部長，對徐遲這樣一些老朋友也不理，最後在寂寞冷清中死去。」
袁水拍自覺無顏面對故人。蟄居家中，悔恨苦悶，心情極度壓抑。直到1982年去世。
七、一枝獨秀的作家浩然
（一）1972年，浩然出版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成為了那個年代裏唯一被江青等人認可的作家。有一句順口溜說「八億人民八個戲，中國作家一支筆。」這個一枝筆就是指浩然。
對於浩然在文革中的創作，很多人持否定態度，認為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貼上了鮮明的文革標籤，是典型的「奉命文學」。但浩然對此卻採取了一種相當頑固的態度。1998年，他發表言論稱：「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後來有文章說，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覺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他「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蹟，亘古未出現過的奇蹟"。
他的這番言論引發了一場被稱為「奇蹟」之爭的軒然大波。批評者說，浩然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蹟」，一個大言不慚、自我吹噓、自我膨脹的奇蹟。也有人為浩然辯護說他在文革中的創作是時代的裹挾，但卻幾乎沒有人贊成他對《金光大道》的固執評價。
（二）浩然在「文革」初擔任北京市文聯文革負責人，曾在老舍自殺的前一天，將被中學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對老捨實行保護，但也有人指責他應對此承擔一定責任。
（三）浩然在文革期間一直受到江青的關愛和籠絡。據傳曾有意讓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浩然則自辯說:「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順水推舟地沿着他們開出的路子往前推進，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
又通過採訪者之口表示：「江青對自己好，誰也不能對他怎麼樣，可以換來的就是安靜的寫作環境，這就是浩然最真實的想法。」「他沒有往上去爬，沒有利用江青去干很多事，其實如果他想，就會很容易。他沒有給江青寫過效忠信，沒有跟江青單獨求見，都是很被動地接受江青給他的任務」。
然而，很多人對他的自我表白並不認可。
八、著名鋼琴家殷承宗
（一）1967年，他把鋼琴搬到了天安門廣場，連續彈了三個下午的革命樂曲。此舉得到江青的肯定。
（二）他編寫的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進入「准」樣板戲之列。殷承宗的這些探索，被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所利用。江青親自為他改名叫殷誠忠，由此備受賞識，成為中央樂團首席鋼琴演奏家，並出任中央樂團的團長。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被列入「四人幫」組閣名單，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文革後殷承宗受此牽連，被隔離審查至1980年結束。很多人在質疑其文革錯誤時也為之辯護，認為這是為了保護「鋼琴生命」而作的一種妥協。
1983年移居美國，成為享譽世界的鋼琴大師。
